香港:邓丽君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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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邓丽君歌迷会会长张艳玲一见面,就递过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邓丽君逝世20周年纪念音乐会的请柬,这场名为“永远的邓丽君”的演唱会由香港青年爱乐乐团主办,定于今年母亲节、邓丽君忌日两天之后的5月10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在香港文化中心琳琅满目的海报中,和这场音乐会的广告摆在一起的,还有一部音乐剧,叫《感受邓丽君》,从5月8日演到10日。5月6日,张艳玲还要带领会员赴台湾金宝山邓丽君墓去献花,往年都是电话订花,请台湾本地的花店代劳,今年是20周年,便格外隆重一些。“不只是忌日,生日也送花,一年好几次,我们都有聚会活动。”张艳玲说,“邓丽君小姐逝世20年了,我们这个歌迷会1976年成立,到明年也要满40年了,我们纪念邓丽君,不是临时,也不是额外,已经变成了一种日常习惯。”

      香港现在留存邓丽君足迹的地方已经不多了。70年代后期,邓丽君曾经数次登台大放异彩的铜锣湾利舞台(Lee Theatre),2001年2月开完最后一场演唱会后被拆迁重建,如今已经变成了时代广场旁边一个普普通通、游客穿梭其间的购物中心。邓丽君位于赤柱佳美道18号的故居,在她逝世后曾经短暂地开放为纪念馆供人参观,休馆之后于2004年被转卖他人,又经历了重新装修,面貌全改,目前变成私人宅邸。邓丽君当年签约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宝丽金的录音棚位于九龙区弥敦道231号嘉利大厦11层,1996年11月20日,邓丽君逝世之后一年多,嘉利大厦发生了一起震惊全港的特大火灾,录音棚烧之不存,邓丽君、许冠杰等人的一批录音“母带”也在大火中悉数被毁。唯有红磡体育馆,这座不仅承载了邓丽君,后来也承载了许许多多其他歌星传奇的场馆还屹立着,却在风吹雨打中显得分外沧桑。

      对比今昔,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总裁、原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著名监制人冯添枝不禁显得有几分伤感,“现在的香港在设施方面很落后了”。但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在华语歌坛的地位可谓是独领风骚,这也正是邓丽君在香港崛起的年代。

      签约宝丽金

      在台湾,邓丽君作为大陆移民第二代,被略带几分排挤意味地视作“外省人”。在香港,邓丽君是从台湾来的歌手,也是外来,可是60年代的香港有一种“崇洋”情结。“香港之外,都是可供崇拜的‘洋’,台湾当然是‘洋’,就连澳门也是‘洋’。”冯添枝笑道。

      在香港人的记忆里,60年代末70年代初,香港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台湾潮”,从台湾来了一批歌手,有青山、姚苏蓉、尤雅等人,邓丽君只不过是其中一员,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位。1971年,邓丽君18岁,进军香港歌坛一年,拍了一部名为《歌迷小姐》的电影,演唱了主题曲,上了刚刚成立三年的TVB的“欢乐今宵”。曾任“欢乐今宵”节目主持人的邓英敏介绍说:“所有的歌星要在香港表演,唯一的平台就是‘欢乐今宵’。台湾歌手要来香港演唱,要宣传,必须上这个节目唱歌,接受访问。”

      那个时候,邓丽君在宇宙和丽风两家唱片公司已经先后录了很多张专辑,但还没有一首成名曲。她的曲风以民谣、小调为主,人称“娃娃歌后”,香港乐评人评价她为“可爱”,“声音和个性都十分容易让人接受,可说是个毫无个性的个性者”。1972年6月,香港成立了“青丽之友会”,这个歌迷会并不是邓丽君“粉丝”专属,“青”指青山,还包括一部分青山的“粉丝”。

      “事实上,这股‘台湾潮’的根扎得并不深,从1969年开始,到1971年,两年多的时间,慢慢就退下来。与此同时,两家跨国唱片公司,开始在香港正式全面作业,一家是百代唱片公司,另外一家就是德国的宝丽多唱片公司。”冯添枝说。

      宝丽多进军香港唱片市场,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几经买卖,最后收购了一家本地的钻石唱片公司。当时香港玩乐队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在钻石唱片公司出唱片,冯添枝当年是“The Mystics”乐队的主吉他手,郑东汉则是“Teddy Robin and Playboys”乐队的主吉他手。随着钻石唱片公司变成后来著名的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郑东汉成了宝丽金的总裁,冯添枝成了宝丽金的主要监制。

      “那个时候,香港的音乐人分为两半,一半是夜总会唱歌的歌手,徐小凤、尤雅、邓丽君都是,另一半是乐队出身,彼此都是朋友,搞西方音乐,一起弹商业派对赚钱,后来变成了前一半人的制作人、老板。”国际华语音乐联盟主席、香港音乐人向雪怀说。

      正当冯添枝等人考虑应当如何利用本地资源,在台湾的时代曲潮流逐渐退烧之后,包装制作出新一批歌手时,1971年,台湾歌手欧阳菲菲在日本唱片市场凭首张单曲获得当年日本唱片大赏新人赏,这是第一次非日本籍的歌手获得此奖项。1972和1973年,欧阳菲菲又连续两届入选NHK红白歌大赛。1973年,香港歌手陈美龄也获得了当年日本唱片大赏新人赏,在此之前,早早移居日本的台湾歌手翁倩玉早已成为日本的当红女星。“几位华人歌手在日本走红,引起了日本宝丽多对日本以外地区的关注。他们和香港宝丽金是姐妹公司,于是派了一队人过来,想在我们的介绍之下,找一些歌手到日本发展。”

      邓丽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签到了日本宝丽多。关于她的签约过程,坊间流传着一种误解,认为她是日方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而香港宝丽金一开始并不愿意向日方推荐她。冯添枝纠正了这种看法:“我们当时花了好几个晚上,在全香港的歌厅里面看表演。我记得一天晚上,在旺角一个叫新兴大厦的歌厅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出来唱歌,她就是邓丽君。结果日方整个团队做了一个研究,回到日本,三个月以后通知我们,他们想签邓丽君。因此,邓丽君签的合约首先是日本宝丽多。”

      1973年11月,邓丽君与日本宝丽多签约,与香港宝丽金的合约,要等到1975年才签成。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邓丽君去日本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她后来在香港乃至台湾、东南亚歌坛的发展。“她以前在台湾唱的时候,唱功并不很好,还需要训练,在日本的训练对她很有用。”向雪怀说。

      去日本之前,邓丽君在东南亚已经很红,然而,“邓小姐在东南亚受欢迎来得容易,因为对手不是很强。但是日本是一个组织力、系统性那么强的地区,你一个没有他们的根的歌手,要到日本去立足,一定要跟整个市场来拼,要和日本同辈的高水平歌手来比,而且,她前面已经有欧阳菲菲、陈美龄,她至少要和她们看齐,不能丢华人的脸,所以这个原动力,也是令到她的整体形象发生改变,向高雅的定位变”。冯添枝说。

      1974年,冯添枝去日本监制邓丽君的唱片,给日方选歌提供建议,专辑的制作方向则是要高档,“日本的乐队、编曲、录音,都是很高的水平,这样制作水平的唱片,在香港还没有”。

      冯添枝感到,邓丽君去过日本之后,从此跟其他的华语歌星“感觉上不一样了”。“日本演歌向来影响到香港的流行文化,听日文的演歌感觉固然好,但是邓丽君是华人,唱中国话就更亲切,但是水平又达到了(演歌)那么高,所以她特别的风格令她变成全东南亚地区一个很少有的独特歌手,地位也不一样。”

      香港音乐制作人张文新的说法是:“我觉得她唱歌的技巧进步许多。还有一点就是,她可说是以国语介绍日本歌曲的文化交流者。日本的曲风、感性与传统的中国式唱法已在她的体内合二为一。这在香港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邓丽君在日本大卖的第二张单曲专辑《空港》,在香港发行时被冯添枝改成了《再见,我的爱人》。“《空港》是非常好的歌曲,但是它还是有一点像台湾歌,我因为是香港长大的,我认为香港的歌迷一般不会喜欢演歌味道太重,而是偏爱有一点西洋歌曲的味道。从这张唱片开始,邓丽君出了一系列的唱片,叫《岛国情歌》。也正是从此开始,在东南亚和香港,所有歌迷听到的,都是已经蜕变的一个邓丽君,她的名气在日本越来越大,她的歌唱形象在香港也在慢慢提升。到1976年,她在香港开个人演唱会,这就奠定了她在当时香港一批歌手中的领导地位。”

      崛起

      事实上,在70年代,在香港开的很多演唱会都不是个人演唱会,而是几个歌手一起,找一个主题来唱。邓丽君之前的演唱会,也是与其他台湾歌星共同组团举行,比如1970年和吴静娴、杨蜜蜜、皖君等人组成“凯声综合艺术团”,1973年和杨燕、张帝、谢雷等人组成“东方歌艺团”,与欧阳菲菲、谢雷等组成“新桃花江”等等。

      然而,在日本,邓丽君经受了锻炼。她自己曾经回忆说,在日本的前四五年,“平均一个月做一次个人演唱会,每一次演唱会唱1小时45分钟,安排35首歌曲,中、英、日三种语言都有,每排一次全新的节目,大约要花3个月来准备,光是最后一个月背歌词,就把我累坏了”。

      邓英敏是邓丽君第一次在香港开个人演唱会的两个主持人之一。回忆当时的情况,他说:“邓小姐整个人很文静,很有礼貌,轻声说话,就像她唱歌一样,甜甜蜜蜜的,她预备的歌曲没那么多,大概30首歌,每首3分钟,加上主持人在中间说笑,调节气氛,平均每首歌5分钟,唱下来两个半小时,整个演出很圆满。因为也是第一次(在香港做这样的)尝试,我们也是看看哪些歌曲符合观众的口味,记得唱了《甜蜜蜜》、《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还有一些日本改编的歌曲。”

      邓丽君的首次个人演唱会选在了利舞台。70年代的利舞台,如同今天的红磡体育馆,是香港的文化地标。三层楼高,顶部是一个大穹顶,有1200个座位,“建筑设计的声学效果很好,比红馆的观演距离更近、更亲切,不演出的时候就放电影。演唱会一共三场,票全部卖满了,用的乐队是从日本带过来的,具备宝丽多录音水平的乐师”。除此之外,还请了日本当红歌星本香直船来当嘉宾,邓丽君除了唱歌以外,还表演了一段在日本刚刚学会的横笛吹奏。

      演唱会的举办日期是1976年3月27日,3天后,香港邓丽君歌迷会成立,这是全球首个邓丽君专属的“粉丝”组织,邓丽君本人也是会员之一,她的会员编号是1号,会员证上,她的名字写的是“Teresa Teng”,这正是她到日本发展以后用的艺名。

      接下来一直到80年代,邓丽君年年获香港金唱片奖,并在利舞台不断举行个人演唱会,从3天5场,到7天9场,一再刷新单人演唱会连续场次的纪录。与此同时,她继续在东南亚做巡回演出,1977年,当她在泰国演出时,演出场馆上方悬挂的欢迎条幅上,对邓丽君的称呼已经从当年的“歌迷小姐”变成“亚洲歌后”。1981年4月28日,邓丽君在新加坡国家剧院举办演唱会时,海报上的宣传语已经变成了“国际天皇超级巨星”。

      向雪怀1985年加盟香港宝丽金,曾任邓丽君的制作人,负责其唱片的录音工作。“她一般下午开始录音,晚上22点收工,23点去吃夜宵。她消夜爱去铜锣湾。那个时候,铜锣湾有一些小艇,把车开到码头,有一个小艇出来接我们,坐下来,把小艇摇出去,有其他的小艇过来,有的卖水果、汽水、啤酒,有的卖炒面条、炒菜。邓丽君很爱吃荔枝,每次都要点荔枝。有一次,一条小艇上有几个卖唱的,摇过来打招呼,‘哎呀,你们希望听我唱什么歌啊’,一看是邓丽君,啊呀呀,吓得差点掉进水里。那个画面,我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1981年,香港广播电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开播,车淑梅任主持。“这是一个综合性节目,有时事,也有娱乐。每天早上6点到7点,一个小时是我自己主持,一周起码有3天我放的都是邓小姐的歌,因为她的声音很温柔,适合在那个时候出现。比如她的经典名曲《一见你就笑》,真是贴切。大多数时候她的歌都是我自己选的,也有听众朋友写信点唱。当年没有传真,也没有电话,香港人很害羞,信的落款署笔名,都是‘爱君’、‘念君’。”

      曾经目睹过邓丽君录音过程的冯添枝和向雪怀,不约而同地用“专业”一词来形容邓丽君。冯添枝说:“她来录音室的时候,她已经做了功课,准备好怎样唱,每首歌曲不超过一个小时。而且她唱的时候不是一句一句录的,而是整首歌来录的,所以气氛、感情都是连贯性很好的。”向雪怀描述得更为具体:“她一首歌唱9遍,头3遍是试机器的,也看她自己的状态,适合今天唱哪首歌,她要听声音好不好、话筒放置的位置对不对,都调好了,进去再录,从头到尾,不停地唱3遍,然后和制作人一起研究,哪句好、哪句不好,确定录下来的素材够不够。讨论完了,再进去,再录3遍,出来,搞定。”

      广州音乐人宋丹增补充说:“这(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的歌手,从头到尾唱完一遍都很难。唱着唱着停下,再从前一句补(录),要是一个下午从头到尾唱9遍,那个声音恐怕就劈了。”

      因此并不奇怪,邓丽君的现场演唱会和她的唱片相比,效果是“零距离”。其实,尽管专业如邓丽君,录出来的唱片也仍旧在演唱上有瑕疵,然而,在冯添枝看来,这种瑕疵正是反映了真实。“现在的歌手是很幸福了,用电脑录音,很多地方都可以慢慢修,但是以前的歌手没有这个待遇,有时唱出来有一点瑕疵,也是很美的,瑕疵美,歌曲听起来很有感情。”

      进军粤语歌坛

      80年代,香港宝丽金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冯添枝回忆,当时将近80%的流行歌手都签在宝丽金旗下,使得宝丽金在业内占有主导地位。“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手都有,但是唱国语的只有两位,一位是Amina,她是台湾高山族,另一位就是邓丽君。”

      其时,邓丽君已经进军香港歌坛10年,这10年也是“Canto Pop”(港式粤语流行曲)在香港迅速发展起来的时期。“1974年以后,由于有了‘Canto Pop’,香港市场这几十年就定下来了。当时我们跟日本宝丽多合作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本土语唱片应当有它的生存空间,而且会发扬光大。当时的日本唱片业,百分之七八十是日语唱片主导的,但是香港在60年代还是唱着英文歌曲,70年代早期,唱台湾式的国语歌曲,这都不是本地。直到许冠杰改变了整个粤语歌的生态,和人们对广东歌曲的地位的看法。”

      冯添枝当时也是许冠杰的唱片监制,因此对粤语歌如何流行的过程十分清楚。“许冠杰的风格,也不是一步就跳到那个地方,是每一张唱片出完以后,我们再谈,下一张唱片做什么。整个生态也不能说是许冠杰一个人改变的,后面还有几位香港的前辈,贡献很大很大的。黄霑,他组建了温拿乐队;顾嘉辉,他创作的电视剧主题曲,对整个香港的粤语歌坛影响很深很大。”

      总之,到了80年代,粤语歌在香港已经成了一种气候,出现了一批顶尖的歌手:许冠杰、关正杰、区瑞强、陈丽斯、关菊英等等,“后来温拿乐队分了三个出来,钟镇涛、谭咏麟、彭建新”。这个时候,宝丽金开始劝说邓丽君录制粤语专辑。“她一直在考虑,因为她的广东话说得不是太好,她没有信心可以闯进一个当时已经开始星光灿烂的粤语歌坛。”

      与邓丽君关系曾经非常亲密的车淑梅回忆道:“其实她的粤语讲得还可以,可是她没有信心讲太多。”为了准备粤语专辑,邓丽君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语言上,没有人知道。“她学东西永远不会告诉你,在日本也是这样,学完了人们才知道,原来她可以讲日本语。她很有保留的,比如她进录音室录音,她不会告诉你她是练好才来,你感觉到而已。”冯添枝说。

      1980年12月18日,邓丽君在香港推出首张粤语专辑《势不两立》,主打歌为《风霜伴我行》,立刻成为白金唱片。1983年5月,她推出了第二张粤语专辑《漫步人生路》,获得的赞誉更多。熟悉邓丽君的人知道,她讲粤语还是带着一点轻微的口音,可是光听她的唱片,却觉得她发音准确,吐字清晰。张艳玲对邓丽君的语言天赋赞不绝口:“和她同时期到香港发展的其他台湾歌手,唱粤语歌和邓丽君没得比。”她回忆,一开始邓丽君对粤语只会听,不会讲,“后来我住在她家里,每天跟她讲白话,半年之后,她的粤语就讲得很流利。”

      “一个歌手如果没有好的编曲、好的配乐,没法唱得好。”向雪怀说。冯添枝则相信,宝丽金之所以能说动邓丽君录粤语专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第一张粤语唱片里的歌曲是很好的,我们选了最好的歌曲让她听,因此她对这些歌曲很有信心,所以唱出来的感觉是以前没有的。而且,如果她要做全面性的歌手,她一定要唱广东语,因为她国语已经很成功了嘛,日本语也已经很多歌迷,为什么不唱广东语呢?实际上,她是香港宝丽金的签约歌手,不是日本,也不是台湾。”

      第二张粤语专辑里,有向雪怀给邓丽君写的一首歌。“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起步,她的制作人给我一个机会,旋律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都不敢想。好巧的是,很久之前我看了一本书,里面两句话印象深刻:东山飘雨西山晴,此时无情却有情。我就以前一句为题了。听其他人对我说,邓丽君很喜欢这首歌,后来她在很多场合都唱《东山飘雨西山晴》,主要是香港的演唱会,基本上只有在香港才会唱这样的歌。”

      真正的天王巨星

      香港人比较迷信“运”、“命”,冯添枝说,香港有其“地运”,而邓丽君的走红恰恰契合了这种“地运”。“一个天王巨星要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帮他的。如果放在今天,再找同样的一帮人,再做一遍,也做不出来。”

      1977年,邓丽君即将录制《岛国情歌》第四辑,冯添枝已经不再直接负责她的唱片的监制,而是把这一部分工作交到了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制作人邓锡泉手中。他回忆道:“当时邓锡泉刚刚开始找歌曲。一天晚上,我看TVB中秋节的节目,看到唱得很好的女歌手关菊英,唱了一首歌,我听了一小段,很好听,歌曲是跟月亮有关的。我就找邓锡泉,告诉他这首歌的名字,说你去找邓丽君,看她要不要唱这首歌曲。一般来说,邓小姐她会去想一想才答复你。这首歌曲,邓锡泉去找她的时候,她半句也没有说不唱。这首歌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是我从电视上看到关菊英唱,介绍给邓小姐的。结果这首歌曲在歌迷心中,好像她是原唱一样。”

      1997年,香港广播电台评选全球华人流行歌曲,评选范围连粤语歌曲也包括在内,结果《月亮代表我的心》位居榜首。1987年,冯添枝已经离开了香港宝丽金,任百代唱片公司总经理。“一天,《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原作者在他儿子的陪同下从新加坡过来拜访我,真的很感动,他很感谢我,说‘冯先生,你令这首歌变得这么红,我觉得我这首歌的出版权交给你更适合’。因为我在百代工作,所以这首歌的出版权至今是在百代音乐。”

      从1975到1983年,邓丽君在香港宝丽金的唱片总销量达到了500万张。1983年12月29日,邓丽君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出道15周年纪念演唱会,这一年她满30岁,刚刚经历了订婚之变。这场演唱会之后,无论在香港、台湾地区还是日本,她的事业成就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80年代后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等相继大红大紫,邓丽君则逐步退出歌坛。“我觉得邓小姐在1985年以后没有原动力再去唱了,”冯添枝说,“因为她本来就是要离开乐坛,结婚然后隐退的。再加上对她来说,什么都有了,乐坛的地位,她也不一定要再争取,她的原动力等于是没有了。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另外,这也是对的,前辈歌手,已经什么奖都拿了,更好的做法是让出位置来给后来的人。”

      1983年2月2日,邓丽君在香港推出了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淡淡幽情》。专辑里的曲目全都是来自中国古典诗词,从宋词中选了12首,有李煜的《虞美人》、《乌夜啼》、《相见欢》,柳永的《雨霖铃》,苏轼的《水调歌头》,辛弃疾的《丑奴儿》,范仲淹的《苏幕遮》等等,按原词一一谱曲,再由邓丽君演唱,每首曲目中间还加入解说念白。“这张专辑的主意来自我们做广告业的朋友谢宏中,他看很多唐代的古画,画的是仕女,画上配诗,他认为画中的女子应当是邓丽君。”

      这张专辑策划了半年以后确定立案,两年之后才面世。“投资比较大,我们没有经验。90%的流行歌曲,都是先写旋律,再填词。但是这个项目是先有词,再编音乐出来,就很困难了。”最后,这张专辑的作曲请了台湾的作曲家。“因为香港作曲家都是广东语长大的,广东语有9个音,不同的音阶,都对应不同的意思,如果一个香港人来看这些诗词,编出来的音乐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一个讲国语、讲普通话长大的人,他看到这个字,产生出来的音乐感觉就不一样了。”

      有一种说法是,《淡淡幽情》是邓丽君音乐生涯中成就最高的一张专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张专辑的曲目,已经部分地脱离了流行歌曲,更多地向艺术歌曲靠拢。冯添枝说:“应当说它是很特别的,这差不多是唯一一张这样的唱片,没有另外一张可以跟它比,在高雅的市场里面它可以立住,因为它融合了古典和流行。无论怎么说,这都不是靡靡之音,没有人会觉得它不好,所以全民都可以放开怀抱来接受这些歌曲。”

      邓丽君在红馆的出道15周年纪念演唱会,当年据说是创了香港歌坛的四项纪录:首次红磡体育馆连演6场,6场全满,观众达10万人,取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票房。不过,这项纪录很快被后来的人刷新。“后来成为天王巨星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专辑要卖得很好,但是这还不够,还要在红馆连开20场演唱会,才能说是天王巨星。你想想,那个地方可以坐1.2万人,香港那个时候才600万人口,还能开20场,就是20多万人看你的演唱会。基本都是本土观众,那个时候还没有坐飞机过来的。”向雪怀说。

      “每一个市场发展的里程不一样。我肯定地说,80年代红的歌手,比70年代红的歌手赚的钱多很多很多,因为市场大了,也没有翻版。我觉得,一个巨星,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几个人以后还能记得他,许多年以后,他的歌曲是不是还是流行,这个才是(天王巨星的)标准。他有没有带领音乐风格,有没有对音乐市场产生贡献,而不仅仅是开了多少演唱会、赚了多少钱。邓丽君带领着市场,你可以看到,那么多中国的歌手学她的腔,这不是天王巨星是什么?她影响了整个华人文化圈,这个前无古人,后来有没有不能说,但是从这一代来说,从70年代到90年代,只有一个邓丽君。”冯添枝说。

      记者/石鸣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15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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