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理想

◎吴晓波

我进大学听的第一场大型讲座,是在复旦四号楼的阶梯教室,因为到得迟了,教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我只能挂在铁架窗台上,把脖子拼命往里伸。那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存在主义刚刚如同幽灵般地袭入激变中的中国。

一位哲学系的青年讲师站在台上,他大声说:上帝死了。

如今想来,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大抵是在那个秋夜。我不再隶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组织或机构,我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这句诗也是在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不记得是哪本书了,但是过目即不忘,耿耿于怀。当时就想,中国书生的千年局促与荒诞就在这14个字里了,我们这一辈应该学习做一个“没有君王的书生”。

在大学这样的“真空状态”下,当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对社会无所求,社会于你亦无所扰。可是出了校门,后来的20多年,却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大学毕业是在1990年。这个国家好像一夜之间被推进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1992年前后,一位熄灯之后阔谈康德和北岛的上铺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干,如果在南方找到销路,可以发一笔上万元的大财。又过了几周,一位厦门的同学来信,说杭州海鲜市场的基围虾都是从厦门空运的,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个下家。去电视机厂采访,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圆章的条子,凭这个买彩电可以便宜300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陪一位饮料公司老板见一位副市长。副市长一表人才,气傲势盛。两方坐定,老板突然从包里摸出一台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移动手机,小心翼翼地竖在茶几上,副市长第一次亲眼看见此物——在当年它相当于高级公务员10年的工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气势硬生生地被压下了半头。

那个年轻的我、握着一管钢笔的书生,夹在政商之间,猛然又想起性情与君王。

到了年底,单位把大家召集起来,谈明年的工作目标。轮到我发言,我说,明年的目标是挣到5000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四座的叔婶辈们齐齐把无比诧异的目光射向坐在墙角处的我。

后来的几年里,疯狂地写稿子,为单位写,为单位外的报纸、电台写,为企业写新闻通稿、汇报材料、讲话稿甚至情况说明,为广告公司写报纸文案、电视广告脚本,再然后,写专栏、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书。

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立足于财富的自由。

20世纪90年代末,房地产业悄然趋暖,在财经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对照欧美和亚洲列国的经验,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行情,而一生中也许只能经历一次。于是,我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须寻租、无须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并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购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如溪入壑,水涨船高。

2003年,我决定离开服务了13年的单位。那时是中国财经媒体的黄金时代,我设想创办国内第一份商业周刊。在此前的2001年,我已经写出《大败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誉,有人愿意掏钱投资,有4A公司愿意入股并包销所有广告,我把这些资源打包成一份创业计划书,与至少三家省级报业集团洽谈刊号。不出预料的是,他们都表达了极大的兴趣,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国家政策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团表示可以让民间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1%实在不能让出来”。

但在我看来,那剩下的1%就是自由的边疆。

最后,我放弃了商业周刊的计划。因为,书生不能有“君王”,即便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办杂志,不能办电视台,不能办报纸,但我除了办媒体又不会干别的,于是,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办出版。

出版的书号也是牌照资源,但它有一个“半公开”的交易市场。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实现。

于是,有了“蓝狮子”。从第一天起,它的股东就全数为私人。

10年以来,我一直被蓝狮子折磨。在商业的意义上,出版是一个毛利率超低、账期极长、退货率让人难以忍受的“烂行业”,在当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还在“先铺货,后收款”。在很长时间里,蓝狮子名声在外,但规模和效益却差强人意。不过,我从来没有后悔和沮丧过,因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个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紧的是,与我的众多才华横溢的朋友相比,我没有为了理想,出卖我的“资本自由”。

浮生如梦,这一路走来三步一叹,别别扭扭。

在现代社会,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4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有权有势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气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

与自由相比,理想则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和自我价值呈现的方式。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为了理想以身相许,他们把自由出卖给帝王、党派或豪门,试图以此换取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个“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但是,自由不可缺失须臾。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论及“人的荒诞性”时曾说:“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理的猎物,这些真理一旦被确认,他就难以摆脱。”

那么,一个人能否拥有与之制衡的能力?

加缪提供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江 南摘自搜狐网,刘 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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