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鬼城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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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主义是一种病。得治。

  闺蜜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开了一家咖啡店。一楼是复古设计的吧台和卡座,深色木地板,带着岁月斑驳感的原木桌椅,暗红色砖墙,一盆滴水观音在角落静默,古董留声机流淌着30年代的靡靡之音。二层是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大露台,遮阳伞下三三两两摆放着棕色的藤椅,橡木架上摆满多肉植物,天狼座广寒宫罗密欧,一水儿的贵货。露台边缘种了小野蔷薇,媚俗又倔强的艳粉,好是一番花团锦簇。周末她总会邀三两好友,整整花草,亲自下厨烤些甜品,现磨的蓝山曼特宁哥伦比亚咖啡,空气里都是苦苦的香甜。我们都不能免俗地喜欢卡布奇诺,几个少妇脸少女心的女人捧着杯喝一口,便都是一样的牛奶胡子。有时她也会拿出珍藏的葡萄酒,闺蜜几个晃着高脚杯里的红色液体,浅笑长谈于花间,不知东方之既白。

  心中不免艳羡,这才是生活,过得优雅从容不为五斗米折腰。可当自己怀着这样美好的期许,一头扎入现实的时候,却是彻骨冰凉。康巴什企业很少,从业人员除了公务员便是老师。每日我从家到工作地点要往返75公里,虽然路畔风景如画,没有交通拥堵,但也经不起日日睡眠不足的奔忙;供职私企,老板苛刻不近人情,工作的心理压力远远大于生理负荷,为了一日三餐奶粉钱,也还是要硬着头皮干下去。只是有时开着小破车风里来雨里去的时候,会不经意地走神,想起那恍若隔世的逃离前的生活。

  没错,我是逃兵。在北京的第十年,我选择了离开。那时候有朋友、有恋人、有稳定却乏善可陈的工作,原本以为会一直下去,不紧不慢不慌不忙,聚聚会、撸撸串、泡泡吧,乘着地铁戴着耳机,像循环播放的音乐一样继续过波澜不惊的日子。但在七年恋情告终的时候,茫然四顾,突然觉得自个在这城市再难自处。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作“生活在别处”,于是便受了蛊惑抛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怀着极端的理想主义来到了康巴什。舆论称这里为“鬼城”,我管这里叫“仙境”。鬼和仙儿,细论起来都超出了人的范畴。只是,不管这里多美,但终究少了点人气。而生活呢,不管有没有人气儿,还是得温吞吞地继续。若论区别,无非是京片儿变成了方言,再美的姑娘一开口,都是纯纯的伊盟话。

  闺蜜的咖啡店只维系了半年。这边的蒙古族人民热爱手抓羊肉热奶茶,她的小资情调和蒙古长调并不兼容。盛夏一过便是寒秋。几场大风刮过,繁华似锦皆成过往,美丽的露台花园瞬间破败。零下18摄氏度的夜,我俩兜着袖子站在干枯的花蔓间,眺望远处灯火通明的四号桥,车流依然不如织。零星的几辆豪车冲过,像孤单的野牛在公路上咆哮。我安慰她:“没事儿,还年轻,咱接着折腾。”

  文/张小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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