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商业最具创意人物100(一)

  1.张捷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迷恋困境

  2015年6月5日,张捷跑完西班牙马德里马拉松。实际上,将近一个月前的5月初,他刚跑完美国圣地亚哥La Jolla马拉松——跑前睡了3小时的张捷感慨的是“海岸线辽阔壮观,路途起伏艰难,难忘的历程。”

  所有的学渣,应该都想要张捷的“历程”。

  1981年,他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空间科学系,在校期间担任三个主席——校学生会主席、安徽省学联主席、第20届中华全国学联副主席。接着免试推荐进了管理科学系,又拿了一个经济管理硕士学位。

  赴美留学后,先在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拿了地球物理硕士学位,接着又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地球物理博士学位并担任研究员——MIT读研期间,获过美国政府颁发的“新星奖”。

  换句话说,你最好希望你父母不要认识他,否则他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张捷一度尝试象牙塔外的生涯,不但去过壳牌石油公司(Shell),还曾在1997年加入美国黑鹰勘探公司(Blackhawk Geometrics),结果这个商界菜鸟一年内又从资深研究员干成公司总裁,“在MIT时,每天工作到夜里2点。到公司后,别人都下午5点下班,我每天工作到10点,就成劳模了。”

  1998年,张捷创立了美国吉拓地球物理勘探公司(Geo Tomo),但这位前学霸根本没打算用自己的学识满世界挖掘财富,为了去MIT教书,他居然从Baker Huges挖了总经理来接管一手创立的Geo Tomo,给自己留了“首席科学家”头衔。

  “感觉钱是永远挣不够的,但想做的事不做就来不及了”,张捷如是说。

  2011年,张捷带着一麻袋奖章和各种聘任书[国际石油勘探协会全球运作(SEG Global)董事、斯坦福大学客访教授、南极服务奖、MIT客访讲座教授……]回到中科大,但带回来的更重要的是跨领域科研突破的杀手锏。

  2014年年底,《自然·通讯》发表了中国地震预警的突破。

  地震的初至波以平均每秒5公里的速度传播,最有破坏力的横波以平均每秒3公里的速度传播,而“预警”电信号在电缆中则以每秒接近30万公里的速度传播,因此在震中附近地区,在地震横波到来之前可能有几秒到30秒的预警时间。

  对于可能出现的大地震来说,每一秒缩短就意味着可能挽回无可估量的损失。此前世界上建立了地震自动预警系统的四个国家或地区中,最为先进的可在接到地震信号5秒钟后定出地震位置和震级、约2分钟后估计出地震破裂的震源机制。

  而中国地震监测系统原先能做到的是,在震后2分钟才能自动完成定位和定震级、震后约2小时估计出震源机制。

  张捷与张海江等6名地球物理交叉学科科研团队的突破口,选择了互联网快速图像搜索技术。

  他们预先建立地震数据库,通过快速搜索最佳匹配地震图,实现了在收到地震数据后1秒钟内同时确定地震位置、震级和震源机制,从而给震中附近地区抢回来10到30秒的预警时间。

  这项技术目前正在云南试用,而张捷的“研究树”上近期可能绽放出另一朵更让人惊艳的花骨朵。

  1995年,张捷在MIT发表了一篇给地下做电法层析成像的论文,突破了该领域的难题。这篇论文的商业价值,直接关联的是石油,但哈佛医学院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希望他以同样的思路用于白血病早期诊断。

  张捷思索再三,鉴于还有技术难点,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放了9年,“这个难点在去年我做石油成像时解决了。”

  “所以又回到白血病问题,还可能解决其他癌症诊断问题”,他拉着美国Georgia Tech大学一位从事医疗研究的华人教授入伙。

  用找石油的办法做人体白血病的早期诊断,看似南辕北辙,但对于张捷来说都是在缺乏信息的表层(地表/体表)发掘深层。

  张捷透露说,可能会有重要突破,而对待这样的成就,他的回应是:“我们找石油的问题比医学成像难,发射源与接收都只能在地表,所以研究的较多。”

  或许,他迷恋和追逐的只是——“海岸线辽阔壮观,路途起伏艰难,难忘的历程。”

  2.陈大年

  WiFi万能钥匙创始人

  共享大未来

  《快公司》:你当年作为E-Port软件小组牵头人,执笔写过的公开信《让我们创造软件业的盛唐时代》一度流传甚广。回头看那个阶段自己的想法——相信不止是公开信中已表达的那些,哪些想法是对的?哪些想法有变化?

  陈大年:写这篇文章是在1999年,我21岁,挺青涩的年纪。年轻,胆子也大,所以入行时间不长,也敢写自己对未来的看法。

  十六年后重新看这篇文章,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幸运的是,时间证明了我当时写的一些观点是可参考的。

  比如你提到的这句话,“中国不会诞生微软这样的公司,只会诞生大量Yahoo!”,Yahoo!是当时IT行业的传奇企业,但绝不是顶尖技术公司。

  今天,中国确实出现了大量依托于正确的市场切入点而诞生的传奇企业,但技术与世界顶尖公司依然有巨大差距。盛大、腾讯、阿里、百度都是如此。

  而另一句话是我和我哥哥陈天桥在创业之前讨论达成的重要共识,“生产者和消费者处于一个群体,我们称为反哺。”

  了解盛大的人都知道,盛大所有业务均基于“用户创造,用户消费”的基本商业逻辑,比如游戏、文学、动漫、影视等。后来有人管这种模式叫做“生态系统”,我挺喜欢这个名字,比反哺好记。

  其他的一些观点,也大都被时间印证。比如当时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机会不在PC,而在互联网;比如中国科技公司的希望不在国营单位而在民间私企;比如,未来的科技公司将逐步蜕变成为以多个利润中心为核心的集团公司;还比如,扶持中国互联网的决定性力量,在于实业公司而不在于基金。

  这个趋势最近尤其明显,比如最近特别流行一个词语叫“站队”,这个“站队”,不是指跟着哪个大基金,而是跟随哪个大企业。

  但站在十六年前看中国未来的IT行业发展毕竟是有局限性的。环境不同,思考深度不同。

  十六年中,中国处于落后和追赶的局面,追求的是存活、突围。而今天,市场的成功弥补了技术的短板,中国企业已具备与世界企业一较长短的能力,如果我今天再写这篇文章,标题可能会是“让中国IT行业在世界舞台崛起”了。

  回过头看,你认为你当年的成名作——为节省上网费用而开发的ENCounter是失败的吗?或者说,你认为当初如何做会更好些?

  对于一个刚接触编程两年的人来说,ENCounter的成功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的。

  当时国内的用户基本都在使用国外的软件,能够为人熟知的中国软件不多。EN-Counter解决了一个刚需的问题,是第一款支持中国需求的网络计费软件——上网费昂贵,有个软件能够有效提醒你精打细算用好上网的每一分钟非常有意义。它帮助了许多人,用最少的钱获得了最多的互联网乐趣,这比当年获得的一系列荣誉更让我骄傲。

  但站在今天看,这个产品是比较可惜的,缺少一些让它变得伟大的部分。

  比如,当时我们没有加入足够的互联网元素,尽管已经有插件的系统,有模版系统,但不是云化的。

  再比如,当时尽管媒体朋友把我当作共享软件的代表人物,但我们把“共享”两个字看得还比较肤浅——似乎我们做一个软件,免费给大家用就共享了。而真正的共享,应该是在用户和用户之间进行的,是重新整理、组合空闲资源的过程。

  ENCounter是一个基于通过节俭来产生价值的软件。比如,一个人原来会上5小时网,但在ENCounter的帮助下,4个小时就做完了所有事情,节约了1小时的资源。

  这种价值其实是很有限的,现代经济学认为,流通才能产生最大的价值,把空闲的资源给需要的人用,才是最好的模式。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改造升级出来的产品,就是WiFi万能钥匙。换句话说,WiFi万能钥匙就是结合新的思想,而重新做出的新版ENCounter。

  2008年,你担任盛大创新院院长。在创新院工作过的人不少表露过留恋,是哪些规则赋予这家机构有趣和吸引力?

  我当创新院院长时,我们有个规则,便是产品自主的模式。创新院所有的项目,原则上都是得基于“群众发起、群众参与”。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起项目,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参与什么项目,没有人会强迫他。

  当时我们创新院有个同事,他一心想做网络电台,有人支持、有人批评,产品依然被开发了。产品对外发布后,月度活跃用户只有十多个人,但他还是在不断迭代,默默进步。

  WiFi万能钥匙也因为这个规则而有苦有乐。当时有两拨人都参与过这个项目,但不久便因各种原因放弃了,他们放弃时,也没有人会逼他们留下。

  但是,最后有几个人坚持下来,努力支撑着这个项目从艰难走出来,初始团队包括我在内一共只有5个人,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是默默地做,因为这份坚持,WiFi万能钥匙走到现在。

  中国最早留意到免费Wi-Fi蕴含商机的不止你们,WiFi万能钥匙跟其他做免费Wi-Fi接入的之所以拉开差距,方法论上有何差异?

  仅从方法论上讲,我们与其它商家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传统免费Wi-Fi经营者用传统的解决方式——找一家店,说服店家拆掉原来的路由器,然后装上新的路由器,连接上网给用户使用——他们通过用户登陆页面的广告获得收益。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少资源浪费。

  而WiFi万能钥匙不同,我们注意到中国Wi-Fi热点无处不在,唯一的问题是,这些热点你只能看、不能用。

  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些空闲的资源整合起来,让它有效地被大众使用,这才能形成共享经济。

  Uber与传统出租车公司之间也是如此:传统出租车公司会先去买一批车,再雇佣一批司机,然后进入市场经营业务。而Uber发现,马路上已经有太多的汽车了,每天高峰要堵一个小时以上,再买更多的汽车,只会加剧堵车,降低乘车体验。如果把已经有的汽车转换成出租车,一切迎刃而解。

  共享经济是未来,这已经是世界公认的结论了。

  WiFi万能钥匙每个月会花几百万的现金去向ChinaNet等运营商采购流量,然后送给用户。这样的做法,是开始之前就有预料到的,还是免费Wi-Fi共享点数量增长跟不上用户增长速度之后,公司的妥协做法?

  今天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我们的愿景出发的。

  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让所有人上网不花钱。

  这是十五年来,我心中一直存在的愿望。

  在我年轻的时候,亲身体验过高昂上网费用带来的经济压力,今天我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很多人被网费压力所迫,无法充分参与互联网,享受互联网的乐趣。我相信,免费上网会让更多人接触互联网。

  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去实现理想,这就WiFi万能钥匙。而随着业务发展,我们发现有部分场所,是“钥匙”无法解决的。

  比如机场、火车站,有许多人需要上网,但民间热点无法进入,只有电信运营商可以。所以,我们下定决心去购买大量的收费Wi-Fi时间,赠送给用户,提高免费上网可用率。

  未来,如果需要,我们还会创新出更多的模式,来为大众提供更完整的免费Wi-Fi覆盖。

  创新者一旦在感受上较“钝”,就不容易创新,不容易做出他人真正感兴趣的产品与服务。这些年你参与过的创新项目很多,你觉得哪些做法能使创新者保持敏锐?

  创新是颠覆,也是重构。WiFi万能钥匙与Uber都是很好的例子,将现有的资源利用起来,达到价值最大化。所以,一个创新者一定要时刻了解外部有创造力的想法,让这些想法每天刺激自己,让自己兴奋从而能主动去思考如何创新。

  创新离不开学习,我最喜欢的是有学习精神的创新。因为我觉得如果和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本来是有趣的,但是大家经常会把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和不学习别人划成等号。

  事实上,真相并不是你创新了就不要去学别人的长处。

  现在中国的创新者为什么没有学习者做得好?很多是因为“重创新、轻学习”。国外的很多创新者都做得很好,比如谷歌,它是一个很好的创新企业,同时,它的学习文化是非常浓厚的。

  而国内很多创新者,太多精力放在了如何去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反而忽略了要学习别人的长处,学习经验,能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

  创新更重要的是,要亲近生活。

  我曾经在一家台湾公司做过Instant Messaging(即时通讯)客户端程序猿,当技术上遇到瓶颈时,我们提倡的不是死钻研、硬攻关,而是出去逛逛。到花园里散步,或者出去吃个大餐,休息一下再回来后,难关“呼啦”地就被解开了——似乎是一下子冒出来的灵感。

  创新源于我们的生活,创新者要保持敏锐,不在于领域里的深层技术研究,而是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如果一个人没有打过车,天天关在家里,他不会体会到打车的痛苦,又怎么想得到做Uber呢?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很宅,不出门旅行,又怎么能想得出Airbnb的主意呢?

  如果一个人上网从来都很容易,也不怕花钱,他更不会想出WiFi万能钥匙的创新商业模式。

  创新者要去接触生活,才能受到启发,永远保持敏锐。

  你们的“当下服务,服务当下”口号,非常聪明地抓住了公司借助Wi-Fi确定地址信息后产生的机会。连接O2O从而向用户提供多品类服务,这是公司现阶段的重点,还是公司未来的全貌?

  O2O是我们眼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未来两年,WiFi万能钥匙也会专注做这件事。

  “当你连上WiFi的那一刻,你会得到什么?”这是WiFi万能钥匙O2O的核心命题。

  进入O2O领域后,WiFi万能钥匙将成为用户和O2O服务之间的管道,不仅建立起上网的连接,还建立起服务内容的连接,打通O2O的链条。

  去年底,我们宣布将为O2O市场提供价值36.5亿元的巨大流量,免费提供给合作伙伴,如今,已和格瓦拉、携程、58同城等O2O公司合作。

  我们的本质是一个大数据公司,O2O只是基于大数据的一个重要实践。当然,未来任何一家了不起的公司都应该是个大数据公司。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大数据,将产品做得更好。许多睿智的人已经发现,WiFi万能钥匙是一个数据富矿。谷歌做Wi-Fi热气球,Facebook做internet.org,都是为开采数据富矿而来的。目前我们正在不计成本地招收大数据方面的人才,欢迎大家加入。

  据说WiFi万能钥匙把公司的核心指标精简到只有一个——连接成功率,是这样吗?或者,更扩展地来说,作为一位开办、参与许多公司创办的人来说,你认为创业期企业的管理要义有哪些?

  我知道有许多创业者都在希望,有一天能拿到一把创业的万能钥匙,它可能是一个主意,一个管理方法,一个人,或者一个点子,最终让他能够获得成功。

  事实上,创业是一个立体的过程,每件必须做的事都要做好,在保证这一点的基础上,再寻找到对的单点突破,才能取得成功。而且对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背景来说,方法也是千变万化的。

  我们是一家慢公司、小公司,所以我从太极拳里学习慢的精神——如何以弱胜强。我学习了太极拳里的不丢不顶,力发全身,汇聚一点,如何流汗但不喘气……这些是适合于一家资源不足的小公司的方法,四两拨千斤。

  但如果是微信,立足于腾讯庞大的资源,更合适它的方法必然是张小龙先生所说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就有所谓“一力降十会”。这是另一种做法。

  所以,我认为对于创业者来说,理性地认识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是创业前最重要的事。

  3.窦唯

  音乐人

  唯乐是从

  2015年出品最新唱片《束河乐记》。翻查谷歌、百度等无所不能的搜索引擎,也很难知道窦唯一共出版了多少张唱片。即兴为音乐,无词却有意,是近十年来窦唯音乐的特点。江湖人颂雅号“窦仙儿”。

  从组建不一定乐队,到现在的不一样乐队,他的音乐不再拘于类型和风格,贯通中西,不理界限。音乐创作、画画、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是他目前为人知的生活。

  窦唯以在公众世界隐退的方式,潜心音乐创作,其惊人的创造力,又足以让闻乐者,屏住呼吸,直呼牛逼。

  4.周浩

  纪录片导演

  以人为本

  从2014年中到2015年初,周浩导演的两部纪录片都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大奖。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棉花》,耗时十年,以人为线索,记录了从棉花种植到制造的整个链条。

  作为中国产量颇丰的纪录片导演,周浩作品的题材丰富:打工者、学生、警察、医生、游民、官员,无论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周浩的电影皆以人物本身的故事为核心,记录他们的生活日常。

  对自己的作品,“真正用心做纪录片的人,会等到东西,你看到的情节起伏,都是生活中自然流露,而不是我刻意制造,揭露不会帮我得到事实的真相,用平实的方法看这个世界会得到反馈。”周浩说。

  5.杨军

  九口山创始人

  方寸灵感

  可以在诚品书店、City Super超市买到九口山出品的笔记本,算得上业界对这个纸制品最好的背书了。

  从跳蚤市场走到潮流用品卖场,杨军用了8年。

  杨军是个讲感情的人,对设计、字体、排版、媒体、自然、艺术、朋友都如此。

  对他来说,最令他不适的,大概是在宜家工作的两年,上班,下班,在封闭的空间一呆就是8个小时,差不多磨平了他对宜家的全部好感。直到他找到在《人与自然》的设计工作,才算解脱。

  杨军毕业于东华大学的服装与设计学院,修装潢设计,毕业后做过店铺、平面设计,等他第一次进入杂志社,似乎才找到一份真正喜欢的工作,“既做设计,又当杂志的摄影师,去外面采访,感觉很开心。”杨军说。他在《人与自然》,一直做到杂志倒闭,也正是在这个期间,和太太以及朋友,创立了九口山,“这几个字没什么意义,只是写起来很美。”

  九口山设计店没开多久就关门了,最大的收获是通过实体店发现本子最好卖,他们也抱着自己设计的本子参加过几次iMart创意市集,卖得还行,更重要的是认识了不少设计师朋友,为今后的合作打开了天窗。

  九口山从小做起,他和太太负责设计,另外两个朋友负责销售,由实体店转移到淘宝,开始的销路并不好,偶然被上海一家颇有名气的网站米墨推荐后,销量大增,九口山逐渐有了名气。

  他们坚持原创,与设计师合作,在笔记本上逐渐增添小创意,销售逐年增长,其中主要的顾客都是女性,九口山的笔记本也偏重于慢慢寻求与女性画家的合作。2013年开始,笔记本的销量有了爆发性增长,直到这时,他们才开始寻找较大的仓库,增加单本产品的印量,缓解库存压力。

  在制作普及型笔记本同时,杨军也开始做创意实验,像与画家张春合作的梵花系列,杨军就设计了200本用石膏封闭起来、酷似砖头的限量版,“后来一个艺术展邀请我去做展览,因为手头只剩下一本,就去找厂家重做,那个厂已经倒闭了。”

  对工艺考究、印量不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对杨军的考验,他为此跑了很多的工厂,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把一个以前在印刷厂打工的业务经理,跑成了老板,“他和我合作了很多年,觉得我们的本子好看,后来就自己开了个厂。”

  今年,杨军要做毛边本,试了很多办法,但效果不理想,而那个有理想的老板,亲自跑去研发,最终发现锯木头的切割机,达到了杨军自然毛边的效果,于是去买了一台机器。在寻厂过程中,杨军的执着、产品的美感都帮他找到了一些新的产品供应商,这都来源于一些同行的的分享推荐,“这本属于公司机密,我都不愿意向别人分享我们的厂家。”杨军说。

  在设计上,杨军在思考本子的多种功能,准备推向市场的新本子,被杨军赋予了记录、收藏、相册等不同功能的一种结合体。他也在思考除了本子,九口山还可以设计出怎样的衍生品。而随着销量的上升,单本本子的印刷量也由3,000变成8,000,拓宽销路,从单纯的淘宝销售到扩大线上销售范围,吸引新的批发商都是当务之急。

  出于对杂志的情感,他每周还要去《上海壹周》做一两天设计,他觉得这种日子到年底就会结束。

  情感之物出自有情之人,再加一点创造,笔记本,就变得别具一格了。

  6.李天田

  罗辑思维联合创始人

  心田寻灯

  我第一次做别人的老师时,18岁。记得阶梯会议室里有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姑娘站起来提问:“如果你觉得四周一片黑暗,怎么办?”

  那时候,我实在太年轻了,根本没有理解这个问题里所蕴含的智慧,但作为一个初涉江湖轻狂自大的小镇姑娘,我尚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机巧:“如果你的四周一片黑暗,那说明你自己就不是一盏明灯!”

  整整十年之后,我觉得四周一片黑暗时,遇到了我的皈依师,第一次见面,他题写了这样一句话:于暗夜中为作光明。

  第一盏灯:扑来的导师

  我正式的职业生涯,是从三里屯开始的。

  1997年,我刚刚和我的祖母、我的父亲以及除了母亲以外的所有亲人长辈吵翻了脸。因为我17岁被从家乡送到北京,是来突击提高英语,准备去美国读书光宗耀祖的。但是在北京晃悠了一年,我心野了,鬼迷心窍地认为花着父母的血汗钱去读书这件事太不酷了,于是瞒着家人给自己找了份儿办公室小妹的工作,一个月挣380块钱,给自己武装了一支十块钱的“奇士美”口红和一个五十块钱的坤包,在打字接线买盒饭管仓库的伟大事业中,蹦着高儿的要“证明自己”。

  那是一间小小的广告代理公司,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写字楼里租了一间40平米的办公室。

  当时北京广告圈最有名的,是现在“快书包”的老板徐智明开的“龙之媒广告人书店”,和一个骑跨斗摩托的台湾广告界老帅哥开在中华民族园西门的“广告人沙龙”——后者是一家酒吧,每到周末晚上会有广告圈的名人来做免费讲座。

  某一个深秋的周末,我听到了时任北京奥美总经理的湛祥国先生的授课,当天讲课的主题是“如何做提案”……那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说有个叫做PPT的东西。要知道,那时候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客户,都还在使用DOS系统打字,一间办公室才有一台电脑,没人用过电子邮件,对胶片投影机还感到非常新鲜呢!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们公司接到了来自一家当时已经明显处于上升期的企业客户的邀请,将要就一个具体的项目进行合作伙伴的选择。他们前期谈了一些公司,可能没有太满意的方案,结果广撒英雄帖,在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里邀请了我们公司去“交流”。

  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是个太重要太重要的机遇,全公司上下顿时动员起来,不眠不休地研究客户、准备材料。我也兴奋地团团转,只是扎煞着手在外围帮不上忙。看着看着,内心不安分的小魔鬼蹦出来了:咦,为什么跟我在讲座上听湛祥国老师讲的不大一样呢?

  也幸亏是个小公司,因此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大家虽不耐烦但是非常友好地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咋搞?

  呃,不知道呀!

  我把湛祥国先生的名片翻出来,放在我的桌子上,瞪着上面印制精美的奥美Logo发呆。大概发呆了很久吧:因为在之后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我都随口背得出奥美北京的总机号码。

  最终,我咬牙忍着紧张,给湛祥国先生拨了一个电话。是他的秘书接的,说他在开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索性用最简单的方式留言:请转告湛先生,我是在广告人沙龙上听过他讲课的一名学生,我

  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他,能否请他给我回个电话?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湛先生亲自把电话回过来了。于是,我就讲了这辈子最傻最二的一个电话:湛先生湛先生,我是一个小朋友,一个月前我听过您讲“如何做提案”,现在我们有机会做提案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请问您能帮帮我吗?

  于是,就这样,我火急火燎的抱着我们尚未准备好的材料,从西三环跑到湛祥国先生告诉我的“接头地点”:一家开在三里屯酒吧街上的三明治小店。

  之后,就是我俩一人举着一个火鸡三明治,蹲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开始看材料。之后我们在小板凳上的谈话堪称奇葩。

  身为北京奥美总经理的湛先生居然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怎么做PPT、到哪里买投影胶片、怎么制作和保管胶片、标题应该用几号的黑体字、哪些要点应该呈现到胶片上,甚至告诉我用什么样的文件夹来装胶片比较美观,以及提案过程中怎么做好胶片和讲话之间的衔接,要诀在哪里等等。

  在最后一分钟,老板突然一指我的鼻子——你,一起去!

  事后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最重要的影响是激发了我的“求师之心”。因为湛先生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善意和帮助,在那之后,使我不再恐惧“被拒绝”,建立了一种“社交自信”。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什么人我都敢上去打招呼、多高级的办公室门我都敢敲。我因此也进入了一个“扑”老师的阶段。

  我扑过当时还算传销的安利中国的总经理郑李锦芬、扑过点子大王何阳、扑过台湾成功学大师尚致胜白崇贤、扑过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界名人温元凯、扑过易学专家张其成、扑过当时的样板公司顶新雀巢可口可乐的经理们……没有任何人的背书和介绍,也没支付过任何的费用,他们都是在某个机缘巧合之下被我拦住,也都曾经花专门的时间解答过我的问题,辅导或者帮助过我完成各种不靠谱的工作任务。

  后来看电影《卧虎藏龙》,玉娇龙对她的师父说:是你给我了一个江湖梦……我当时就想,这些做过我的老师的人,他们的指导像拼图一样,给我这个高中肄业生拼接起了一个神奇的商业江湖。

  其实,混在北京,一个年轻人是有很大概率成为一个跑江湖的人的。真正的转折点,是发生在大约1998年的时候。

  有一天我路过一个酒店的会议室,发现里面正在开一场培训会。会场管理不太严格,我就溜进去坐在最后面旁听一会儿。讲课的老师语气十分淡定,内容十二分的吸引人,讲的是“惠普之道”。

  那时候最红的本土企业是秦池、长虹什么的,点子大王、十大策划人、成功学大师都还纵横江湖,因此这位老师所讲的战略管理、4P均衡发展等等,在我听来即使不是闻所未闻,也是从未有过的系统认识。

  会间休息,我冲上去与这位老师交流,只想问什么时候他再讲课,我想认真完整地来学习。可是他说其实从不在公司以外讲课,这次是给朋友帮忙,所以才第一次讲公开课。

  实在太想听这堂课了,我立即问:“那么如果我们也举办公开课,可不可以请您来讲课呢?”他愣了一下,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试试。”

  话已出口,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干。一扭头,发现一位穿着酒店制服的工作人员也站在会场后面旁听,我立即过去问他是不是酒店方面的负责人。他说自己是负责销售的,于是我就问他租这么一个会场要多少钱——我是真没概念。

  这位酒店的销售经理也很有意思,告诉我一个价格之后,看出我吓了一跟头,反问我:“你能接受多少钱?”我也愣了,没见过这么做生意的啊。我咬着牙报了一个五分之一的价格,他想了想说:“可以,但是你要给我换五个听课的名额!”

  这时候的我已经比认识湛祥国先生时懂点事了。场地有了,我反过去问老师的讲课费。老师也愣了,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收过讲课费,知识分子也不好意思直接谈钱。我们两人合计了半天,互相推说让对方定,最终商量定了一个今天看来低得令人发指的讲课费。

  就这么着,我稀里糊涂地进入了培训业。这位老师,就是高建华先生,在之后的几年间先后担任中国惠普公司助理总裁、首席知识官(CKO)、公司决策委员会成员,市场总监,战略总监等职务,也是中国第一个CKO(首席知识官)。

  我们整整合作了四年,我负责举办培训会、接洽客户的需求,高建华老师倾囊相授,将他在中国惠普所接受的职业训练、工作方法、战略管理技术、市场营销方法等等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了一批中国本土正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我又进入了一个“说话很像高建华”的时期。

  老师有了、场地有了,没有学员。回家翻了一遍名片夹,发现里面的人还是太少,想了想,我见过企业家最密集的地方,是央视广告部。立即抬腿去了央视西门,找到因为替老板跑腿儿而熟悉的广告部行政秘书,叽叽咕咕跟她说了半天。她笑着翻出了广告部主任的名片夹,扔给我,让我去隔壁复印一套。于是,我就有了一大本企业名人的通讯录。

  啥都不知道,摁着通讯录一个个打电话、发传真,忙活了好久,到了实在不能不开班的时候,才卖出了十几个座位,这时候真要感谢换给酒店的那几个名额,保证我的会场里坐了二十多个人,不算太难看。

  学员不够,服务来凑。高老师是一个绝不煽情的讲师,就是老老实实地讲干货,所以,为了避免冷场,也怕人们不认真听课,我又是担任主持人、又是设计抽奖、又是评选优秀学员,忙了一溜够。配合高老师经典的课程,那次的培训会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其中,有一位特别认真听课的学员,被评选为优秀学员,获得第二次免费听课的奖励。他对我们的服务大加赞赏,留下了一句我抄在小本本上的评价:“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不是有权人的世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

  会后,身为公司副总裁的他,动员公司董事长带着十几位高管来参加了我们的第二次培训会,又把高建华老师请到企业去做指导,成为了我们重要的客户。又过了三年,他自己创业成功,专门来到了我们办公室回忆和感谢那次培训会给他的启发,同时给了一个重要的邀请,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公司的咨询顾问——这是我独立负责的第一个咨询客户。

  这位优秀学员,就是牛根生,这家客户,迄今我已经服务了整整十年。至今我还欠他一次培训课。

  高建华先生受过极好的工科教育,除了当过几年广院的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在惠普和苹果公司工作,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外企职业经理,是真正的“名门正派”。他最出名的,是“绝不应酬”:在课堂上侃侃而谈,在饭桌上十分沉默。据我观察,这并不是他性格高傲或者孤寒,而是他真的不善于做非正式的沟通,更别提应酬了。

  他的出现,让我看到,一个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力量来立足,不需要搞关系、不需要跑江湖,更能够取得他人的尊重。务外非君子,守中是丈夫。年轻时的我是个随波逐流极易受别人影响的人,又急于在社会上立足,难免羡慕那些左右逢源快速上位的江湖高手。高老师的及时出现,帮助我彻底消除了“江湖化”的风险,养成了职业精神和对专业主义的追求,给我的职业生涯一个坚定有力的定向,让我从稀里糊涂做些广告公司的边缘化业务,进入到培训业,又从培训业,进入到管理咨询业。

  时隔多年,读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的著作,其中他提到,学佛之人,与其拜菩萨,不妨就直接观想“自己就是菩萨”,观想菩萨在这种环境中会怎么做,这是修行的一种方便法门。

  我恍然大悟。觉得自己实在是一个运气极好的人,因为什么都不懂,也就不太在乎这个所谓的“自我”,误打误撞找到了一个最取巧的学习方式:做一名精巧的复制者和模仿者,代入导师的角色,观想他们的行为和思维。

  第二盏灯:易筋经

  亲爱的天田:

  我感受到巨大的恐慌是在28岁生日那天,当时我还有三个月要从北大毕业,那天晚上我在未名湖边坐了一晚上,来回来去地想,对过去感觉到无比的恐慌……

  可能因为焦虑提前爆发,所以30岁那年过得比较平淡,从心理上说如此。那年心态很好,去了之前那家公司,然后就玩命干,结果把心态又搞糟糕了。到34岁那年,基本上是糟得不能再糟了。不过我发现我们这代人的好处,或者不能说这代人,只能说我自己,我可能没有这个资格代表哪一代人——我因为从小饱受打击,所以虽然心态很糟,但是基本上还没落下什么心理疾病,厚着脸皮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慢慢康复。

  ……

  谁都有不如意,没人过着十全大补的人生。只要心安,就是坦途。

  你还没到三十岁呢,已经比别人走快了很多步了,至少于我而言,在我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在一家出版社混吃喝。人总是看见自己没有的部分,把它们看得更珍贵。我很喜欢黄庭坚的一首词,其中说:”风前横笛斜吹柳,醉里簪花倒著冠。”人生还远远没有到秋凉之时,即便到了,也可以像他说的那么可爱。他最后给的建议特别实在:”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我就借山谷的词当个迟到的生日礼物吧。

  方希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保留着写信的习惯,哪怕是通过电子邮件。这是出版人方希在我因为奔三生日而感到抓狂时,写给我的一封信。虽然现在看来“亲爱的天田”这个称呼是多么的不符合我们之间简单粗暴的沟通习惯,但我一直存着这封信,急躁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这样的信我还存下来很多。我相信,如果方希知道我把她归类到“导师”一栏里,多半会冲着我骂句脏话,觉得我特别矫情。但是,事实的确如此,虽然我们之间的年龄接近,日常相处完全是平辈朋友,不过她实际上的角色真的更像是导师。

  在认识方希之前,由于扑导师的成功系数越来越高,我有点像是被注入了好几股真气的令狐冲,撑不了太长时间,体内真气就会打架。说白了,我只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模仿者而已,善于复制,无能运化。

  与方希亦师亦友的关系,像是令狐冲无意间得到了少林绝学《易筋经》,开始调和体内的真气,慢慢减少冲突,逐渐理顺。能消化的就吸收了,也有一些习气就排异了。

  正如令狐冲得到的也是一个伪装后的“易筋经”一样,方希对我的改造过程,是以引导我试着写东西开始的。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和出版人,在她的世界里,有意义、有意思的文字表达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对我来说,写作是一座大山,沉甸甸的横在我面前,因此总是为了写而写,也因此而想了很多避重就轻的招数。

  对此,她写了封信给我,邮件标题叫做《写一本天衣无缝的书》,其中谈到:

  写作是件麻烦事,不过反正都很麻烦,干嘛不做点有难度的呢?有难度是有价值的前提,那些难度不大的事留给平庸的人做吧,费这个劲干什么。要写一本内容和形式天衣无缝的书,我的建议就这么几条儿:

  一定是自己说话的德性,既不是S的,也不是B的,更不是SB的,只是自己的;想想自己在干的事和价值目标,要全面匹配;想想目标读者,他们都在你笔记本的对面,对着他们说话,掏心窝,捞干货,亮绝活。

  在这三条写书秘笈的指导下,我开始用“写”来试着打通商业观察的任督二脉,用“写”来整合我的职业活动。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逐渐成为一名商业杂志的专栏作者,也出版了几本在细分市场里有点正反馈的图书。

  长期的、规律性的写作活动,使我克服了惰性,推进了我对商业活动的思考深度。也因为专栏的影响,我开始受邀在电台做一档小小的商业观察节目,这个节目的播出,帮助我在更大范围内收获了业内人士的认同和友谊。我找到了自己一个全新的社会身份,而这个身份,最主要的影响,是让我的父母终于可以一平我“辍学从商”的怨懣之气。

  以前,我并不为中止学业而后悔,因为我给自己打的鸡血处方叫做“终生学习”。但是,逐渐的,我开始为此感到遗憾:遗憾的不是没有得到一个学位,而是由于缺失了严谨正规的高等教育,使得我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系统的治学方法。而在这一点上,身为语言学名师弟子的方希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从我第一次去过她的书房以后,我连读书的方式都是重新学习的。她是我见过的最博闻强记的人,但只有去过她的书房,才会知道她其实是一个用多么“笨”的方法来读书的“聪明人”。

  她选书的标准很“硬”而口味很“重”,对任何一个她感兴趣的学科都是从读史入手、精选经典,然后博览前沿。她是一个认真用笔和纸来抄读书笔记的人。

  她写信给我聊过她心目中“会读书的人”:

  贯通的人往往如一缕清风,不管他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都无碍,不贯通的人磕磕绊绊,自己还找到了仿佛高级的理由,这是自寻烦恼和自找麻烦。

  有看书习惯、而且会看书的人是了不起的,因为看书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它需要你既虔诚又挑剔,既信任又怀疑,而且它要求你像一摊水一样,一旦有新的水滴,马上就自然融入,仿佛从来没有这颗水滴一样。

  贯通,正是我长久以来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恰恰相反,体内真气冲撞、内心缺乏自信,使我成为一个拧巴纠结的人。与方希的交往,既有一起开会、一起构思选题、一起交流管理心得的一面,也有一起逛街、一起旅行、一起骂人、一起胡吃海塞的一面,这对于我来说,是完全新鲜的、全面的“生活课”。连我合作最久的合伙人都说:“你这七、八年以来,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结交了方希这么一个朋友。”

  我们常常交流管理公司的感受,彼此对对方的公司都甚为熟悉,以至于在我们的年会上为她颁发了一个奖杯,上面刻着一行字:“精神合伙人”。有一年,她担任我们公司年会的演讲嘉宾,对着几十位咨询顾问,她讲的主题是:手艺人的世界。

  之后,在我们这样一个迷恋工具、偏好概念的行业里,我们的团队迅速的形成了共识,做最接地气最务实求真的团队,几年过去,我们在行内成为一个以手艺人精神著称的队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以这样的名声,我的每一个团队成员在离开这个公司时,都可以直接地感受到自身市场价值的极大增值。

  第三盏灯:和尚何大

  说来真不好意思,我是快到皈依时才搞明白,“大和尚”原来不是说和尚长得有多高大胖大,而是对寺院住持的一种尊称。而我此生结识的第一位大和尚,就是我的皈依师——河北柏林禅寺住持明海大和尚。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二十年前挥别了北大才子的世俗世界,悄然来到当时还一片废墟的千年古道场,追随净慧和尚复兴柏林禅寺。

  初见明海大和尚,觉得他一点儿也不“大”,因为有的人身材大,但明海师很清秀,有的人派头大,但明海师极内敛。如果非要“着相”的形容一下,明海大和尚可担得两个字:静和净。

  我记得非常确切,第一次拜见大和尚,是在2007年3月11日下午。28岁的我已经成了别人口中少年得志的典型,有公司有恒产,客户名单里一大堆《赢在中国》的名人,朋友圈里说不上谈笑有鸿儒,至少算往来无白丁。经过十年毫不松懈的狂奔,物质生活上已经颇为自在,但事实上,不示弱的好强性格,让我能够忍受创业的孤独,却不能消解与全世界对抗的压力。

  跑了十年的我,在心理上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自己缺少大平台的历练和积累,专业发展遇到瓶颈,想放弃主控权请高人来合作,但是导致老班底纷纷离散、从2005年到2007年之间遇到各种合作上的问题,在个人感情生活方面也遇到颇多不顺。

  本来并没有决定要皈依,见面之后我卖弄小聪明:“我过去常常会在内心执著于别人对我的不好或不公,现在突然明白,这一切都是在若干时间以前存下的某种因果,若我记恨或报复,这业报还将在未来继续;若我忍耐或接受,这关系将会得到停止和平息。想通这点,内心十分欢喜。”

  想不到大和尚微微点头道:“我理解你的感觉……”

  当时我内心十分酸楚,好像有一种隐隐的情绪被触动了,但是,他接着又开示道:“不要把人概念化,其实没有好与不好之分,一开始判断就错了,修行者要识别善恶,但更要超越善恶。”

  铛!棒喝!

  说完这段话,我就请求他能够当天为我授皈依。因为在他身上我隐约看到了一种自己所向往的通透温润的风范,而他以真实之身证明了这种风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是可修炼、可学习的。

  在小小的皈依仪式上,他提笔为我写下了我的法名,用了一个“庸”字。夕阳照进方丈室的书桌,我泪如泉涌。之后,他送了一本他批注过的书给我,书名《狂喜之后》,扉页上题写着:“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病苦者为作良医,于贫穷者令得伏藏。”在大和尚给我上的第一课里,修行不是为了躲一个清净,修行的基础是精进与担当。做事也是修行,商业也是修行。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明海大和尚有一次看似无意地说道:“与人交往,要做好两个前提准备:一是要坚信对方是好人,二是要明了对方是凡人。是好人,就必然有向善、行善的需求;是凡人,他的情绪和意识就必然有善变、不稳定的一面。在这两个前提下与人交往,就必然会超脱和豁达,也会更具备与人方便的能力。”

  大和尚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德,是他似乎时时刻刻都在内省,一念不停地处在自我省查的状态之中。他操办了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可是在社会各界的赞叹中,他却公开反省说:身边的众生比远处的众生重要,内心的众生比外部的众生重要,如何服务众生、帮助众生,怎样过得更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政策”:尽可能减少社会活动,把更多的时间奉献给寺院。他把这称之为:守土。

  我很不恭敬地说:“将军才守土,你是和尚,守土干什么?”没想到,他反驳道:“和尚也是将军啊!要跟烦恼作战!”

  在大和尚为我授皈依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皈依、学佛之后会是对自己生命资源的一次重组。随着学佛的日子渐渐长了,我越来越能够体会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因为在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之下,自己对外界人、事、物的看法都有一些新的观察视角。

  有时候,我也会与大和尚探讨管理问题,因为他作为寺院的住持,事务性的工作也是很繁忙的,一忙得厉害了,他就自嘲自己像个总经理。有一次喝茶时我随口说了一句企业管理中讲究管理的闭环,大和尚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很认真地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就大概地说了一下PDCA的管理循环。

  没想到,他马上说:“嗯,有点意思。其实我们出家人也要讲闭环,是心的闭环:管理者讲任务,出家人讲发心,那就要在做事之后回归本心,回到自己的初发心,实现心性的闭环,这样做事就不再以好坏、成败来作为唯一标准了。其实人时时刻刻都可以在做工夫、在修行,关键是心念系在什么地方。”

  “你们管理学讲人力资源,我们修行者要讲心力资源,把信力、愿力等等心的力量当做资源来管理。归根结底,人力资源就是心力资源。管理就是要把人们从心力交瘁变成心力充沛。”

  说到决策,大和尚有一次说:“你一定要把所学运用到做事中去,要把所学和做事联系起来。而做事的话,经验、体验很重要,在决定之前一定要跨出自己的圈子多听听意见,同时一定要知道,世界上没有百分百的圆,也没有百分百的直线,都是有偏差的,因此要预见、包容、适应这种情况。”

  而他听说我的公司正在改制成为合伙人制时,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慢慢体会至今:合作,最重要的一关是——学会放弃。

  输赢、对错、是非,如果能够超越这些、容纳这些,人就会圆融起来。学佛4年后,我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与自己和解,对世界示好。”我的确重整了我的生命资源,特别是人际关系资源,与身边的众生相处更加柔和圆通。

  在对“放弃”的修习中,逐渐体会到“舍得”二字的真意。这种变化,令我完成了对公司机制的改造,作为一个当年独立出资的创始人,我终于把自己降为一个不控股的股东,与另外四个更优秀的人一起,将这家公司打造成一个合伙制的公司。而我们的合伙人关系,在企业界也是极稳定、最美好的传说之一。不只一位企业家告诉我说:我之所以选择与你们合作,就是因为,我太羡慕你的团队了,我想,如果与你们合作的话,有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团队在我面前,可以让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乐观。

  三年前,大和尚突然宣布闭关,一想到很长时间见不到他,我急得哭了。他给我留下的重要修行法门是:“你的功夫最浅之处在定。修定力,每天要有一个时间留给自己独处,跟自己在一起。所谓的独处就是说,真正地让你的思想、感情独立,不依赖于什么东西。总之,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复杂——教育越来越复杂,生活越来越复杂,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互相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复杂,因此专注也需要训练。可以在生活中训练,也可以在事业中。比如,你选择一个事业不要总是换,做一个就一直做下去,总会让你走出一条路来。”

  整整分别了三年,2013年春天,我们师徒在北京重逢。他沉默地观察我良久,为我开示:只有把“二元对抗”的机制从根本上打破,才能得到解脱。

  心性如野马,是需要调伏的,调伏我们的因缘有很多,但不同的人、不同的因缘,所达到的调伏深度是不同的。大和尚的传灯之缘,令我有机会用信仰调伏自己。从争强好胜到持中守庸,在世俗生活之外,大和尚的这一盏灯,为我开启了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让我可以从中觉察有限、窥见无限。让我可以从熟悉、嘈杂的商业活动中,经常升起出离心,伸头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呼吸几口纯净的新鲜空气。我的世界,因此而完整丰满。

  现在我的签名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纵横四海,心无挂碍”。因为此生我已经了无遗憾。我曾经为自己写过墓志铭:“这里横躺着的,是一个因为好运气而横行了一辈子的人。”

  我常常想,如果我错过了任何一位传灯者,那么,我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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