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利禄文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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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月的夜晚,路边的一树树樱花不时在料峭的春风中摇曳,映衬着湛蓝的天空,淡粉的花瓣愈发透出丝丝清冷和莹洁。这样的暮色,让人情不自禁,若有所思,所谓气物感人,诗意的美大概就是这样吧……

    也正是暮春时分,唐代诗人崔湜,曾出洛阳皇城端门,下天津桥。只见南北大道绵延七里,路旁是从隋朝开始就已遍植的樱桃、石榴诸花木,加以唐代间种的槐、柳等树,粉红烟绿,繁花照眼,崔湜不由得驻马吟诗:“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据称他弱冠即登进士,不到十年已掌贡举,此时年仅二十七岁,史书形容其人举止端雅,文词清丽。“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天津桥下的粼粼波光舞动一城春色,也掩映着诗人的无边思绪。桥边崔湜的风姿,令时任工部侍郎的张说怅然而叹:“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这番感慨,说的是文才、官职,以及时运这三项对唐人而言尤为重要的东西。崔湜无疑曾是命运的宠儿,二十七岁已掌贡举,意味着多少士子的前途系于他的掌中!“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白居易曾以此诗标榜自己一举及第的少年得意,而他所自诩的年轻,也正是崔湜掌贡举时的二十七岁呢(一说白中进士更晚,二十九岁),这也就难怪张说会有那样的感慨了。

    为文与做官,今天看来似乎迥然不同的人生状态,在唐代则由于科举制度之推行而与士子的命运紧紧勾连在一起。科举之中,明经与进士两科最为唐人所重。京城内四方汇聚的士子帖经据典,试策赋文,纸笔间飞龙走马,奔的是金銮殿前青云路。其中的佼佼者即便通过了礼部的考试、金榜题名成为进士,抬头举目望去,前途未卜,距离授职上任的那一天依然遥远。吏部的关试、守选、铨试……为官的道路既慢且长,唐代张著的笔记《翰林盛事》中说,连候选的文书都必须依官方给出的榜样一字不错合乎规范,稍有差池,即被驳回落选,如此,竟导致有等待三十年而不得为官的情况……

    漫漫功名路,执牙笏、佩鱼符、穿绯着紫的,自然万众瞩目。《封氏闻见记》里就描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景,说的是唐诗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的作者王翰,曾在候选官职的过程中擅作主张,议论品评当时海内的一百余名文士,将其分列高下九等,并颇具私心地置自己为第一等人物,与张说、李邕等大家并列,而对其他人则加以贬斥。

    王翰此番举动很值得玩味,他将文士分列九等的做法,让人联想起在科举制兴起之先,魏晋南北朝推行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魏文帝时期,开始以“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察访散在各地同籍的已仕、未仕士人,采择舆论,按照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将士人分别评定为三等九品,政府按等选用,每三年调整品第一次,是谓九品中正制。这其中,中正官的评定意见,对于士子升迁有着不言而喻的分量。隋文帝时,九品中正制已被废除,代之以分科、试策来招贤取士,继而是唐代科举制度对人才选拔的进一步程式化—纵使才士万千如过江之鲫,终须经这龙门,方才算修成正果。开榜之日,中者狂喜,未中者悲怆,多少喜剧、悲剧、闹剧,在这国家选秀场里年复一年地上演,不知会延续到几时……而当日的王翰,效仿前代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偷偷将这种夹带私货的九品文士榜贴于吏部东街,如果不是为了自抬声价,以博取求官的顺利,他又意欲何为?不出所料,这份来历不明的榜单引起了观者如堵,被贬损的众人无不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都说文章自己的好,这三六九等如何排比得出?此事查找线索不难,不过本想追究一番的吏部侍郎卢从愿被“势门”所劝阻,王翰因而才免去刑狱之灾。

    这里所说的“势门”,很有可能即指王翰榜中所列第一等的朝廷大手笔张说。张说曾三任宰相,被玄宗誉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据史传记载,还在他出镇并州时,就对王翰颇为欣赏,后来即引荐其任秘书省正字。这一看似详定典籍、校正文字的闲职,实乃升迁之捷径,王翰日后擢升为通事舍人、驾部员外,也由此可见燕国公张说对他的推举。张说曾评价王翰文采斐然,犹如“琼林玉斝,烂然可珍”,即使有所玷缺,也可成一时之秀。正是因为张说对词学之士的爱惜,王翰等人能够常游其门。开元十三年四月,唐玄宗与众学士官员欢宴,以“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决定更殿名“集仙殿”为“集贤殿”,将丽正学院改为集贤殿学院,众学士十八人,以张说知院事。五日,张说上任,玄宗赐宴赋诗,众人均奉命唱和。王翰也有参与,作《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筵字》,诗歌末句云:“徒仰蓬莱地,何阶不让缘。”—自负文才的王翰将学士云集的集贤殿比作缥缈天外的蓬莱仙境,其心驰神往之情可以想见。

    的确,集贤殿书院汇聚了张说、徐坚、贺知章等文笔大家,众人文采焕然,盛唐气象熠熠生辉。对此,玄宗乘兴赋诗曰:

    广学开书殿,崇儒引席珍。

    集贤昭衮职,论道命台臣。

    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

    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

    节变云初夏,时移气尚春。

    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辰。

    由于文学盛事的辉映,而使得春夏之交的一瞬被载入千秋史册,为后世所仰望,诗末洋溢着古往今来的历史情怀,唐明皇显得踌躇满志。其中所谓“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说的是一朝文化之传承与新创。唐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河岳英灵集》叙)在殷璠看来,所谓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玄宗对文学的态度,以及在文学上的旨趣,有如和风吹拂,盛唐诗歌开始日见蓬勃,条叶葳蕤。

    以诗歌而论,唐朝文学之兴盛自古迄今无出其右。据史书记载,太宗听政之暇,留情于文史,不时有叙事言怀之作;武则天“好雕虫之艺”,以文章选士;中宗时景龙文馆众学士相从,春风秋景,赋诗无数;玄宗“崇儒重德,亲自讲论,刊校图书,详延学者”;德宗时期政治稍安,逸兴遄飞的节日诗会频频举行,他晚年摒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皆不可及;文宗则每试进士,多自出题目,待到考卷呈上,即吟咏佳作,终日忘倦—举凡天下之位稍安,历任君主出于武功文治并举的心理,往往表现出对文学的推崇:大宴学士,嘉奖特别,实则在自己身边聚拢一群颂德的文臣,以形成核心幕僚圈;也有对一朝文风加以整饬的,像玄宗环视左右,生发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万丈豪情,对不合己意者删削批落,俨然以文学领袖自居。这些庙堂之上的往来酬唱,映照出的往往是皇帝不可一世的骄矜,以及身边得志者灿若菊花的笑脸。文学,不过是太平天下之粉饰,亦或许沦为助力文士平步青云的好风。

    当然,张说在文学上的推助之功,实在不可忽视,史称“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天子的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也都是张说倡导的结果。张说的重文崇礼,在此次集贤殿学士的盛宴上亦可见一斑。《大唐新语》记载,张说拜集贤学士,于院厅举行宴会,在众人举酒相贺之际,他推让不肯先饮。这位文坛首领举出前朝例子,说高宗时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身为国舅的长孙太尉不肯居先,那些官居九品末位者亦不许在后,于是取十九杯一时同饮;武则天长安年间,修撰《三教珠英》的学士亦官位高卑悬隔,但站立时,彼此前后位置不以官职品秩为序—张说以为,“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于是命人取来数杯,使集贤殿众学士同饮,一时传为美谈,人多叹赏。

    位高权重者学问未必上佳,张说被人所叹赏的是他言辞间流露出的文学自信—不以官职大小为标准来衡量评判学士,这之上,是一个更高的“道义”所在。甚至以文才与官职二者相较,他也认为前者更值得尊重与赞美。

    贺知章从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一日并谢二恩。就有同僚源乾曜问张说:“贺公久负盛名,今日同时宣布两份任命,足为学者光耀。学士与侍郎,您以为何者为美?”

    张说回复说:“本朝礼部侍郎负责人才选拔,如果不是名望与实才兼备,无从担任此职。但即便如此,礼部侍郎也始终是一名官吏,并不为德贤之人所仰慕;而学士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官居四品的礼部侍郎在科举中掌握遴选士子的大权,却比不过学识文采出众的集贤殿学士,张说此番褒奖,是他对文学的倾心赞美,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文人政治圈的核心主张。

    此处提到的礼部侍郎,原本并不具体负责科举考试,甄选人才曾是吏部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等人的职责。开元二十四年,性情刚急的李昂出任考功员外郎,他召集进士,约法三章:考校取舍凭的是公平,如果有请托于人者,必须落选!而李昂的外舅曾经与进士李权是好邻居,得知李权候选,好意为他关说。李昂果然大怒,聚集贡士,当众数落请托之过。虽然李权委屈表示自己并未求人美言,但那位考功员外郎将脸一板:“读各位君子的文字,的确很好。然而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其中或许有词语不妥之处,大家一起来看如何?”众人点头。出门之后,李权意识到考功员外郎刚才那番话明显是针对他所说,由其主考,自己处境不妙,于是心一横,私底下也来搜寻李昂文字中的瑕疵。不几天,李昂果然将李权文句中的小瑕疵,在通衢大道上张榜公开羞辱。有备而来的李权回应道:“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的不好,已经都给大家看到了,而执事您的大作雅什,我也切磋一二,可以吗?”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李权问:“‘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这句是执事的文辞吗?”李昂曰:“不错。”李权说:“昔时唐尧因为衰老疲惫,打算禅让天下给许由。许由厌恶这番话,所以跑去洗耳。现在皇上春秋鼎盛,又不想将天下揖让于您,足下诗中说洗耳,是为了什么?!”李昂听到这里,惶恐惊骇,于是向上司申诉李权出言不逊。虽然此次纠纷最终也没有穷究下去,但据说原初刚愎不受他人请托的李昂,经历此一事件后心有余悸,凡有人求则无不允从。朝廷因此认为官位从六品的吏部考功员外郎位卑言轻,不足以服众进士,于是这年三月壬辰,玄宗敕令,从此改由正四品礼部侍郎来执掌这一科考重职,负责贡举。

    “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诗句抒写的不过是山水间的悠然情怀,却在这场负气倾轧中化为纸笔间的黑白对决,对诗句的条分缕析,迂回周折,令李昂“惶骇蹶起,不知所酬”,有陷入险境之虞;而李权文字上的瑕疵,竟也可以公之广衢大道,以达到羞辱人品的目的—武则天时期大臣间罗织罪名,冤屈控诉不绝,声犹在耳,李权、李昂这种以文学为端由,寻章摘句发起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则几乎开启了后世“文字狱”之先河。难道,这也可以归之于文学的魔力?

    命运攸关的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除了诗歌自身在这广袤的竞技场上获得臻于成熟的机会,大概颇为可观的,还有文人日渐强烈的依附心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还有什么比褒奖肯定你的才华,更能让一介文人激动的呢?王翰九品榜上的自我彰扬,玄宗朝堂上的左右钦赏,李权、李昂彼此间的耍奸伎俩……那些名利场中呈现的五光十色,都不是文学的本来面目。

    而唐代诗歌之盛,并不限于朝堂。驿路边关,歌馆舞榭,仆仆于风尘之中,或春光潋滟之处,可以听到诗人作品吟咏不绝。如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被好事者画为图障,另一首“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唐人以诗入歌,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开元年间均负盛名的王昌龄、高适与王之涣三人,于天寒微雪之际旗亭听歌女吟唱的故事—“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的那种荒凉孤寂的边疆情境,远不同于小儿女的娇柔姿态,竟得到了在座歌伎中最美一位的垂青,可以想象她清越的歌声,穿过回风中的簌簌细雪,在诗人心中激起了多少暖意。而之前王之涣对同辈笑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拜列床下,奉吾为师。”—纵然是相逢不相识,王之涣能有与歌女心神相通的自信,这大概来自诗歌的魅力吧?

    文学所能收获的,当然不只是天涯歌女乌黑眼眸中跳动的火花。唐代笔记有云,王勃能文,请他作文者甚众,以至于金帛盈积,故而人说王勃“舌织而衣,笔耕而食”。《唐国史补》另有记载,长安中人争相写作碑志,熙熙攘攘如同市场买卖,每有大官去世,则有人径直造访其门,甚至有喧嚷竞争,不由丧家做主的情况,当时裴均之子就欲以缣帛万匹,请宰相韦纯撰写父亲的碑志,被韦纯拒绝:“宁饿死,不苟为此也。”—话虽如此,但换而言之,除了倚文为官可以捧得荣耀俸禄,文学自身,其实也能换取丰厚的报酬!《朝野佥载》的作者张,文章锦绣,屡次考试均拔头筹,时人称之为“青钱学士”,意思是其人犹如成色上好的钱币,万选万中。他所作的小说《游仙窟》,当时即被遣唐使带回日本,列为珍籍,史书记载:“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异域他方对文学的热爱,也以金钱的方式表现出来。文学的魅力,在那些使臣们的金锭上闪闪发光。

    而在唐人的笔记里,这种对文学的爱好无远弗届,翰墨流芳又岂止于东海邻邦呢,即使在冥界幽泉,也可以不时见到诗歌酬唱的情景。陈劭的《通幽记》里就描写了士人唐晅与其亡妻的魂魄之相见。其间,二人缱绻宛如平生,一番温存后,唐晅慨然赠诗。出乎他的意料,亡妻亦在衣带上题诗回应:

    晅闻,抚然感怀,而赠诗曰:“峄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曰:“方见君情,辄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带题诗曰:“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

    妻子生前原本爱慕文词却因“虑君嫌猜”从未赋诗抒怀,而在这摈除了世间名利、无欲无求的时刻,能够于笔下一诉情思,“言志之事,今夕何爽”—在文字中表白阴阳相隔的思念,怎么能错过呢?看来,有了文学的滋润,才是“做鬼也幸福”吧。

    这种诗意的重逢,读来让人动容。即使在幽冥之中,没有荣耀、地位、金钱种种与之相随相伴,而文学却依然能够如春花萌发,感人动情于一瞬之间,这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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