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之家”的“幸”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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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艾明如(Mae Ngai),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其成名作《无法归属的臣民:非法外国人与现代美国的生成》(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从立法、执法和社会效应的多重角度探索美国移民政策的种族色彩和局限性,曾荣获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和亚裔美国史协会颁发的多项学术大奖。她出版于二○一○年的《幸运之家:一个华裔家庭的百年沧桑史》(The Lucky Ones: One Family and the Extraordinary Invention of Chinese America,中译本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延续了这一主题,从一个被遗忘的华裔中间人家庭入手,深入探讨了美国实施“排华法案”时期的中产阶级华裔美国人家庭的生活经历,是一部情节精彩、可读性强,又不失学术深刻性的家族史和亚裔美国史著作。事实上,此书的研究亦是直接承接《无法归属的臣民》一书—在十年前披阅美国劳工部大量法律史档案时,艾明如偶然在故纸堆中邂逅一篇关于美国移民局雇员弗朗克·泰普(Frank Tape)的报告。借助家庭相册、报刊、政府新闻、人口调查记录、法庭记录和家族后人的回忆等文献,历十年求索,艾明如日渐发现了一个华裔中产之家尘封的记忆全貌。

    广东新宁县人氏赵洽,系美国旧金山移民中间人(immigration broker),十二岁即赴美。他在一八七五年春遇见被传教士抚养成人的玛丽·麦格拉德里(Mary McGladery),两人一见如故,不久成婚。像普通美国基督教家庭一样,赵洽遂改名约瑟夫·泰普(Joseph Tape,下文即称其为约瑟夫),其妻子随其亦改姓泰普。婚后,两人搬到体面的白人街区生活,一起组建了温暖的小家,孕育了四个孩子:长女玛米·汉特(Mamie Hunter),次子弗朗克·哈维(Frank Harvey),以及两位小女儿艾米莉和格特鲁德,拉开了“幸运之家”故事的帷幕。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缘何艾明如认为这看似平凡的华裔家庭,是那个时代里非同寻常的“幸运者”(lucky ones)?泰普一家的经历表现出怎样的独特性?他们的“幸运”经历又如何反映出亚裔美国人历史迂回曲折的复杂性?

    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首先须追溯这家人作为美国公民的社会身份(social standing)。约瑟夫和玛丽作为第一代赴美的华人,在美国入籍归化,不再是大清国的子民,而成为美国公民。这一点乃是把握了最好的历史机遇,在当时几个少数允许华人入籍的州、“排华法案”以前,就已然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享有作为美国公民应有的收入权和选举权。在这一前提下,他们是“幸运者”,不会因为“排华法案”的推行、移民审查等大多数入美华裔要面对的歧视性政策,而丧失其公民权(citizenship)和作为美国公民的社会身份,遭受没有地位、身份不受尊敬的痛苦。所以,当旧金山的华人挤在吵闹、破旧、卫生状况不良、瘟疫盛行,最终被一把火通通烧掉的唐人街时,泰普一家却在白人的街区过着幸福的中产生活,躲过了这场劫难,而只是从窗户中看到外面火光冲天的可怕景象(艾明如提到,唐人街因为卫生状况不佳,长期流行一种通过食物和伤口传播的传染病毒,先后死了二十多人。后来在各方势力的争夺与妥协之后,旧金山的唐人街又被觊觎这块黄金地段的美国人烧毁。一九○六年四月十八日早晨,许多华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目睹曾经熟悉的世界顷刻间毁于一旦,二十万人流离失所,几千人死于这场灾难。大火中幸存的旧金山华人,不得不被集中遣散到难民营,流离失所)。而在一九○四年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上至华人外交官,下至展会表演者,几乎每个中国人都遭遇美国移民局带有侮辱性的审讯(他们担心华工会通过这一途径非法潜入美国),就连慈禧太后派赴美国的溥伦贝子,以及留美幼童、吏部主事黄开甲,都深为移民局官员咄咄逼人的刁难感到不悦,但唯独英语流利、具有美国公民资格的泰普一家免于这些尴尬处境,这次经历对泰普一家而言不过是一次气氛欢乐的家庭郊游。

    除去作为美国公民的身份给这家人带来的“幸运”,泰普一家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其文化上的“脱华入美”,这使他们更接近白人的社会,而远离唐人街的世界。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给美国史学界带来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在此浪潮下,入江昭(Akira Iriye)主张将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视为文化之间的关系(inter-cultural relations),白鲁恂 (Lucien Pye)则曾进一步提出:中国是一种文明,却伪装成一个国家(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尽管两位学者探讨的语境不尽相同,却都启发我们从文化角度而非地理疆域理解泰普一家的“美国化”及他们与华人社群的疏离。

    艾明如在讨论旧金山唐人街时曾指出,旧金山的唐人街和旧金山这座发达城市,虽然只相距一条街,却仿佛隔了整整一个世界。在《幸运之家》英文版卷首呈现给读者的旧金山地图中,唐人街像立在城市里的一个孤岛,围起一个四边形。唐人街和白人主流社会虽然同在美国,却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世界。美国人对中国人寄居区域的印象,不外乎妓院、赌博和瘾君子以及唐人街的洗衣店。雅克布·里斯(Jacob A. Riis)的著作《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中,对纽约的唐人街做了详尽的描绘:“唐人街是一个让人失望的地方。” 那里老鼠成群,污秽肮脏,满是贫瘠,房子挨着房子,中间几乎没有空隙,人与人之间则毫无信赖可言。唐人街的日常生活有一种让人绝望的凄凉。泰普一家试图远离唐人街的世界,以融入唐人街以外的旧金山和美国社会。相比于生活在拥挤、卫生状况不佳的唐人街华人而言,泰普一家生活在伯克利附近的白人中产阶级街区,往来于传教士和外国邻居之间,就连孩子的儿时玩伴中亦都罕见华人。

    泰普一家的生活不仅远离唐人街,更加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水平。在民国军阀混战、局面动荡不安之时,这家人在美国拥有自己的农场、房产、山间别墅、几百公顷的土地以供家人休闲、捕鱼、打猎。他们一家开着别克、凯迪拉克以及同时可容七人的旅行车。这家人的日常装扮和白人无异,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更加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家庭。泰普一家四兄妹出生时,都非接生婆接生,而唯有白人医生和护士在场,截然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的中国家庭,这在当时非比寻常。不仅如此,这家人给孩子取名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似乎并无为赵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之观念。而当受到“排华法案”牵连,两个孩子无法正常进入白人学校念书时,约瑟夫和玛丽作为父母,敢于站出来挑战立法权威,某种程度上也基于其在美国文化中浸润已深,谙熟美国司法逻辑和挑战权威之精神,而绝无半点鲁迅笔下华人的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值得注意的是,在诉讼辩护词中,约瑟夫将中国诠释为一种文化,力图证明自己在文化上与华人毫无共同之处。这家人文化上的“美国化”决定了他们与大多数华人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根本性差异。

    当然, “美国化”的努力自然而然地伴随着这家人对中国传统的背离。受限于史料之不足,艾明如没有深入讨论个中复杂文化心态的形成,但据约瑟夫和玛丽童年的遭遇,以及他们长期生活在白人世界的经历看,泰普一家持有这一立场并不叫人讶异。让泰普一家背离自己同胞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并非因为白人对华人的歧视,而是因为中国人对待自己同胞本身的残忍(此处亦颇具讽刺意味)。中国传统的儒家秩序强调服从、尊卑,等级森严,女子要裹小脚、熟知三从四德,而基督教向华人宣传的却是个人自由、独立、民主、男女平等的现代价值。中国文化对开枝散叶的强调,对纳妾制度的容忍,亦与西方基督教的家庭伦理格格不入。这些内嵌在个人经历中的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外加基督教伦理和儒家伦理势不两立的冲突,可能都是造就泰普一家独特文化心态的外部因素。

    然而不论怎样试图远离唐人街,疏远中国文化,约瑟夫和玛丽一起组建的这个家庭毕竟无法摆脱其中国特性。艾明如细心地指出,泰普一家都爱吃白菜和芥蓝这些西方人很少吃的食物;约瑟夫在扮演移民中间人之角色的同时,也曾一度靠给华人办丧事挣钱,在清明节为死去的中国人举办各类祭祀仪式,承运华人的骨灰。此外,每当白人讶异于这家人流利的英文,问及他们究竟是华人还是混血儿时,泰普一家亦无法回避自己血缘上是纯华裔(full Chinese)的事实。事实上,对晚清的中国人而言,“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是亘古未有的新概念。他们在努力“脱华入美”的同时,既被华人社会排斥、忌恨,又并不被白人世界所信任,徘徊于唐人街和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灰色地带,遭遇“双重边缘化”的窘境。

    就美国的华人圈而言,尽管泰普一家可以算作华人圈的半公众人物,但许多华人并不十分喜欢这个“幸运之家”:长子弗朗克担任移民局的翻译官,这一职业尽管有让人羡慕的报酬,却被视为是没有灵魂的物质主义者,肤浅无知的鄙陋者,即便是梁启超之贤亦将之视为道德上堕落的声色犬马之流,白人的走狗。当地的华人一直试图用各种手段想撵走他,因为他是一个为中国人憎恨的华人(Chinese hating Chinese)—他在移民局的工作实质是帮助美国政府控制和严查入境的中国人。弗朗克在侦查非法移民案件的过程中,作为卧底嵌入西雅图的唐人街,将打探到的唐人街涉嫌偷渡的四十四名华人入境的消息告知移民局。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约瑟夫早年事业的成功,其实亦与美国“排华法案”的实行密不可分。“排华法案”执行时期,经过美国的华人都必须签订协约,用以证明他们不会在美国长期停留。只要签订这份协约,中国人便可自由出入,而当年约瑟夫便抓住了“排华法案”提供的这一机遇,上船逐个询问华人是否需要他协助签订协约、登岸。由此,他从中盈利颇丰,生意越做越大。因此,幸运之家的“幸运”也正是建立在其他华裔的不幸之上的,其幸福生活本身暗含一种对华人社群的残酷性。这同样是艾明如试图揭示的整个故事最具有矛盾性的层面,这个中产之家被美国社会接纳(inclusion)的历史,与其同族裔的社群在美国遭遇排挤(exclusion)的历史紧密相连。

    而另一方面,在遭遇同胞排斥的同时,泰普一家事实上很难真正融入白人主流社会。大多数公共设施也是有明确种族隔离规定的,不向华人开放。长子弗朗克更是备受白人的排挤。他在父亲的帮助下跻身移民局,先后担任翻译官和侦探,穿金戴银,甚至与白人女性同居,看似已然融入白人社会。但是,当他遭遇故意发难的白人同事几乎无休无止的审查和怀疑时,鉴于对方是白人,弗朗克根本无力还击,只好洒泪辞职。他甚至在旧金山举行的听证会上遭到白人同事向他发起的多项指控,其中一项严肃指控便是与白人妇女通婚。此外,当大萧条时期美国解雇了许多移民局的翻译官时,一旦丢掉“铁饭碗”,“幸运者”们就没有任何养老保障金或者退休金。 虽然弗朗克最终无罪释放,这段经历却也着实充实了我们对所谓“幸运者”定义的理解:他们一点点光彩夺目的“幸运”背后,都写满了时代的不幸。

    《幸运之家》对人物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艾明如理性、准确又不失细腻的写作风格,恰到好处地服务于故事的节奏和她试图向读者展示的时代画面;时而穿插出现的家庭相册和相册的记忆更是给人以熟悉的陌生感。短短一部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华裔家庭四代人的生活史,以及他们或平静或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

    本书的写法上不乏新意,艾明如能够十分聪明地抓住泰普家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挖掘事件背后人物之间的联系、主张、往事,从而串联起这些“小人物”面对的“大时代”(例如,她借用一八八五年玛米入学的情形,阐述早期亚裔美国人在美经历的曲折性和艰难性。是谁否定了玛米入学的资格?—一位爱尔兰移民家庭的二十七岁的年轻女士,她不得不妥协于校股东的意见—校股东委员会中谁说了算?—一位富有的、从南部来的坚定的种族主义者。她并未引述案件本身的冗长判词,而是从事件相关者的背景、政治主张、立场挖掘,如侦探般层层剥开案件背后的利害关系)。她并不只是将目光集中在这一家几口人有限的世界里,而是不断拓展他们周围遇到的人和事,试图将更大的历史背景铺陈小人物的故事:唐人街、爱尔兰移民对华人的不满、“排华法案”的出台等等。她的妙笔不断在泰普一家和他们面对的排华的时代间游走,将华裔整体在美国的处境和“幸福之家”进行比对。她并且从泰普一家的视角,重新勾勒“排华法案”大背景下像非法移民、天使岛的审讯、“纸儿子”、“黄祸论”话语等亚裔美国史要面对的历史主题。由于“幸运之家”与普通在美华人的距离,我们因而也得以看到以往被忽略的历史的另一面。布罗代尔曾指出:“任何事件,不论多么短暂地闪过天际,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可以帮我们点亮历史沉默的角落和宏大的画面。”“幸运之家”的沧桑往事所映照出的亚裔美国史沉默的角落和“排华法案”颁行以来宏大的历史画面,颇有使人回味之余地。

    艾明如提到的一些传教士对“排华法案”持有的反对态度,同样深具启发性。当时许多传教士深刻地理解到“排华法案”可能给传教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国内的排外情绪又会如何被进一步煽动,这些立场和主张都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研究题材。艾明如引述了当时传教士提议接纳中国移民,并将廉价且自由的中国劳力作为取代南部奴隶制的方案,以解放黑奴,这些都使人思考美国国内社会种族主义框架下的种族等级秩序、黑白关系以及黄白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排华法案”对美国在远东传教事业和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

    尽管考虑到这些因素,可惜的是,对这些“幸运之家”的实际造就者,艾明如只是一笔带过,并未进一步阐释这一事实:泰普一家的“脱华入美”,乃是通过传教士搭建的平台,逐渐融入美国文化和主流社会。从热心于中国事务、超越种族偏见的白人传教士那里,他们获得了认同、尊重和友谊,以及与白人打交道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背景。四十多年前,费正清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贡献,总是难以得到中国人的重视和认可,而在他们将英文、西学乃至民族主义等现代观念绍介给中国以后,这些“局外人”也逐渐被中国遗忘。然而我们在研究这些人物不平凡的经历时,往往忽略了传教士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在全书中,对这些传教士跨国经历讨论的缺位,同样值得学界反思。最近戴维·霍林格(David A. Hollinger)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说中曾以“海外传教活动对二十世纪美国的影响”为题,探讨美国传教士及其子女对改变美国国内舆论及对华偏见方面曾做出的历史贡献。“幸运之家”所以能摆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为自己平等的权利呼喊,其背后沉默的传教士朋友们可能才是真正“未出场的颠覆者”。正是他们的宽容造就了“幸运之家”美国化与现代化的底气和自信。

    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曾经困惑于泰普一家对晚清以降以至民国的中国历史舞台自始至终的淡漠。约瑟夫与他的家乡新宁县难道没有互动往来吗?他对自己的家乡和村社,抱有怎样的感情,其乡愁中又蕴含怎样的内容?新宁县(民国三年改名台山县)是中国近代移民重镇,赴往东南亚、拉美和北美的移民众多,或是通过“卖猪仔”的渠道,或通过赴美做契约工,历经艰辛。这一“北美侨乡”中许多赴美移民后来也转而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热心保持着与家乡的往来和互动,并积极投身到家乡的现代化建设中。许多新宁县的移民和其他华裔,即便挣到不错的家业,在美国主流政治中都共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失语。这并非因为他们不懂得美国政治,而是作为亚裔,没有公民资格,更无法参与到美国主流文化的生活中。许多人因而高度热心于中国的民主革命,转而支持孙中山,倾巨款佐助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此外,笔者注意到泰普一家的女孩在民国时代也热衷穿“辛亥风”的中国服饰,可见泰普一家并非完全无视,也很难无视中国革命的进程。那么约瑟夫和其他家庭成员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是什么,是完全淡漠疏离,还是夹带复杂感情并保持观望? 也许这些问题仍旧因为史料所限,不免存憾。

    当然,艾明如大篇幅引入关于鲁比·泰普(Ruby Tape)的讨论,是本书一个极大的亮点。相关的故事不仅引申出亚裔美国人在四十年代跌宕起伏的争取公民权的努力,而且也自然而然地引入了跨国视角。借助这个与泰普家有千丝万缕关联的“摩登”儿媳,艾明如将这个华裔中产之家的经历与四十年代太平洋战争、中美关系的重大历史变局联系起来(鲁比作为一名中国民族主义者见证了赛珍珠的《大地》和亨利·卢斯《时代》周刊带来的美国不断增加的对中国的同情和对日本的仇恨,并且同许多这一时期的美籍华裔一样急于抓住历史契机改善其在美处境)。而另一方面,“幸运之家”的经历是美国梦的故事。但不同于以往的亚裔美国史叙事,艾明如另辟蹊径地向我们解释了“排华法案”的另一面,丰富了我们以往对亚裔美国史的认知和单一化的叙事,让我们意识到“排华法案”的复杂性。

    艾明如通过泰普一家的往事,带我们重新发现了那个不幸时代中的既得利益者和华裔美国人最早的中产之家。这家人的经历是具备特殊性的,他们担任华人赴美事务的中间人,日渐垄断了签订契约、运输物品和翻译等差事和资源,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华人和白人两个世界中。艾明如通过“幸运一家”的故事想表达的排华时代的美国社会,有悲有喜,富有深刻性;中间人和翻译阶层的经历也不仅适用于华人社群,它同样适用于墨西哥、爱尔兰、意大利、俄罗斯等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的历史经历。因而,“幸运之家”的故事直接与少数族裔通过移民和奋斗实现“美国梦”的主题紧密连接在了一起,也使我们看到幸运的背后有多少歧视、不幸和历史的悲剧。在全书最后,艾明如巧妙地借助郑翠萍被捕案件的复杂性和轰动性以及“萍姐”(即郑翠萍)在新一代赴美移民中的“声望”,点出“排华法案”实行期间移民网络中间人被遗忘的历史和泰普一家沉睡的历史记忆,引人联翩遐想。

    (Mae Ngai, The Lucky Ones: One Family and the Extraordinary Invention of Chinese America,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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