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德国人,必有一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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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语中有一句谚语:“凡有三个德国人在一起,必有一个社团。”(Drei Deutsche:ein Verein)意谓德国人特别喜爱结社。无论是德国人自己,还是外国人,都认为德国人特别热衷于结社及过社团生活。有鉴于此,德语中才产生了用以形容这种现象的名词,即“结社癖”(Vereinsmeierei),而特别热衷于结社及社团事物的人,也被称为“结社狂”(Vereinsmeier)。据“德国协会及联合会全国联盟”的统计,目前在全德国范围内,德国的注册社团共有五十九万四千多个。半数以上的德国人都参加社团,而且各种社团的数量在过去十五年里翻了一番。

    不过这句谚语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德国民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不是三个人,而是七个及七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并且拥有一个社团章程且明确规定领导机构的权限范围,方能组成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社团。当然谚语毕竟是谚语;尽管这句谚语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但是它想要表达的是德国人结社的欲望之强烈。

    此外,所谓“三个德国人一个社团”,即德国的社团密度为欧洲甚至世界之最,也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实则是一个误区。在英伦三岛,也有类似的谚语,如“只要有三个威尔士人在一起,他们必定组建一个委员会”云云。所以,德国的社团虽然绝对数字巨大,但是其社团密度却并非欧洲之冠,而是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及荷兰甩在了后面。在欧洲,各民族结社的欲望分布不均,北强而南弱,处在中欧的德国则处于中等偏上。当然,尽管实际上德国社团的密度比不上北欧国家,但是社团在德国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或是德国自己认为社团在德国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德国的各种社团中,人数最多的当数各种体育社团,其比例为所有社团的38%。在德国,结社的历史源远流长。中世纪时,德国城市里的市民就组织了各种职业行会,以保护各行业的利益。十七世纪时,各种语言协会纷纷建立,以保护和发展德语。到了十八世纪,各种协会,特别是文化协会,乘着启蒙运动的翅膀经历了第一次发展热潮。而且这时众多的文化协会有一个新的特征,即消弭了等级差别,英雄不问出处,唯一的条件是必须要有热情、聪明睿智和文化修养。此外,柏林的“星期一俱乐部”也名噪一时;德国的各种读书会、外借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

    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初,大规模的结社浪潮才席卷了德意志大地,德国人的结社运动才真正起飞。在随后的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人的结社癖达到高潮。无论社团的数量还是种类,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社团不但在传统的信仰、娱乐、职业、公益等领域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渗透进政治领域。

    德国的大规模结社运动肇兴于十九世纪初,在十九世纪中达到顶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至今还影响着当代德国人的生活。为何不早不晚,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答案只可能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寻找。无独有偶,德国文化中的森林崇拜现象也恰恰产生于十九世纪初、繁荣于十九世纪中,然后给德国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所以这个时间点必定意义重大。而在这个时期,德国历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相同时期全面起飞的工业化。换言之,这个时期也是德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变的巨大的转型期。无论是大规模的结社运动,还是影响深远的森林崇拜,其产生与繁荣的时间都与德国工业化的节奏同步,这个现象绝非巧合。那么工业化何以给德国社会、德国人带来了巨变,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德国社会带着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被历史裹挟进了十九世纪,进入了现代,进入了工业化的大潮中,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和心态,与现代化大潮的激烈碰撞,德国产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变迁的一大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本来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但是在德国,人口流动却带来一个突出的现象,这就是“无根化”(Entwurzelung)。十九世纪的德国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人口的大流动,大量的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农村人口不得不背井离乡以寻找生计。

    在中世纪的德国社会里,人口的流动性是很低的。多数人一般都是在某个地方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农村里的大量隶农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得到领主的允许就不能离开领主的领地前往他乡。工业化的洪流席卷了德意志,贯穿于十九世纪的迁徙大潮把人们抛离熟悉的故乡,带向陌生的地方。这个变迁一则带来了隶农获得自由的机会,但是也带来了相当多的负面后果。

    对于草根阶层而言,“无根化”的后果当然更为严重。失去故土的乡民们,除了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不友好的世界之外,还遭受着社会形态解体带来的冲击。在工业化之前的乡村,人们的生活形态以“户”为单位,一个“户”所包括的范围,除了户主及其亲属外,还包括生活在这个“户”里的雇工、使女等人。这些人一方面受着户主的压迫,但户主同时也承担了给该户成员提供生存保障的责任。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如工匠师傅,一方面作为作坊的统治者居于统治地位,剥削和压迫作坊里的其他人;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承担起对整个作坊的责任,给家庭成员以及学徒、雇工等“下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换言之,在中世纪生存状态下的德国人,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基本的生存还是得到保障的。在这种生存形态中,“下人”们既没可能也无需为自己的生存操心,一切皆有师傅或户主做主。而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无根化”后的人们流落他乡,不仅生活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们中,而且旧有的生活形态不复存在。这样的人们的心理需求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一种寻求庇护的心理需求日渐强烈。

    工业化导致城市化。工业化促进了人口的流动,而城市化则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迅速膨胀的城市里,联系人们的纽带不再是血统、家乡、地域、亲属关系,而是就业,是工作机会,是居住地,如邻里。一个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人,一个工厂里聚集了众多的人,这样一来,物理的空间变得狭小了,但是人们的心理距离却增大了,人与人变得极度疏远。而且猛然间,原来的社会关系荡然无存,人们突然处身在陌生的环境里、陌生的人群中。一种新的心理需求产生了,人们需要建立一个熟人环境,在其中人人互相认识、可以互相帮助和关心。这样一个新的环境的需求,就给结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本来德语“社团”(Verein)一词派生于动词“vereinen”,意谓“变为一体,把……聚集在一起”。所以就其根本而言,德国文化中结社运动的“始作俑者”和深层原因主要就是德国社会的这个巨大转型,结社便承担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创造安全感的重任。在历史的变迁中,这个传统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发展。

    社会流动性导致“无根化”的现象,而没有了精神上的根的人们在心理上饱受不安全感的侵扰,因此对于安全感、被庇护的感觉有着特殊的向往,这一点,可以从十九世纪下叶德国社会中对于“共同体”(Gemeinschaft)的神往和对于“社会”(Gesellschaft)的厌恶中看出。一八八七年,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发表了《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提出“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以及消除“社会”、建立“共同体”的设想。所谓“共同体”与“社会”的分水岭在于,在“社会”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人生活在矛盾之中,被迫忍受生活的折磨;而在“共同体”中,一切矛盾、冲突都被化解,人与人生活在和谐、自然的关系中。每当社会矛盾激化、尖锐时,“共同体”与“社会”的命题就被提出来,最极端的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时期。

    长久以来,德国历史给德国人注入了一个特殊的心理需求,即所谓寻求“庇护感”(Geborgenheit),就像是一棵独立的树,比较容易被狂风吹倒;而一片树林就比较能够给予一棵棵树木以庇护。个人得到整体的保护,整体又依赖于个体的加入以壮大自己。这样一个民族心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社团就是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之一。

    社团的加入和退出是自由的,在社团里,具有相同兴趣、相同素质的人,能够融洽相处、相互容忍、相互帮助,他们聚集在一起,一个没有冲突的“共同体”就被构建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组织中,人们不再或不太感到隔阂,身处异乡、身处陌生人之中的不安全感消退了,即“社会”的矛盾、冲突被克服了,而“共同体”所许诺的和谐、统一似乎实现了。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工业化的高潮期间,德国社会中的结社大潮也汹涌澎湃。这些社团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各种歌咏协会。本来就酷爱歌唱的德意志人,在特殊的心理诉求的驱使下,加入歌咏协会,大家同声高唱同一首歌,把心里的压抑、苦闷、恐惧、失望赶出心窝,每歌唱一次,似乎就经历一次“宣泄”,歌者的出身、信仰、地域、方言、职业似乎都不重要了,人们获得一种被庇护的感觉。而在其他社团中,人们还的确可以得到帮助并施人以帮助。此外,在这个结社过程中,一大批“结社狂”也应运而生;而且只要有社团,就有结社狂们的身影。他们热衷于结社、管理社团,不但把社团管理好,而且也锻炼了管理才能,增强了社会的组织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个德国人一个社团”的谚语产生了,结社也丰富了德国文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

    文化自有一种内在驱力(Eigendynamik),一种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就会千方百计存在下去。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其存在的条件仍旧存在,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就会长久地生存下去。如今,德国的社团文化依然强大,但是也应时代的需要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自十九世纪中期社团在德国大发展以来,社团便成为德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国的社团却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坦的发展道路。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中,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里规定,民众有结社的权利。但是此前和此后,德国人的结社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监督和控制。革命失败后,政治性的社团遭受了灭顶之灾,不问政治的社团的生存处境还比较好,政治性的社团则生存不易。纳粹上台后,对各种社团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犹太人的社团、工人社团、政府不信任的社团都被禁止。除了官方组织的社团,如“希特勒青年团”一类的纳粹组织才有生存的空间,社团生活经历了倒退,各种社团的人数都在不断下降,能够持平已然不易,遑论社团的发展。唯一例外是德国的“小花园主协会”,其成员在第三帝国期间也一直不断在增长。

    “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社团经历了多次转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西部的社团经历了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其特点是各种娱乐性的、以物质消费为导向的社团获得了长足进展。到了七十年代,德国的社团又经历了一次变化,各种公民自发组织、自助组织大量涌现,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种妇女组织、反核组织、同性恋组织、支持第三世界的组织等。而一旦这些组织能够存在下去,往往就转变为社团,例如“无国界医生”、绿色和平组织等。这样的社团与传统的社团有所不同,其宗旨、组织形式、成员等都有别于传统社团,已经鲜有传统社团中那种“结社癖”人士。在今天,传统的社团,如歌咏协会、射击协会、远足协会、读书会等,面临着成员不足的危机;而新型的社团则人丁兴旺,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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