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艺术终结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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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世纪理论界经历了一场“权力”发明的大爆炸。自福柯奠基性地把铁板一块的权力碾压为碎片化的微观实践以来,对应着二十世纪空前活跃的政治实践,理论家们纷纷以向权力提问的方式,显示着干预和改造世界的雄心。

    文学权力的命题与这一理论大潮,形成了某种有趣的错位与暧昧。一方面,文学始终负载主流价值观念,承担着“传道”的重任;另一方面,文学叙事的虚构性、想象性和多义性,又始终践行着挑战同一性暴力的可能。从福柯到德里达的各路权力理论大师们,对文学文本的这一暧昧复杂性,既表示了迷恋与垂青,例如德里达用语言游戏的迷宫,解构西方逻各斯中心传统,又不乏侧身而过的回避,例如福柯始终不曾正面谈及文学的权力问题,只将其视为“一种休息”和“行路的随想”。在这个政治实践空前活跃,权力话语空前扩张的理论世纪里,文学始终在“及物”与“不及物”之间挣扎四顾,在“自律”与“他律”之间摇摇摆摆,在与权力共谋还是反抗权力之间妥协进退。

    朱国华的《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显示了国内文艺理论界加入上述理论潮流的努力。朱著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出发,提出了“权力视角的可能性”,通过倚重福柯对于权力与话语关系的揭示,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发现,将权力作为“艺术终结论”之后,考察文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认为“文学可以被确认为一种话语权力,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但却远不是一种严密、稳定和完善的权力”。朱著娓娓道来,不乏针对重要概念的梳理,围绕个案考察的细究,但是由布尔迪厄和福柯等加盟的这一文学祛魅化、去崇高化的理论书写运动,最终只能为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增添一个理论注脚,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而以某种“文学终结论”为代表的末日叙事,同时指向了文学无用又无力的苍凉手势。理论思考拒绝“纯文学”的天真,承认文学始终处在与各种权力关系的媾和之中,是否我们就必须吞下“文学终结”的苦果?同时一起咽下的鸩酒,还有文学的社会介入终究惨遭淘汰的历史命运?

    福柯等晚近各路后现代权力理论大师们已经揭示,首先权力不是铁板一块,在阡陌纵横的疆场上,权力始终处在与各种臣服和反抗力量搏斗较量的过程之中,并在这一互有输赢的复杂斗争间隙,获得暂时稳定的运作形式。其次,现代主体正是“生成”(to become)于屈从权力的进程中,没有可以逃逸出权力的主体,也没有不遭遇挑战的权力。在这一无可逃离却充满斗争裂隙的权力图谱背景中,“文学”从来不是随意被权力运作准确无误地楔入指定位置,也不会坐以待毙地等待着所谓“历史终结”的必然命运。一八○○年,当斯塔尔夫人用“文学”(literature)这一传统的人文学识概念,第一次指称写作艺术本身的时候,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才宣告诞生。在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学正是在与宗教、政治、经济等其他权力的博弈与互动中,擘画出自身的权力空间。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权力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延宕与重构之中,迫切需要文学和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更生。文学理论和批评首先应对的挑战就在于,仅仅揭露文学受限于权力逻辑是不够的,恰是针对布尔迪厄等人的“纯文学迷思”(myth)狙击战,朗西埃在《文学政治学》中指出:“二十世纪的批评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或弗洛伊德科学的名义,以社会学或机构与观念史的名义,自以为揭露了文学的天真,陈述了文学的无意识话语,并且展示文学虚构怎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社会结构的法则、阶级斗争的状况、象征财富的市场或文学领域的结构进行编码。然而他们所使用的用以讲述文学文本真相的解释模式,却是文学本身所铸造的模式。”对于朗西埃来说,针对文学受制于诸种权力关系的揭示,不应该成为文学妄自菲薄、安于一隅,甚至接受某种终结论的理由,因为文学书写是对社会症候的感性分割,进行重新配置的一种实践活动,这一实践紧密联系也必然深刻制约着政治形态。今天的文学批评不能滞留在对文本乃至文学自身进行祛魅、非神秘化工作的理论自满中,文学同时要去干预和介入,干预这个时代集体乌托邦冲动的构造,介入关于世界感性分割的书写框架,重新配置出世界对主体可见的途径,以及表述这种可见性的语言和情感结构。

    与朗西埃试图以文学解救日益堕落的政治哲学如出一辙,齐泽克以“经济的文化化”与“政治的文化化”,尝试刷新文学—政治—经济的既有权力话语空间。在齐泽克看来,今天的文学研究者所忧心忡忡的,不应该是文学边缘化的某种“终结论”,文学合法性的焦虑,恰在于文学正变得无处不在,对于文学的挪用与盗猎正在杀死文学本身,而文学话语自身无法发明一套新的挑战语言,与其他诸种权力形态展开限制性谈判。“政治的文化化”意味着,本该属于政治领域的冲突在文化疆场上浮现,例如少数族裔的就业困境变成文化尊重问题,农民工的生存权益被替换为对于底层劳动者的尊重与包容,政治不平等或经济剥削的权力运作,被自然化/中立化为只关乎文学与文化的差异。当有关社会分化与重组的结构性困境,被限定在文化层面,被解读为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多元选择的时候,“容忍”在今天变成了文学和文化理论唯一的言说内容。容忍甚至主动发掘那些在肤色、性取向等方面与主流权力话语不同的多元主体存在,让宽容与尊重取代平等、剥削与正义的话语,成为“政治文化化”运作开出的唯一解毒良药。在齐泽克看来,究其根本,这种将政治困境移置到文化疆场背后的“看不见的手”,就是认可资本与市场机制是中性工具/程序的“经济的非政治化”。在这一“政治文化化”和“经济文化化”的新权力结构中,看上去文学(文化)获得了空前的舞台,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不能供文化研究驰骋的疆域,最成功的广告营销必须调戏最经典的文学诗句,最赤裸的金元滚滚必须裹上文化的遮羞布,但是文学(现在已经扩展到文化)却被牢牢锁定在权力所指派的新的代理角色中,这个文学牌垃圾桶现在负责回收酷烈的阶级分化、愈演愈烈的全球不平等,并将其再加工、去激进化为性别、宗教、种族与其他生活方式差异的“文化”议题,并行销世界各地。齐泽克对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表示了最怒其不争的痛心:从后殖民批评到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酷儿理论,文学理论不遗余力地创造出了一个个多重的主体性形式—阴性的、同志的、族群的、杂种的……没有先验的、大写的逻各斯幽灵,文学批评在分裂的文本世界中不断发掘出各种混杂的、特殊性主体形式。但朗西埃和齐泽克们所期待的,文学勇敢干预这个世界关于可言说、可见性的感性配置的重任,文学限制乃至争夺经济权力扩张的作为,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

    二十世纪的理论书写作为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革命,把“文本”的概念深刻铭写进了传统学科中,将“写作”的观念推广到之前被视为“现实”或所谓“真实世界”之上。自此,在几乎所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来自文学文本的症候分析和阐释学模式获得了类比性延展,我们可以对“国家”文本进行符码分析,也能够对“欲望”进行数理演绎,这也许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发展最值得珍视的成绩与辉煌。在今天,所谓“资本主义新精神”(吕克·博尔坦斯基)、“审美资本主义”(奥利维耶·阿苏利)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其发挥文化的巨大统识和整合力量,以审美艺术糖纸重新激活百年资本主义驻颜术的时候,重新开拓具有挑战力量的文学与文化理论,重构文学—政治—经济的权力空间,正在成为当代理论家们的历史重任。

    (《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朱国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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