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吟”非彼“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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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五年清朝废除科举,私塾面临困境。自民国建立,新学堂勃兴,学校取代私塾,延续数千年的“终日咿唔,不求解悟”的教授方式被勒令中止,代代相传的吟诵受到了很大冲击。一九一九年新文化运动之后,学校体制改变,吟诵自然更为没落。近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魏建功先生曾指出:“自学校国文改为国语以来,国语的读法未定,而国文的读法已坏。”(《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记录》)与此同时西方的朗诵方式随话剧进入中国,当时的教育界曾热烈讨论如何诵读汉语作品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朗诵诗盛行,其后汉语朗诵遂定型并取代吟诵。

    时光推移,转眼到了二○一五年七月,在第三届“中华吟诵周”上,各地一线教师的吟诵课、各年龄段吟诵爱好者的演出,再次把“吟诵”呈现在人们面前;再加上二○○九、二○一一年前两届相同活动,都展示出中华吟诵这一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独具的艺术魅力。“乍可百年无称意,难教一日不吟诗”(杜荀鹤:《秋日闲居寄先达》),曼声长吟在中国古代,如同书法、品茶一样,是文人雅士必备的基本技能。诗人伴随着吟咏来作诗:“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白居易:《闲吟》)“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鲁迅:《无题》)诗人也常借吟咏来改诗:“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解闷》其七)“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当代更有学者指出“诗写下来不是为了看的,而是为了‘吟’的”(王力:《诗词格律十讲》)。吟诵不仅有旋律、节奏、结构,而且有声音之高下、强弱、长短、清浊,这一切都是用来表达理解的。在吟诵中,诗词文赋包含了很多语言本身所没有的意义,这些意义也是附着作品一起流传的。“行吟泽畔”的屈原、“余亦能高咏”的李白、“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杜甫都标示着吟诵与中国古代诗人的形象密不可分。

    据学者考证,“吟诵”一词始见于《晋书·儒林传·徐苗》:“苗少家贫,昼执耒,夜则吟诵。”李白的《游泰山》六首其四“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吟诵有所得,众神卫我形”,是“吟诵”首次出现在诗歌之中。据文献记载,诗的吟诵早在春秋时代就流行了,孔子之于《诗经》,屈原之于《楚辞》,也都曾吟诵。此后历代传承,不断发展。千百年来,传统吟诵已不仅仅是一种阅读方法、鉴赏途径,更成为文人生活的一种方式。古人创作时,一边进行艺术构思,一边吟哦推敲作品的音节。但与传统正宗的经史之学相比,吟诵只被视为辅佐学习文学的手段之一,并未成为学术的主流,真正关于吟诵的研究并不多。

    中国从前私塾读书本来都是朗诵,都带有若干歌唱的意味,文人诵诗也是如此,照理应该有一种诵诗的艺术发达起来,而考之事实则大不然。塾童念书和文人诵诗大半都是用一种很呆板的千篇一律的调子,对于快慢高低的节奏,从来不加精细的推敲,我翻过许多论诗论文的著作,只见前人很喜欢“吟”、“啸”,却没有见到一部专书讲“吟”、“啸”的方法,大概他们也都是“以意为之”。(朱光潜:《诗论》)

    “五四”以来,我国在文化教育、语言文字、诗歌体裁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吟诵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原有的生存环境。于是原本只有技术层面传承而无理论层面研究的吟诵之学便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其淡出的程度和速度,都远远超出了其赖以生存的古典诗文,因为古典诗文还有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各种版本的诗集、词集、文集以及诗话、词话等,而仅靠父子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吟诵之学,在当时的条件下,保存起来就十分困难,更谈不上研究和发展了。华钟彦先生说得好:“吟咏之法,本非专门高深学问,过去师弟之间,教读唐诗,口耳相传,习以为常,自然人人会通。自‘五四’以后,特别是解放以来,无人提倡,吟咏之声日渐稀少。只有胡乱诵读,安蔽乖方。故欲振拔旧闻,反成了专门学问。”(《再论唐诗的吟咏》)于是前辈学者不断尝试对“吟诵”艺术进行界定:

    中国旧时对于诗歌本来有朗吟的办法,那是接近于吟唱,也可以说是无乐谱的自由唱。(郭沫若:《戏的吟词与诗的朗诵·序》)

    所谓吟诗吟文,就是俗话所谓叹诗叹文章,就是拉起嗓子来把字句都唱出来,而不用说话时或读单字时的语调。(赵元任:《新诗歌集·序·吟跟唱》)

    所谓吟诗,就是用古音吟出、品出诗词的韵律美。(文怀沙:《写在〈五李诗词吟赏〉付梓前》)

    可见这里所说的“吟”,绝不同于“读”、“念”、“朗诵”。以王实甫《西厢记》为例,该书第二本第一折“鹊踏枝”有云:“吟得句儿匀,念得字儿真,咏月新诗,煞强似织锦回文。” “吟”与“念”就分得很清楚。关于这一点,朱光潜先生也曾说过:

    艺术所要表现的情调是比较深永的,低徊往复的,走曲折线而不是走直线的,所以表现方式也要有相应的低徊往复和曲折。所谓“诗歌语言音乐化”乃至于“思想情感的音乐化”其意义就不过于此。要“长言”,正因为“言之不足”。长言才能在低徊往复之中把诗的“意味”、“气势”、“骨力”和“神韵”玩索出来,咀嚼出来,如实地表达出来。假如这个看法略有一些道理,我们也就可进一步认识到诗歌的朗诵不宜用话剧念台词的办法。(《谈诗歌朗诵》)

    朱先生这里强调的“传统的旧诗朗诵”,即为吟诵,不但与“念台词”不同,而且还有别于现代的新诗朗诵。

    同时,中国的吟诵也确非西方的朗诵。“在文学领域中,诗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区别,在于诗是以声韵节奏构成的听觉形象为主要创作和表现形式,而这种声韵节奏的基本形式又和民族固有的语言文字声调基础完全一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高度之后,必然会形成本民族特有的诗词,这种诗词存在的形式完全基于本民族语声韵节奏的听觉形象。所以一个民族的诗词声韵节奏,是和这个民族语言文字结构一样,始终不会有重大变化的。”(沙地:《萨氏诗词格律ABCD》)因此欧美人朗诵诗,跟我们的传统吟诵最基本的差异,就在于语言文字的不同:

    中国的语言与任何其他外国的语言有一个基本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的语文是独体。你看我们的汉字都是方块字,一个字占一个空间,独体,单音,一个字只念一个声音。我们说“春”,英文说“spring”;我们说“花”,英文说“flowers”,它们是有音节的节奏,是拼音……我们的吟诵是跟我们语言文字的特质结合在一起的……英文字有轻重音,而我们不是,我们是独体,是单音,就是一个字,而这一个字有各种不同的声调。所以我们中国的诗歌所注重的,不是轻重音,而是节奏和声调。(叶嘉莹:《古典诗歌吟诵九讲》)

    汉语语言文字最大的特点是独体单音,翻译家兼诗人屠岸先生也强调“吟诵之诵,与今天流行的朗诵不同”(《常州吟诵,千秋文脉》),因为西方尽管在读诵的时候也有声音轻重的分别,但他们的语言不能够形成像我们中国语言文字这样鲜明的节奏和对仗。

    吟诵是最适合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音声表现方式,既遵循语言的特点,又根据个人的理解,依循作品的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通过自己抑扬顿挫的声调表现出来。叶秀山先生曾指出:“‘诗’这种形式既是概念的,又是音乐的;既有文学性,又有音乐性。在‘诗’中思想与情感、概念与音乐、逻辑的结构与艺术的结构是不能分割的。所以‘诗’的语言是艺术与科学、音乐与逻辑、表现与再现可以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秘密所在,也是中国古典戏剧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关键的环节和实在的基础。”(《古中国的歌》)然而“五四”之后,我们用西方的朗诵方法来诵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造成形式与内容的南辕北辙,古诗文的神韵和内涵,已无法被体会。西洋诗歌的读诵,往往具有一种表演的性质,而吟诵,可以是一人世界的自得其乐,可以是师弟之间口耳相传,可以在一二知己、三五同好之间小范围内交流,但是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集体表演,就未必会有很好的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吟诵之目的不是为了吟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的心灵能借着吟诵的声音达到一种更为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吟诵宜于小范围内演示,不宜于大庭广众中演出,实在是一种更重视个人直感的心灵活动的外观,其所重视的乃是人的体会。如同古琴不适合集体演奏,舞台上的群声合吟,也难免令人感慨如此“中西合璧”之舍本逐末。

    吟诵以汉语平仄来控制节拍的长短,不谱曲、不套调,吟调由个人自由发挥,与朗读决然有别。中国旧体诗歌讲究平仄四声的韵律,但是现代汉语和普通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入声”完全消失(仅在部分地区的方言中还有保留)。解放前郭沫若先生就曾关注到当代人读旧体诗词中的入声字的读音问题:

    念诵古代的诗词,其要求与唱南曲相仿。如果作者在写诗时曾是有意地使用入声字,旁人朗诵时便不应无别地将入声字毋视抹杀。《国音常用字汇》“本书的说明”第六条云:“入声的读法还应该兼存,因为讽诵前代的韵文,尤其是律诗与词,若将某某入声字读成阴平或阳平;或将一首诗中几个押韵的入声字读成阴平、阳平、上、去几个不同的声调,必至音律失谐,美感消灭;所以这是应该依旧音读为入声的。”(郭沫若:《戏的吟词与诗的朗诵·序》)

    入声的缺失使旧体诗歌的朗读变得非常不合适,甚至可以说:普通话越标准,就越经常与旧体诗歌的平仄违背,朗读时就越容易丧失其原来的抑扬顿挫的韵律美。而真正的吟诵则有平仄四声的长短高下之别,这也是很多方言吟诵更有韵味的原因所在。目前推广的普通话吟诵,需要尊重作者创作时的音声节奏,如果是今人的作品按照普通话的四声来吟诵即可,但如果是古人的作品则至少需要将入声字恢复短促急迫的“古吟”。当下承传吟诵尤忌急功近利,如果仅仅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注意而过分宣扬一种似是而非的“吟诵”—只在声调上下功夫,而不懂得体会诗歌里面真正感发的情感,就算会模仿一个漂亮的调子,甚至随便信口编一个调子—这般才艺表演对诗教而言毫无价值,反而会使真正的、传统的吟诵因一种异化的形式而消亡。

    数十年前,朱自清先生就意识到:“现在多数学生不能欣赏古文旧诗、词等,又不能写作文言,不会吟也不屑吟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论朗读》)可见正是由于吟诵逐渐沦为“绝学”,遂造成了今人与古典文学作品之间的割裂。《诗·周南·关雎序》说:“吟咏性情,以风其上。”孔颖达解释说:“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性情也。”吟诵已不单是语言的艺术或艺术的审美问题,根本点在于吟诵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生命活态,内涵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性情襟怀。因此它不仅是一种阅读方法、鉴赏途径,更是对人的道德品格、文化精神的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培养,在阅读鉴赏的同时,道德修养隐寓其中,如水中着盐,有味无痕。

    (《古典诗歌吟诵九讲》,叶嘉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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