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河》中映现的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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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纳德·沃斯特出生于尘埃弥漫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生活在美国西部的农民,尘埃不只是大洋彼岸的“二战”硝烟,更是淹没大平原无边麦浪与无尽希望的土灰。当其出生之年,尘埃已然在大平原的天空与大地上飘浮六年,将无数平原农场主逐出其家园,沃斯特的父母正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如同千百万尘暴难民,沃斯特一家也选择了继续西行,加利福尼亚是他们新梦想的终点。同其七八十年前来到大平原的先辈相比,尘暴难民的西行梦想已经变得不那么雄壮振奋。他们不是向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开进,准备在西部辽阔的天空下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世界,或者至少是个欣欣向荣的新家园。沃斯特的父母同其他的尘暴难民一样,经历贫穷,忍受歧视,只是为了在一片没有尘埃覆盖的土地上寻求生存的可能。尘暴意味着美国西部的天真乐观时代的终结,虽然大部分的美国人仍然拒绝承认它的到来。

    对沃斯特而言,加利福尼亚在他孩提时代的有限记忆中,绝不是满眼的盈盈绿意,漫漾着湿润芳香的棕榈海滩,一片为自然所青睐的人间福地。他的出生地是一个名叫“尖针”(Needles)的小镇,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东部,紧邻亚利桑那与内华达,地处美国最大的沙漠—莫哈维沙漠的边缘,在科罗拉多河畔。当沃斯特的父母逃离漫天尘埃,来到这个小镇时,其人口为三千六百余人。虽然小镇的一侧是奔流的科罗拉多河,其风景却是荒凉、炽热的沙漠。生计的艰难与自然的匮乏在四十年代刻画了这个小镇的基本特质。事实上,对于美国人而言,这个小镇唯一可堪记忆的地方,只在于它时时列入美国最热城镇榜。在为时十年的尘暴宣告终结的时候,沃斯特一家迅速逃离了这个小镇,回到了他们堪萨斯的家乡—哈金森,一个以盐矿著称的大平原小城。其人口是“尖针”的十倍,但是却分享同一种匮乏—水。

    二十年后,当沃斯特来到美国东部的耶鲁大学读书时,令这个边远小镇的青年眩晕的并非耶鲁数百年间浸淫而成的学术规训与尊严,而是新英格兰延绵不断的森林与汩汩不绝的流水。前者令他最初挫败,进而反思,最终挑战;而后者却令他心生敬畏,在此处与故乡迥异的自然环境中,思考文化、历史的演进。沃斯特从来都不是主流的遵循者,虽然他未曾留起长发,弹吉他唱歌抽大麻—事实上,这些只是反主流的表象,而非精神自由的根本坚持。自其学术生命的初始,他便坚定不移地要做一个持不同意见者(maverick),一个拒绝任何既定烙印的学术生灵。

    六十年代,当大西洋两岸的民权、女权与反主流文化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种族、阶级、性别等观念亦于史学研究中崭露头角,他人欢喜雀跃,认为史学的边界与内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时候,沃斯特却感到深沉的忧虑。作为一个敏锐的历史学者,社会史的横空出世,固然标志史学走出帝王将相之窠臼,开始关注边缘群体及其与历史发生的深刻联系,但是这其中却隐藏着碎片化的危机。而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沃斯特,如同千百万他的同龄人,在阅读《寂静的春天》中成长,地球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未来,而不仅仅是人类这一成员的沉浮,成为他们关怀的对象。但是,无论是旧有权威如清教思想史,抑或史学新贵如种族、阶级史,都无法对当时已然现身的环境危机做出历史学应有的回答。当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纷纷投入到一种生态性思考当中,历史学却仍然醉心于人类事物,视历史中最基本、最漫长的一对互动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影响、共同进化的关系—而不见。

    于是,有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这部被他的耶鲁同侪讥为为熊而作的历史,成为他此后历史叙述的思想基础—从生态角度重新诠释人类历史。然而,真正标志他走出思想史的规范,在一个更广阔也更具物质性的空间中思考历史演化过程的著作,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尘暴:一九三○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写作此书时,他已然远离美国本土,在太平洋中孤悬的夏威夷岛上执教。火奴鲁鲁是一个彻底脱离新英格兰清教思想脐带的城市,聚集着不同肤色的人群,充满异质的文化与习俗,正是在那里,沃斯特回望自己曾经的家园,开始其超越地域性的反思。这本书令沃斯特获得次年美国历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使其名声大噪,也令初生的环境史在学术界有了立足之地。

    有趣的是,《尘暴》一书在地域上应当归属的美国西部史对之却反应漠然。当时的西部史正在发生静悄悄的变革。特纳边疆学说的一统地位在种族、阶级、性别等概念的冲击下已然处于坍塌的边缘,新的范式却尚未成型。印第安人、墨西哥人、亚洲人、黑人,还有妇女纷纷进入西部史学者的视野,更多的英雄与受害者从沉默中被拯救,然而西部本身却似乎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再一次失落了。那里的草、水、土壤、沙漠、山峦、成千上万不同于人类的物种消失在人类的自我关注当中。然而,正是它们,与西部人共同成就了一个新帝国的崛起。

    八十年代的美国尚不愿承认西部已是一个等级森严、财富聚敛的帝国。彼时,孤胆英雄在苍茫草原上的传奇故事仍然在好莱坞的声色光影中演绎;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伫留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知识层面,徘徊难去;西部的自由、民主、自立的个人主义精神更是美国政治话语中百试不爽的无上利器。在大众文化,甚至在所谓的“精英思想”中,西部仍是一个自我构建、自我欺骗的神话。社会史家看到了边缘人群,那些非白种男性自耕农的族群在神话中的遭遇与牺牲,但是神话中白种男性通过征服荒蛮的自然从而筑造的自由新世界,亦即这一神话的根本,并未曾受到动摇。

    在沃斯特看来,这样的一种浪漫化记忆非但不足以呈现真实的西部历史,而且矮化了西部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无论这一重要性是值得高歌称颂,还是应当以批判性思维重新加以思考。 从《尘暴》开始,他就在追寻一个“真西部、新西部”,一个用他的话说是“关于男男女女在严酷的自然匮乏中挣扎度日,然而荒谬的是,却又在既定的财富垄断中勉力求存的故事”(沃斯特:《新西部、真西部》)。这是沃斯特自己长期生活的西部,也是他周围成千上万普通人正在经历的西部。他的西部经历中,最为匮乏的东西便是水,而漫天铺地的尘埃为他留下终生的哮喘症。那些在中产阶级郊区的草坪上戏耍成长起来的学者,很难想象自然的匮乏对于个体生计有多么深刻的影响。或者在他们的想象中,对这些“他者”的生活不自觉地赋予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为他们以后的研究留下深刻的印记:在形形色色的西部史著作中,西部或者仍然保留着以往自由土地、自由人民的假象,或者成为东部帝国的腹地,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

    然而,对沃斯特而言,西部自身已然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帝国,一个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中,通过资本与国家的力量实现了技术统御(technocracy)的帝国。这一帝国不是任何其他力量的附庸,事实上,就技术统御的层面而言,它成为世界的模本,其代表性力量便是矗立在每一条西部河流上的混凝土大坝。就工程层面而言,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被不断地复制;而就技术统御自然的层面而言,它既保留着人类同自然相抗的古老传统,又在美国现代西部的特殊社会与自然环境中,被进一步发酵,趋于极致。成就这一帝国的,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群体的力量,无论是追寻信仰自由的摩门教徒,还是自《宅地法》始,为各种因素所驱的拓殖者,或是坐拥雄厚资金的资本家以及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言人,或是最终走入西部事务的联邦政府。沃斯特指出,西部帝国是他们的合力,更是自然被迫的妥协。

    如果说《尘暴》是关于草和草的毁灭的故事,《帝国之河》无疑便是水与对水的征服的历史。但是与《尘暴》一样,《帝国之河》力图进一步破解既有的西部神话,其途径有二:第一,发现、分析自然,特别是自然中的水,在西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第二,超越西部,在一个远为宏阔、久远的时空中理解西部的水与人类的关系,考察水与水控制的历史。这两种途径在流淌的水中“合入其流域的独圈”,映现出横亘于西部大大小小的水坝、沟渠上方的主题:通过技术与资本成就对自然的主宰,与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对其他人的控制相始终。

    沃斯特的知识与关怀都深植于西部的土壤当中,但是在他审视西部这个看似独特的地区之时,一个挥之不去的意象却是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揭示的中国治水社会。这两个看似遥不相及的社会形态之间究竟是否有共通之处,一个关于古代东方的理论究竟能够给予美国现代西部的历史书写者何种启迪?沃斯特发现了水与干旱,虽然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一同地球生命有着根本性联系的自然要素无疑会激发出人类共通的诉求,最终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议题。

    然而,沃斯特无意成为任何主义的追随者,或将某种主义的理论僵化为其分析的范式。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主义一旦被普世地放入特定的地区与历史当中,都无疑会产生还原论的危险。魏特夫正是由于成为坚定的“自由世界”的卫道士,令他丧失了学者的敏锐性,无视西部大水利工程之后森严的社会等级,将之解读为现代民主的进步。因此,于沃斯特而言,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魏特夫对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分析,抑或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工具理性的忧虑,都只是开启他面向多维度历史的门户。他批判性地运用这些理论,目的是看到人与自然之间历史互动的完整性与延续性,而不为某种主观建构的地方独特性假象所蒙蔽。

    强调其完整性与持续性,并非将西部混同于其他任何干旱环境下产生的治水社会。沃斯特认为伴随历史与技术的发展,治水社会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从自给自足的形态到农业型治水社会,最终发展成为以美国西部为集大成者的资本主义治水社会。最后一种类型的出现是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类意识积累的结果,是工具理性从人类价值观的边缘进入中心,褫夺自然自身存在意义的结果,其核心则是通过“技术统御”,实现对自然的主宰,以及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主宰。在美国西部,这一主宰的过程,是在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彼此利益的冲突与联合中实现的。

    令沃斯特能够在更广阔的时空想象中考察一个地区历史的根本,在于他对于历史的生态阐释。他一贯坚持的论点是人类文化始终对自然的适应与不适应;换言之,自然从来都不是历史发展的被动受害者。在人类一次次突破自然极限,塑造自身文化的尝试中,他们错以为自然已可被遗忘,而无法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不可回避地为其所突破的自然所形塑。在美国西部那片干裂的土地上,他们以最初个人的血汗,到其后资本的雄浑,最终国家无所不在的力量走出一个个发展的瓶颈。他们志得意满,以为让沙漠如玫瑰般绽放的最初梦想,终于在洛杉矶贝弗利山庄的草坪中得以成真。然而如果他们回看西部不再自由奔腾的河流,方始发现他们距离最初那个平等、民主、自由社会的梦想已然太远。干旱的西部被他们主宰的同时,令他们付出了代价,这一代价就是美国西部的自由之梦。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人事无常,自然亘古,似乎是我们思想最深处的喟然长叹,而这亘古的自然却总是在无常的人事中改变甚而消失。美国西部的山形是否还有亘古以来的轮廓?那道峡谷中的寒流在无数次人工的翻山越岭,转移阻碍之后,究竟还剩几何?这个地区的历史,如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历史,生成演化在这亘古变化的自然与人事的纠缠之中。沃斯特是美国西部自然与人事历史的记录者与阐释者,但是西部灌溉渠中映现的环境史却有着跨越疆界的根源、影响与启迪。当自然之水遭缚,自由之梦破灭,至少我们还能拥有自由学者的自由思想,以彼时彼处的思考鼓励我们叩问他时他地的历史,让我们的目光投向一片更为宽广的时空。

    [《帝国之河:水、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深译,译林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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