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戏剧:社会公共性的危机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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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些日子,看了一出备受关注的反腐题材话剧。该剧集合国内最优秀创作者,在中央雷厉风行实施反腐之时打出“反腐剧”的旗号,受到了非同寻常的瞩目与期待。

    作品可谓精心打造,可惜演出效果不尽如人意。一出“反腐剧”,舞台上呈现的是纪检干部家庭婚姻生活的悲情纠葛,以及腐败分子一路行来艰辛坎坷的心路历程。在剧作家笔下,一个理应受鞭挞的腐败官员被塑造成早年家庭蒙冤受辱,愤而出人头地并伺机复仇的悲剧人物。他一路运筹帷幄,最终在真相大白之际留下充满“人性深度”的证词,成就一段传奇。观众们怀抱对反腐这一社会重大命题的关注走进剧院,却冷不丁遭遇了一出扭曲的苦情戏和心理悬疑剧。对贪腐现象的反思与拷问在舞台上遁匿无踪,创作者似乎想说:“贪的和反贪的,谁都不容易。”这种无原则的感叹当然不能令人满意。

    走出剧场,心中不免感慨。事实上,对类似重大公共话题的关注,在任何时代都是驱使观众走进剧场的主要动力。能否对观众的困惑与不安做出有力回应,引领他们思考和理解现实生活,则是检验戏剧家思想和艺术功力的重要指标。回望百年中国话剧史,从《终身大事》、《放下你的鞭子》到《茶馆》、《龙须沟》,直至《于无声处》、《救救她》,戏剧艺术家曾极为有效地处理其时代人们最关注的那些重大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近十余年来,戏剧舞台处理重大公共议题的能力日渐萎缩。以致到今天,当艺术家面对反腐这一时代命题时,竟有些顾左右而词穷。

    处理公共议题能力的萎缩,首先伤害的是体制内戏剧院团的创作。纵观体制内戏剧创作,以往流行的主旋律作品因种种原因而为观众所不喜,这些年已难以为继。而艺术家追求自我表达和艺术探索的作品,有不少因思想见解的局限和不足而受到损害。九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变化,对许多艺术家的创作造成了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戏剧家面对当下的社会重大公共议题(如“反腐”)缺乏合理的体认,导致他们在处理这些议题的时候,作品思想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会产生重大偏差;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使得戏剧家处理历史题材时一味偏于解构既有的价值观。于是我们在舞台上看到赵氏孤儿不报仇,春秋大义弃如敝屣(北京人艺版《赵氏孤儿》);我们看到“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英雄其实是个滑稽小丑(《我们的荆轲》)。看似语出惊人,实则新意无多。

    相比之下,各种民间商业戏剧团队的“白领减压戏”、都市搞笑剧倒真是接上了地气。都市中产白领们在其中认出自己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一地鸡毛,因而这些作品颇受都市观众的追捧。问题在于,“白领减压剧”和都市搞笑剧可以撑起话剧票房市场,却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戏剧艺术。这类作品作为资本主义的文化消费品,本身是被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支配的。它们对观众的取悦,无非出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指望它们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客观公正的思考和深刻有力的回应,恐怕强人所难。

    相比话剧舞台的委顿,近十来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丰硕成就值得总结。许多脍炙人口的热播剧要么积极处理社会高度关注的公共议题(如《蜗居》),要么对当下生活进行真实深入的呈现(如《春草》),要么真诚地回应公众那些严肃而深刻的心理需求(如《士兵突击》、《潜伏》),从而真正做到了深入人心。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新世纪以来戏剧舞台社会公共性的消退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时期”降临,“前三十年”政治实践告一段落。戏剧舞台上出现两股潮流。其一是以北京人艺小剧场运动为代表的戏剧形式探索,其二则是呼应“人性论”回归而出现的以表现个体悲欢及其生存境遇为指归的舞台叙事。它在八十年代初的强势回归,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前三十年激进的政治运动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伤害,故而“新时期”文艺中的“人性论”叙事一时间给全民带来了有效的心灵抚慰。然而,文艺创作与理论中的“人性论”终究是以布尔乔亚关于“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在戏剧舞台上,用亲情、爱情等“常情常理”,以及所谓“个体生存终极意义”的玄学抽象来取代对“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细致分析,其弊端不言而喻。九十年代以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变得错综复杂,中国知识界对后冷战格局和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体认日益深刻,“人性论”已无法有效回应现实生活,这套主流论述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受到深刻的质疑和反思。但吊诡的是在戏剧界,“人性论”仍是一种相当主流,并具有较强感染力的理论话语系统。这使得这十余年的中国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批评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与批评。

    人性论话语对近十余年来戏剧创作的伤害是有深刻经验教训的。在此仅举两个例子为证。二○○一年,某位著名中青年导演将阿根廷流亡剧作家阿·多尔夫曼的剧作《死亡与少女》搬上舞台。该剧用一个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去追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肮脏政治”时期军人独裁政权的法西斯暴行对民众造成的戕害。而在中国版的舞台阐释中,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故事完全变了味。导演让二十年来生活在阴影和梦魇中的受害者去宽恕当年加害于她的法西斯帮凶,利用这一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和解来大肆煽情。于是,“肮脏政治”时期阿根廷数十万民众被军事独裁政权枪杀、绑架失踪的历史,以及数万人至今妻离子散,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残酷现实,在舞台上被彻底消解,无影无踪。在人性论话语的遮蔽之下,我们的艺术家对错综复杂的二十世纪世界历史完全缺乏起码的认知。

    这种一厢情愿的人性论话语,也使得戏剧艺术家面对中国当下社会进程中的种种现实时,显得无能为力。二○一一年,国家话剧院把深圳作家曹征路的小说《问苍茫》搬上了舞台。小说原著反映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外企资本家对农民工的剥削导致工人奋起抗争,是一部具有深刻反思性的当代经典之作。而在话剧舞台上,小说作者对基层个别干部与外资狼狈为奸,资本家不择手段剥削工人等种种现实的揭露都不见了踪影,工人与资本家代理人之间的斗争被剧作家处理成抽象的善恶之争。小说原著中的主人公毫无政治头脑,一味充当老好人,被资本家玩弄于股掌之上并最终成为其宰制工人的帮凶,而在舞台上他被塑造成爱与宽容的化身;而作品中的底层农民工,尤其是其中思想觉醒的先进分子则被剧作家污名化,成了道德上被指控的对象。

    人性论叙事不仅极大妨碍了戏剧表现的内容,也妨碍了戏剧形式的发展。它让我们的舞台艺术越来越回归自我封闭的虚假现实主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戏剧艺术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打破自身封闭性。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传统戏剧中用“假定情境、冲突关系、对白艺术”所建构的舞台空间自足性被消解,以往被“第四堵墙”所隔离开的现实世界开始侵入舞台。于是,我们看到萧伯纳笔下的人物在舞台上大发政治经济学议论,皮斯卡托把新闻摄影、纪录影片直接搬上舞台,而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则几乎把舞台空间转化为现实的注脚。遗憾的是,新时期以来人性论话语所引领的各种伪现实主义,让我们的舞台艺术与当代世界戏剧发展背道而驰。萧伯纳、皮斯卡托、布莱希特等引领二十世纪戏剧发展方向的艺术大师,几乎未对中国当代戏剧产生真正影响。当这套徒有其表的“现实主义”越来越陈旧落伍,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时,我们试图用各种“形式探索”、“观念革新”来突围。但历史视野的狭隘和政治观念的保守使得这些探索革新并不能传达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内容。

    重建戏剧艺术的公共性,或许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得更远,重新审视中国话剧史传统中那些具有历史活力的因素。例如“社会问题剧”,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终身大事》所唤起的妇女解放热潮,到七十年代末《救救她》引发的全民对“四人帮”危害的反思,“社会问题剧”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话剧史上一直紧扣时代的重大命题发声。新时期以来,“社会问题剧”则被理论界的主流彻底否定。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我们眼看着今天的剧作家面对“反腐题材”已然不能清清楚楚呈现腐败滋生的根源,明明白白展示清除腐败的途径时,我们实在难免会怀念往昔的社会问题剧。当然,招魂不可能带来历史的真正进步,呼吁早已退出历史的“社会问题剧”重新粉墨登场也绝非问题的解决之道。历史不会重演,传统的回归也绝非昔日重来。但反思一个曾经鲜活强大的传统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中走向终结,总结这一传统对当下的启示,仍是有意义的。

    所幸在于,当下戏剧舞台上已经开始出现种种重建社会公共性的探索。近年来文献剧、民众戏剧和应用戏剧在国内的悄然兴起,都体现着戏剧重建社会公共性的努力和尝试。

    所谓文献剧,是指用采访记录、影像、报刊新闻、政治文件和庭审记录等真实素材进行创作的非虚构戏剧作品,可以理解为舞台上的纪录片。文献剧起源于二十年代德国戏剧大师皮斯卡托的政治戏剧创作和苏联十月革命后与革命鼓动宣传紧密结合的戏剧实践。六十年代文献剧在欧美迎来繁荣,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之作,新世纪以来,在欧美再次复兴。当下的文献剧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形态,有的成为特定社区、族群的公共发声武器,有的则对公共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进行及时的舞台搬演。借助对社会公共事件的演绎和围绕演出展开的各种讨论,戏剧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空间。

    近年来,国内一些年轻戏剧创作者开始实践文献剧的创作方法,出现了一批值得关注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学生创作的《有冇》,该剧思考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托尔斯泰、普鲁东、皮凯迪等理论家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论述直接呈现在舞台上,演员们对现实生活中各阶层人士就财产和所有制问题所做的采访成为舞台演绎的内容。演出主题鲜明,形式独树一帜,引发了观众的好评。

    所谓民众戏剧渊源于二十世纪初欧美左翼工人运动中的戏剧实践。这些戏剧实践形式在一九六八年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蔚为大观,到了七八十年代则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人民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民众戏剧把底层劳动者设定为主要的观众群体,以集体创作、戏剧工作坊的形式让普通民众介入戏剧创作过程。在形式上常采用劳动人民的传统艺术形式,内容则多表现底层民众的社会诉求,如反剥削反压迫,反抗资本主义等。近十年来,民众戏剧在中国已小有气候。北京“工友之家”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家在何处》,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园”的《路》都是打工群体自发的创作。这些作品从“农民工”这个群体自身的处境出发,反思当下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仅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而且演出效果感人至深。此外上海“草台班”的《小社会》、《世界工厂》等作品则充满对底层的关怀,深入思考二十年来底层的处境和中国充当世界工厂造成国内政治经济的种种困局。这些作品主题深刻,舞台呈现凝练有力,在思想界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当下的民众戏剧紧扣着社会现实的脉搏,从鲜明的底层立场出发处理社会生活中最令人纠结困惑的问题,其思想和学术价值不容忽视。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应用戏剧。应用戏剧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戏剧实践。它不再把戏剧看作一种单纯的审美或娱乐对象,而是使之成为服务于社会发展、民众教育、社区整合、疾病治疗等目的的有效手段。在应用戏剧这样一个大范畴中,包含着诸如教育戏剧、戏剧治疗、社区戏剧、发展戏剧、监狱戏剧、博物馆戏剧等多种形态。戏剧不再是白领中产的高雅娱乐,它开始与各种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建立直接联系,成为人们反思自身经验的公共论坛和尝试改变自身处境的社会实验室。应用戏剧目前在世界各国发展得如火如荼。而在我国,应用戏剧中的教育戏剧已遍地开花,戏剧治疗、社区戏剧、监狱戏剧等也已经起步。北京打工妹之家地丁花剧社演出的《我的劳动、尊严与梦想》是近年国内社区戏剧尝试的一个成功案例。这出戏由一群家政女工演出,家政大姐们在舞台上演绎工作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呼吁社会尊重她们的劳动价值。目前国内一些专业戏剧院校已开设应用戏剧专业。相信应用戏剧的发展将会改变我们的戏剧生态,让戏剧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回顾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戏剧,展望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不难发现,一方面中国话剧当下正经历着社会公共性消退的尴尬,这一状况导致戏剧发展自身的内在困境;但另一方面,克服这一危机的力量已然开始生长起来。关注这些新生力量,及时思考和总结其中蕴涵的可能性和方向,是戏剧研究者的责任。期待我们的戏剧艺术能百花齐放,实现真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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