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贫乏制约文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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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言是文化创造的基础,词语是语言运用的基础。语言粗鄙,文化创新只是垃圾;词汇贫乏,文化创造也难出精品。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似乎并非众所周知的道理。

    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作家、艺术家、文化从业人士孜孜以求的是各种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神秘主义、结构主义、先锋派、意识流;殚精竭虑的是各种技术:声光化电、升降(机位、舞台)、模拟(以千丈红绸模拟大海);梦寐琢磨的是各种市场:社会热点、读者心理、敏感事件、政治擦边球;而于语言、用词这些基本的、关键的、起最终作用的元素,却以为是小道,以为不值一提,以为老早就绰绰有余,因而不措一念,不屑一顾。在所谓的“十七年”中,我们还能听到“学习人民群众生动鲜活的口头语言”的倡导,“十七年”后的几十年,我们连这种倡导也不再听闻。所以到头来我们的阅读所及,到处都是语言漏洞,到处都是语言文化荒芜导致的不伦不类,到处都是词语贫乏造成的言不达意、言达错意。不但一般报纸杂志上的文字如此,即使社会科学的学术作品,也是语言干瘪,目光呆滞,除了本专业的几个专业词语之外,作者在语言上好像是一无所有;即使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一眼望去也都是陈陈相因的退化的用语,难见语言上的独到作为,没有奔涌的词语营造的汪洋恣肆,没有精刻的词语揭示的惊心动魄,没有晶莹的词语雕琢的剔透玲珑。词语简乏,腹笥贫窭,好像是个人语言修养上写作上的事儿,但如果一个民族的集体,包括社科学术、文化新闻、文学艺术各界,都出了同样的状况,那就会影响到这个民族文化创造上的生机和活力,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先不必说“白富美”、“高大上”这类铺天盖地而单调粗陋的网络语言了,尽管我们有大量类似“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般精美雅致的词语雪藏在各种典籍之中,但这还可以辩白说网络语言就是即时的、庸众的、平均线之下的;也不必说“喜大普奔”式的宣传语言,其实要写受到鼓舞的情景,我们也有“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三军将士穿了棉衣一般温暖)之类丰富的比喻,但这还可以辩白说报章之文就是急就篇,没有时间去推敲用语;但频频出现的像“中医大家”、“儒学大家”这样的称呼,则十足暴露了在市场对词语的泡沫化需求背景下,脱离汉语内在传承和丰富宝藏的生造和瞎扯,说到底是一种词语贫乏的表现。什么叫“中医大家”?其实我们称誉医术高超的中医为“国医手”、“一代国医”;什么叫“儒学大家”?如果是把儒学当作一种信仰来传播,则我们称作“醇儒”、“经师”,如果是把儒学作为一种学问来研究,我们有“著名专家”、“大学者”这样礼至意到的敬词。“中医大家”、“儒学大家”,大个头啊!

    这些都不必说了。就是本应把语言作为艺术来对待的文学,也难得一见在词语的丰富和独到运用上取得了较高成就的作品。有人说当代文学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的水平,我不知道这么好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即以对现代汉语词语的贡献而论,如鲁迅,我不知道谁超过了。即使一些当代名作家的作品中,也时见捉襟见肘之文字。

    有人会说语言或者词语对文学重要,然而综合性艺术就不必如此依仗语言,比如电影,比如大型的舞台表演。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表演,作者倾力于声光化电,炫人眼目。但我们要明白,这些技术手段虽然很有必要,然而炫人眼目的声光化电的表演最终需要由词语将其所以如此的内涵和精蕴点出来。比如,为什么要挂那么大那么红的灯笼?须有一个“囍”字或“寿”字,点明这是在迎亲还是做寿,否则你自己在那儿笙歌满天,人家只道你在发癫。这就是词语的作用和力量。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就在这“囍”字或“寿”字写不出、写不好,激情潮起而最后一下上不去,该有点睛之笔的地方恰恰只有一个或几个败笔,词语平庸老套,不胜浅薄,甚至庸俗,甚至粗俗。于是,所有那些声光化电都成为一种庞大的不知何意的躯壳,像高温下的冰山,轰然坍塌。

    词语,多大点事儿,但它却是文化创造高下成败的基础。词语的丰歉主要不是一个文采有无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作者把握世界的丰富性、深厚性、多样性、独特性到了怎样的程度。哲学家怀特海引用过柯勒律治《传记文学》一书中的内容。该书谈到一群旅游者看到一个瀑布,纷纷喊道:“多美!”柯勒律治对此甚表不满,他认为“多美”这样熟滥的“退化”的词语,使多姿多彩的整个景象黯然失色。怀特海据以指出:“优秀的文学作品避免显示质的范围广泛的哲学的一般性。它紧扣那种势必掩盖质的一般性的偶然的精确性。”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要实现美的发见和创造,就必须避免使用那些老套的、“退化”的词语,要通过寻找精致精准的词语、创造性的用法,来感受和表达作者独特的美的世界。没有这样的词语,就没有这样的发见和创造,也就没有境界独特的审美世界,没有为文学增添什么新的东西。

    美的创造如此,对世界事物的理性把握也如此。词语不同,对世界的理性把握也不同,因为思维与语言有天然的共生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虽则思维并非产生于语言,但人确实主要是以语言来思维,语言深深地渗透和嵌入到思维之中。一个作者、一个群体、一个民族,拥有怎样一套词语,使用怎样的词语,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思维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比如说,中国人的狗是“汪汪”地叫,而英国人的狗是“bark、bark”地叫,不是狗的叫声有异,而是汉语和英语对狗叫的形声有异。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人关于狗的声音世界与英国人的不一样。由此引申可见,新颖的、精确的、丰富的词语导致人们对世界事物认知的扩大和深入,导致新的视角和结论,而退化的、俗滥的、简陋的词语导致对自然和事物肤浅的、一成不变的、僵化狭隘的认知。比如,只知道“现实”,不知道“现实”之外还有“制度现实”,所以瞎担忧“老龄化”,以为是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以为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岂不知“老龄”是一个制度规定,它可以是经济发展的障碍,也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知道“一分为二”之外还有“互相内在”,所以动辄把社会加以割裂,加以对立,非得谁反对谁,谁消灭谁,与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可见,退化的、简陋的、俗滥的词语使人感觉麻木,认知闭锁,使得普遍接受的思想慢性堕落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俗套,它就像各色垃圾撒满高速公路的路面上,使得思想创造的车辆无法快速前行。又比如,一说文化创造力不足,就想起“体制”这个词语,体制问题固然重要,但毕竟是外在的,内在的因素还在于文化创造者,首先在于文化创造者的词语量。这话听起来好像与日常感觉相悖,但却是真的。

    词语之用,岂不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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