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代的伊拉斯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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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三三年五月,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开始写作人物特写《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情》。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战争阴云密布欧洲上空,茨威格的作品在德国和奥地利被禁。一生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的伊拉斯谟的著作也同样在欧洲遭到冷遇,甚至被官方强行下架。然而,在那些尚未出现战争阴霾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等,阅读和研究伊拉斯谟的著作从未中断,有关他的学术专著不胜枚举。

    人文主义者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约于一四六九年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不过,这个姓名并非从他父辈和祖先继承而来,而是他自己起的。伊拉斯谟的父亲名叫罗歇·赫拉德,年长三岁的哥哥叫彼得·赫拉德。兄弟两人均为父亲和一位鹿特丹的医生的女儿玛格丽特生育的非婚子。因此,伊拉斯谟对自己的出身非常敏感,成名以后对自己的身世的描述既充满悲情又不完全符合事实。伊拉斯谟的父母先后因染上鼠疫病逝后,十六岁的伊拉斯谟于一四八五年在荷兰的斯泰恩进入圣奥古斯丁诵经会的修道院当修士。他进这座修道院除出于宗教信仰外,还因为那里有当地最好的古典文献图书馆。他在修道院除做必要的功课外,主要是学习钻研拉丁语和饱读古代经典。一四九二年,他被荷兰乌得勒支教区主教授予教士圣职。一四九三年,勃艮第王国康布雷教区主教贝尔根的亨利任命伊拉斯谟为拉丁语秘书。

    一四九五年夏末,伊拉斯谟在亨利主教资助下进入巴黎大学蒙太古神学院修读经院神学。一四九六年春,伊拉斯谟因疾病缠身中断在蒙太古神学院的学习,离开巴黎。是年秋,伊拉斯谟重返巴黎,但没有再去蒙太古神学院,而是依靠给富家子弟私人授课谋生。一四九九年五月,三十一岁的伊拉斯谟应自己私人授课的学生—英国的芒乔伊四世男爵威廉·布朗特的邀请首次前往英国,他在英国和托马斯·莫尔结成莫逆之交。一五○○年初,伊拉斯谟从英国回到巴黎,钻研希腊语,并在巴黎完成和出版《古代西方名言辞典》,此书辑录古代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作家的名言和《圣经》名句以及基督教教会之父的名言,并加上伊拉斯谟的注疏,用拉丁语出版。此书以道德训谕为主题,不但包含古代基督教思想,也包含古代非基督教思想,充分体现伊拉斯谟的“善与圣”相结合的理念,即“人性从善与基督教信仰相结合”的理念。“圣”或“神圣”在西方文化中的含义之一就是“基督教信仰”。十六世纪欧洲各国的文人学士都用拉丁语写作,在自己的著作和书信中引用古代希腊语和拉丁语著作中的名句成为时尚,此书的出版迎合了时代的需要,既为当时的文人学士提供了诸多方便,同时也符合基督徒坚定自己信仰的需要。随后,伊拉斯谟编写出版了《古代西方寓言辞典》,此书内容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各种比喻、谚语、典故、诗歌寓言、《圣经》寓言等。一五三一年,伊拉斯谟编写的《古典西方箴言辞典》问世,此书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各种趣闻轶事和智慧言行的汇编,内容涉及伦理、政治、经济和军事。伊拉斯谟认为君主们因事务繁忙而无暇细读古代经典,此书能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提供榜样和借鉴。以上三部辞书皆为经典名著,时至二○一二年,在德国图书市场上仍有不少读者。伊拉斯谟不仅编写辞书,同时也编写拉丁语读本,如《丰富多彩的拉丁语词汇》、《拉丁语常用会话》、《拉丁语尺牍指南》等。所以,后世称伊拉斯谟为首屈一指的人文主义者和拉丁语大师,可谓实至名归。德国学者乌韦·舒尔茨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书名就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人文主义者之王》(Uwe Schultz: Erasmus von Rotterdam—Der Fürst der Humanisten,München 1998)。

    全体基督徒的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并非仅仅是一位倡导学习古希腊古罗马经典的辞书编纂家和拉丁语大师,他也是一位有自己思想理念的社会精英,后世把伊拉斯谟的思想理念统称为“伊拉斯谟精神”。伊拉斯谟最著名的作品是一五一一年出版的《赞美傻气》(旧译《愚人颂》)。一五○九年七月,伊拉斯谟第三次前往英国伦敦。此行他寄居在托马斯·莫尔家中,在不到十天之内,他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部融戏谑与讽喻于一炉的《赞美傻气》。此书原本是献给莫尔的,书名的希腊语是“Encomium moriae”,其中moriae的词义是“傻气”,由于moriae和莫尔的名字More谐音,故亦可联想为“赞美莫尔”,以示伊拉斯谟对莫尔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在伊拉斯谟看来,莫尔“傻”得可爱。莫尔固然才华横溢,但不谙世故,不会阿谀奉承,正因为莫尔有这样的品德,所以莫尔后来因为对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和教会政策持有异议而遭诬陷被处死。此外,莫尔谈吐风趣幽默,完全不同于当时道貌岸然的假“圣人”。《赞美傻气》的诙谐风格正好和莫尔的谈锋合拍。莫尔为了不负伊拉斯谟的这番美意,后来用拉丁语写了一部举世闻名的著作《乌托邦》,以示酬谢。这是当年的佳话。《赞美傻气》原本是为博朋友们一笑,不料日后成为世界名著,此书在十六世纪有五十八种版本,被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此书的艺术构思非常巧妙别致,后人无法效仿。伊拉斯谟设计了一个演讲场面和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形象“傻女”,象征傻气。她头戴丑角帽在讲台上演讲,讲台前的听众也都头戴丑角帽,一副傻相。此书的内容就是假托这样一次演讲,直至傻女走下讲台,全文结束。傻女在开场白中自我介绍说,她出生于“幸运者的岛屿”,那里“无须播种,无须耕耘”而万物俱生,岛屿上不知什么是辛苦、衰老和疾病,遍地都是茂盛的庄稼和万紫千红的鲜花,令人感到芳香扑鼻、赏心悦目。由于她出生在如此其乐融融的环境之中,所以她不是以啼哭开始人生,而是迎着自己的母亲甜蜜地微笑。两位仙女亲自给她喂奶—一位是酒神巴克斯的女儿“陶醉”,另一位是畜牧神潘的女儿“无知”。在左右伺候傻女的两个侍女一个是“奉承”,另一个是“自负”。追随在其身边的侍女还有“遗忘”、“懒散”、“享乐”、“妄想”、“奢侈”以及两个侍童:“淘气”和“酣睡”。显然,这些拟人化的形象代表人的各种习性并和“傻气”有关。接着,傻女大肆夸耀自己的傻气。她说:“当今世界上,没有我‘傻气’从中维系,任何社会阶层的共同生活都不可能愉快和持久……如果他们相互之间不是时而彼此虚与委蛇,时而彼此奉承和时而彼此机敏地让步,如果各种事情最终不是借助于傻气而付之一笑,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互相容忍。”然后,傻女对当时各色社会人群的傻乎乎行为进行调侃和讽喻。譬如,傻女说,在各种行当中最受民众敬重的恰恰是最傻的行当:神学家会因为傻而吃不饱,哲学家会因为傻而穿不暖,占星术家因为傻而被人嘲笑,雄辩术家会因为傻而一直完全被人轻蔑。唯独医生—“治病的人,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值得受到重视”,而一个医生在自己的行当中越是无知,越是鲁莽,越是粗心大意,他的名气就越大,这主要是由于被挥霍无度的君主们吹捧,因为医术被绝大多数医生言过其实,尤其是在今天。傻女说,值得受到重视的人除医生外,排在第二位的应该是法学家。不过,哲学家们一致嘲笑法学家的行当和驴有异曲同工之妙。傻女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人们无法分清究竟是谁在说话:是伊拉斯谟一本正经地在议论呢,还是傻女在信口雌黄?一旦某人由于书中一句尖刻的嘲讽话伤害了自己而打算和伊拉斯谟评理时,伊拉斯谟就可以用讥诮的口吻说:“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傻女说的;有谁会把傻话当真呢?”伊拉斯谟正是采用这种方法,在宗教裁判所恣意妄为的时代通过讽喻不露声色地针砭时弊和传递温和的宗教改革思想。譬如傻女说,耶稣基督的全部教诲从来都是反复强调温和、宽容,反复强调不在乎尘世生活。世人怎么会不清楚耶稣基督教诲的意思呢?傻女要求教士乃至教皇仿效耶稣基督在生活中安于贫穷、辛苦勤劳、诲人不倦和遵循耶稣基督的宽容精神。在宗教改革风暴来临之际,傻女的这一番言论实际上是反映伊拉斯谟力求通过反思在教会内部进行改革的主张,完全不同于马丁·路德动员民众通过暴力进行的宗教改革。

    一五一六年初,由伊拉斯谟重新从希腊语译为拉丁语并加以注疏的《圣经·新约》双语文本出版。这是他为基督教世界所做的重大贡献。此前,由罗马教廷钦定使用的《拉丁语圣经通用文本》(Vulgata)是公元四○○年左右由教会之父圣哲罗姆主持译自希腊语。但是从十三世纪起,罗马教廷和教士们以及神学家们逐渐发现圣哲罗姆的译本有不少失误和瑕疵,虽曾试图修订,均未成功。伊拉斯谟译本的面世,使神学界能够将两人的译本进行全面对照比较,结果证实伊拉斯谟的译本更准确达意。例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四节“开始在加利利传道”中的第十七句,在圣哲罗姆译本中的拉丁语译文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赎罪!”伊拉斯谟指出,希腊语原文应被译为:“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两人译本虽然仅仅是“赎罪”和“悔改”之别,但深层的涵义却相去甚远。“赎罪”明显指向补赎的教会圣礼,而“悔改”是指基督徒个人的内在态度。这就意味着教徒个人内在的宗教信仰比教会圣礼仪式更重要。十六世纪的欧洲是重新认识基督教的时代,大兴探源溯流之风,伊拉斯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造诣又深孚众望,因此,伊拉斯谟《圣经·新约》双语文本的问世,影响深远。一五一七年一月,伊拉斯谟将此书献给教皇利奥十世,得到教皇赞许。此书成为马丁·路德将《圣经·新约》译为德语的底本,罗马教廷也根据此书对教廷钦定的《拉丁语圣经通用文本》做了审订。一五四六年,伊拉斯谟离世之后的第十年,天主教特伦托主教会议宣布审订后的版本为《圣经·新约》的范本,随后欧洲各国均根据此范本译成各国语言,从而使伊拉斯谟享有“全体基督徒的伊拉斯谟”的美名。美国历史学家罗兰·班顿于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专著,书名就是《全体基督徒的伊拉斯谟》(Roland H.Bainton: Erasmus of Christendom,London,1972)。

    伊拉斯谟精神永存

    伊拉斯谟所处的时代是欧洲宗教改革风起云涌的时代。欧洲宗教改革的矛头直指教皇、各封建邦国的大主教和各地的主教。这是由于当时的教皇为扩大教皇国的版图四处征战,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例如,伊拉斯谟于一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目睹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一身戎装进入博洛尼亚的凯旋仪式,教皇利奥十世登位后宣布对法兰西开战。另外,教皇和教会的权贵们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互相攀比,大兴土木工程,当时欧洲的哥特式天主教堂的尖顶越建越高,教堂内的装饰越来越豪华。在教皇驻地梵蒂冈,自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于一五○三年登位以后,就提出建造圣彼得大教堂的方案,耗资巨大,工匠数以千计。他还延聘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为西斯廷教堂雕刻塑像和绘制壁画。继承尤利乌斯二世的教皇利奥十世更是雄心勃勃,加速扩建圣彼得大教堂,增加梵蒂冈的藏书,促进艺术创作。与此同时,利奥十世加强政治活动,力求把罗马重新建成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由于长期耗费巨资,教廷财政日趋困难,利奥十世不得不大肆发售赎罪劵作为教会的重要财源。赎罪劵由认购到摊派,成为德意志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沉重负担。众所周知,赎罪劵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导火索。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大学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从此揭开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序幕。而《论纲》的重点就是强烈谴责教会发售赎罪劵。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最终获得成功—创立了新教的路德宗。但马丁·路德所引发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却使德意志大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与此相反,伊拉斯谟虽然也同样目睹罗马教皇和教士们的弊病,也认为发售赎罪劵没有依据,但是伊拉斯谟一贯反对动员民众使用暴力,而是通过讴歌人性、弘扬良知,告诫教士乃至教皇遵循耶稣基督的教诲,倡导从教会内部进行改革。伊拉斯谟于一五一三年完成一篇讽刺作品《尤利乌斯被拒于天堂之外》,内容是说武功显赫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来到天堂门口为自己辩护,可是他却被拒于天堂大门之外。伊拉斯谟不仅告诫教皇们,动武违背基督教精神,更是反复告诫世俗的君主们要避免战争。一五一五年,伊拉斯谟完成《基督徒君主之教育》,次年将此书献给当时才十六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书中第十一章这样写道:“其他的事情都各有各的利弊,唯独战争带来的始终都是破坏……即便战争无法避免,也应当仅限于作为一种暂时的手段,并尽可能节省开支,速战速决。”十六世纪的欧洲,人人都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君主之教育》实际上是指“每一位君主的教育”。基督徒在伊拉斯谟的著作中是“每一个”的代指,如《基督徒军人之手册》应理解为每一个军人的手册。这也正表明伊拉斯谟的著作具有普世意义。一五一七年,伊拉斯谟完成《和平之控诉》,通过象征和平的和平女神用如歌如泣的言辞控诉人世间的纷争和仇恨,呼吁基督徒统治者们放弃战争,缔结和平。可见,伊拉斯谟一生呼吁和平,强烈反对战争,这是伊拉斯谟精神的重中之重。在政治风云诡谲变幻和战火不断的世界,伊拉斯谟精神永存。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情》,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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