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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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国北方人当中,“装”虽不算是骂人之语,但怎么说也算恶心人的话。在北京的大小饭局中,如果有人跟你说“别装了”,你一定会辩白一番,“我真的没装”。对于人品的评价,北方人一般高看“实诚”,而儒雅、庄敬、自强等多靠后一些,至于城府高深、精明圆通、八面玲珑等,则早已跌入负面之列。然而,北方人一般来说虽不精明,但也不傻,大家也都明白一个谁都明白的“潜规则”,那就是在公共场合不能“太实诚”;凡是要做点事的人,总要会说一些“场面话”。

    场面话说多了,难免有人当真。当然,当真者当中,有不少人其实在“装”。只要大家都按潜规则行事,公共场合的“场面话”与私下情境中的“实诚话”有些差距,实属正常游戏,很少有人当真。可是,如果有人把游戏玩过了,把“场面话”说成了“实诚话”,还被不少人感动地认为是“实诚话”,但阴错阳差,其私下(多半是酒后)所吐“真言”,经由高科技传播到“虚拟”但又真实的“公众场合”,情形就大为不妙。吐真言之人,恐怕不仅仅是闪了舌头,说不定还会砸了自己吃饭的家伙。当然,中国无疑是大大进步了。要是在“文革”时光,无论在公共还是在私下场合,“吐真言”的果子恐怕不仅会丢了饭碗,说不定还会被割了喉管,丢了性命。

    “场面话”也好,“实诚话”也罢,在当今“虚拟”的“公众场合”,不仅无数人在围观,也有无数人在发声,有愤怒、有谴责、有吐槽、有调侃,也有对私下吐真言进行义正词严的辩护。可是,在众声喧哗之中,我们很少看到有学人将此类现象视为一个学术研究的课题,建构模型,搜集数据,参考文献,实诚地研究一番。

    “装”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学:经典性研究

    有没有搞错?舞台上和酒桌边的事儿,也值得社会科学家研究一番,难不成还要拨一笔研究基金?自然,中国人绝对不会这么干,貌似也不会这么想。老外却不然,他们啥事儿都研究,而且总能就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研究出一大堆名堂来。早在一九九五年,为无数中国学人仰望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专门研究“装”。这本书的书名是《私下吐真言,公开说谎话》(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其副标题是“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笔者二○○○年也曾在哈佛“游学”(装一下),在哈佛大学出版社门市部里看到此书,三美元一本,一阵狂喜,立马买下来,等不及回办公室,随便找一个树荫,一边儿啃比萨,一边儿览此书。(这个,真没装!)当时就畅想,哪天回国后专门就中国“偏好伪装”现象写一本书,保不齐也能在哈佛大学出版社露一小脸?

    后来笔者在国外混不下去,于是二○○四年回国了。为了国家的建设,也为了自己的生计,总要研究一些“高大上”的课题吧,专门研究“装”绝对是匪夷所思的,遑论教学。况且,我辗转海内外多地做合同工,搬家途中丢失了好多书,《私下吐真言,公开说谎话》也不见了。于是,不管是“装”的政治经济学,还是政治社会学,或是历史政治社会学,都无法列入研究与教学的日程。可是,非常偶然,在二○一五年众声喧哗的某一天,我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书,书名为《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真是那本海外奇书的中译本。满心欢喜,回家翻阅,发现此中译本尽管有不少瑕疵(例如大名鼎鼎的托克维尔有时被唤作“塔斯昆维拉”),但译笔颇为流畅。上网搜一下,这本在二○○五年出版的中译本貌似没有多大影响,无论是在虚拟空间还是在平面媒介,似乎并未引发多少议论。这种情形一定与中译本书名没有采用原书正标题是有关的。我不禁胡乱猜测,中译本书名没有选用定会吸引眼球的《私下吐真言,公开说谎话》,而是选用了学究气十足的《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这是否也算翻译者和出版者的一种“偏好伪装”呢?

    闲话少说。《私下吐真言,公开说谎话》(以下简写为《真言》)的作者为美籍土耳其裔经济学家第默尔·库兰(Timur Kuran),出版此书的时候还是南加州大学教授,现在已经是杜克大学讲座教授了。库兰教授的学术出身是经济学,但他并非正统经济学家,其研究课题也非“正经的”经济学课题,而是遍及政治、法律和文明变迁的大课题。他在杜克大学不仅是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的双聘教授,而且还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真言》是其成名作,不仅有中译本,而且还有德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译本。除《真言》外,库兰还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伊斯兰与贪财之神:伊斯兰教义的经济困境》(二○○四)和《漫长的大分流:伊斯兰法律如何拖后中东》(二○一○)两书。此外,库兰还在学术声誉隆崇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主持“剑桥经济学、认知与社会研究丛书”,这可是“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前沿。

    “装”的全球化

    《真言》一书的核心发现,或许会令无数意识到自己时常在“装”,又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装”的中国人感到一丝安慰,甚至暗喜。库兰告诉读者,偏好伪装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大多数人在公共场合大多是要“装”一下的。看,美国人也装!

    偏好伪装并不是一般的撒谎。撒谎成性的人全世界各地都有,但撒谎就是他们的偏好,并为骗倒别人而洋洋得意。偏好伪装也不是“策略性行为”,即兵者之“诡道”。偏好伪装也不是“敢怒不敢言”。偏好伪装的特点在于公开说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但并非每次都有明确的意图,否则就不是“装”而是“鬼”(“诡”)了。很多成功人士之“装”,并不见得把“装”当作其成功之道。实际上,他们各有各的成功之路。“装”只不过是迎合一下社会,附和一下主流,接近一下正统,多“传播”一些“正能量”而已。偏好伪装的另一个特点是其道德中性,没人会从道德上对“装”大张旗鼓地说事儿。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主流的价值观,例如在美国留学(而不是“游学”)的人都知道美国的PC最著名,但此PC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政治正确性”,任何与政治正确性不符的言语和行为都会遭遇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作为来自伊斯兰世界并且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库兰讨论了穆斯林妇女佩戴面纱及其引发的小心翼翼的全球性争议;作为一位美国学者,库兰也分析了涉及隐瞒与公开同性恋取向的美国式争议。通览全书,库兰对美国PC的论述很多,但远谈不上尽兴。或许,这也是作者偏好伪装的一种表现。在美国,对于PC一定要小心翼翼,否则就会宕机。二○○六年的初夏,一向因智商爆棚而口无遮拦的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就因“直言”女性在经济学和数学领域表现不佳而被迫辞职。

    库兰学问的出发点是,一个人极有可能根据他人的偏好确定自己的偏好。这个出发点,其实早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就有所阐述。以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偏好不受社会压力、趋势和收入的影响。依照这一主流经济学的立场,个人偏好究竟是什么及其受什么因素影响,压根儿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课题。经济学家只要研究显示出来的偏好就可以了,这就是中文经济学教科书词不达意但却常见的“显示性偏好”概念的由来。其实,贝克尔所言只不过是一个假定,本身并不是什么观点,但能由此建构出一个壮观的观点大厦。

    科学要有创新,要害不在于争辩假设对不对(因为假设无所谓对错),而在于更换假设。如果新的假设贴近现实世界人的行为,如果能在新的假设下推演出一系列更新的结论,如果这些新的结论还对我们理解现实的世界更具有启发性,那就是巨大的创新。近年来“内生偏好理论”的出现,显示出经济学家正在形成研究偏好形成的偏好。库兰压根儿就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他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偏好形成,而只是关注“内在偏好”与“公开偏好”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所能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后果。

    库兰援引了很多文献,对于偏好形成受到他人影响的情形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讨论。首要的文献,就是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对于人的行为如何受到情境因素影响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这些发现直接促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并于二○○二年为卓越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带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库兰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真言》就大量引证了卡尼曼与其(及其)小伙伴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他还援引说服政治学、社会学习论、社会认可论、社会信念论等一大批新学问中的新发现,来说明社会压力如何塑造个人偏好,至少塑造了个人偏好的公共表达。人是社会性动物。简单说,不少人的心思其实并不单纯,其知识面也并非狭窄,但在某种社会氛围内对于那些并不影响自己当下利益的事情,不会直抒胸臆。在美国,竞选时期的很多政客都喜欢针对中国大放厥词,但众多相当了解中国情况的美国人绝不会驳斥这些厥词,因为中国的实情究竟如何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非利益攸关。无论其是否在理,偏离社会认知、信念和目标总会带来失去社会地位和面临排斥的风险,这个道理地球人都知道。有些中国网民在虚拟空间里比一百个东条英机还疯狂,但在人际世界中却是十足的乖乖仔、乖乖女。

    渴望与社会保持一致的心理力量非常强大,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政治生活之中,即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选择”之中。库兰就此建立了一个模型,分析人们如何在社会压力下选择一个公开偏好。毕竟是经济学家,库兰的这个模型非常之“装”,有公式、有曲线、有图表,而且其论文发表在专业的经济学期刊上。之所以要建立模型来分析,要害在于,公开偏好的选择并非永远都受社会压力的左右,否则结果就是人云亦云这样简单。库兰将这一选择基于三类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即内在效用、名誉效用和表达效用,然后试图一一拆解。

    首先,即使社会压力再大,内在效用也绝非无关紧要。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不免会有一种声音:“活出真实的自我。”不少人还冀望别人也能了解“真实的我”。尤其是女孩,总要求其Mr. Right“懂我”。对于信念坚定的人来说,内心真实的偏好更是至关重要,而信念坚定的心理机制其实就是这些人始终不断地选择性接受与自己信念相符的外来输入。其次,无论社会压力大不大,名誉效用都大大紧要。“粉丝”一旦从几十万增到了百万,那么如何保持住“粉丝”的这个量级,就成为失眠的肇因之一了。最后,无论什么情况,表达本身也能带来效用。当今的写手们会迫不及待地把新鲜出炉的东西微信出去,简直到了不表达就会死的地步。如果当今平面媒体的编辑不希望自家媒体即将发表的文章早已在网络上随处可见,那可真是苦不堪言,因为很难约到这样的稿子。

    都在“装”,那又如何?

    既然地球人都在“装”, 地球依然在自转和公转,“装”又如何呢?并不如何,只不过偏好伪装会产生一些明显的社会与政治后果:首先,一个社会的偏好由公开表达其偏好(无论是不是“装”出来)的那些人所左右,而这些人或许是既得利益者,也更有可能是表达工具的掌控者;第二,公开表达出来的偏好会引发跟随模仿,从而会放大已表达偏好中可能存在的扭曲,真理扭曲现象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亦稀松寻常;第三,偏好伪装的社会氛围会使某些偏好或关注最终消失,从而使整个社会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少真真切切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

    更为要命的是,“装”的这些后果又会产生一些乱七八糟的后果,例如有些地方和有些时候激进主义盛行,时不常会弄出一些群体性动静,甚至会鼓捣出社会革命;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和另外一些时候,大家都“装”,保守主义昌盛,人人都知道现状大大不妙,即便很多人还会郑重其事、严肃认真、正大光明地为改革摇旗呐喊,但私下里却不免哀叹:“改革已死。”

    偏好伪装无疑会通过压抑不少内在偏好而使得社会更加趋向维持已有的、得到广泛表达的偏好。在库兰的叙事中,抑制变化,“装”自然会阻遏改革的力量;在这样的氛围中即便发生了一些改革,也都缘于阴差阳错,且命途多舛;不能想象与不曾想过的事情后来变成了现实,多半儿要等到知识、信念和意识形态的代际转型。尤其是,在一个大的等级化社会中,社会伦理导致的顺从无疑更会弱化等级制度的改革运动。库兰之书的第十一章以印度为案例来说明这一点,但可惜的是,这一章的篇幅最短,内容也远谈不上丰满,大大有失《真言》一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学的风采。

    集体保守主义并非“装”的唯一社会后果。库兰花了四章的篇幅专门论述偏好伪装如何导致“惊人之事”,也就是激进主义,有些表现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些则表现为摧枯拉朽的革命。在库兰笔下,激进主义兴起就是在政治极化的社会环境中偏好伪装的一个结果。在一个极端的政治环境中,持中间立场的个人即使想保持中立,环境也不允许。库兰的书旁征博引,但其故事大多出自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鲜活的例子其实就在台湾,只分蓝绿,不问是非;一旦真的超越了蓝绿,就会两边不是人;而且,不可能径自走自己的路,让两边的人去说,因为两边的人太多,口水汹涌。这种政治极化且口水泛滥的社会,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其实不大,顶多开几朵“花”而已;但要指望出现大刀阔斧的改革,则需要一些社会结构的突变,即第三势力的兴起。

    倘若社会本来就极化,且偏好的表达空间又受到一定的压抑,偏好伪装大行其道,那么一旦出现某些契机,一些“小事件”会迸发出“大力量”。库兰在一九八九年曾在《公共选择》这份学院味的SSCI期刊上发表了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文,征引了毛泽东的论述,建构了一个“不可预料的政治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说明,所谓“大革命”都是事先不可预料的,而且总是发生在大“装”而特“装”的地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干柴遍布。由于人人其实都有内在偏好,都想活出真实的自我,但又要迎合社会,获得名誉效用和表达效用,那么某些类型的偏好总在伪装着,真实的自我总在扭曲着,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干柴,碰到什么火星,就会突然燎原一下。其实,这个理论的种子在库兰引证的托克维尔的《旧体制与大革命》(《真言》中译本中写成“塔斯昆维拉的《落后的统治和法国革命》”)一书就已经种下,而库兰通过广泛征引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文献及自己构建的“星火燎原”模型,让这颗种子变成了一株参天大树。

    其实,人类对于宣扬个性和显示真诚,都有着殷切的需求,但是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个性宣扬和真诚显示的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异。库兰之书最令人扼腕之处,是没有就这一差异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性理论。《真言》的第五章专门论述“偏好伪装的制度之源”,其中分析了表达约束对于偏好伪装的促成作用,也讨论了民主制度下广泛存在的偏好伪装现象。但是,尽管偏好伪装显然是全球性现象,但另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偏好伪装被视为问题的严重程度,在不同的地方是大为不同的。作为耶鲁大学的学霸,聪明的希拉里·克林顿政治才能卓越在美国很少有人质疑,但她被不少人认为特别能“装”,这一点极有可能使她无法创造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反过来,作为耶鲁大学的非学霸,小布什的才智连他自己都加以嘲笑,但他缺乏“装”的能力竟然能让他连任两届美国总统。这其中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之源究竟是什么,倒是值得指望库兰们再弄一个课题研究一番。

    《真言》是一部长达四百五十页的皇皇巨作,可谓智识的饕餮盛宴。其实,其中众多引证文献的书名,已经可让读者大饱脑福。这里报一下菜名:《谎言: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不公:顺从与反抗的社会基础》、《群众政治学的荒谬:美国公民的知识与观点》、《因循守旧的经济学》、《美国伦理:对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公众态度》、《沉默的精神实质》、《民主与混乱》、《宣传时代:说服的日常运用与滥用》。真希望有能者将它们端上中文的宴席。

    (《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第默尔·库兰著,长春出版社二○○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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