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众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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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年前整理鲁迅的藏品,曾经见到邹韬奋编译的一本俄国作家的书。联想起鲁迅与他的关系,颇多感慨。那书的多幅插图,都是鲁迅提供的。而晚年鲁迅对俄国的判断,有一些受到了邹韬奋这类青年的影响。他自己的俄国文学观,是参照了许多年轻人的译文的。这在现代史上,都是值得细细分析的趣事。

    “五四”之后,新的文化人分成几类。一是胡适那种与当局若即若离,但亦有学者底线的人;一是鲁迅那种在社会边缘为底层呐喊的人;还有知堂那种躲在书斋里冷眼观世者。邹韬奋和他们都不太一样,虽然亲近鲁迅,但不像胡风、柔石、萧红那样以创作呼应鲁迅的思想,而走的是另一条路。即以实业救国的方式,搭建新民间的平台。在艰难的环境下,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邹韬奋,最初热衷于翻译,他译笔很好,文字朴实无华。早期的写作,关注人生修养的一些静态的存在,所译介的文章范围较宽。但他不久意识到书斋里的革命有一定的局限,以实业改变世界,未尝不是一种选择。他一方面钟情于现代新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关注草根。而连接二者的,在那时候是新闻媒体。在一个广大的平台上与社会交流,给了他诸多的快慰。

    一九二六年,邹韬奋接编《生活》周刊。此后《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及生活书店在他那里有了可圈可点的业绩。这些平台把严肃的思想、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融于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那作用,比起学院派的独语和文人沙龙里的趣味要大的。他的编辑意图里,有一般报人所没有的情思。总能捕捉最为鲜活的话题,那些与百姓息息相关,与国运密不可分的人与事,都在栏目中有所体现。这是一般书斋中人没有的现实眼光,但又有思想者敏锐的闪光。百姓爱之,读书人也很喜欢。一些学者在这些平台的文章,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大众自己的表达空间渐渐形成在他的努力中。

    邹韬奋对于国际上的新思想、新学说颇为敏感,他翻译的著作对于那时候的社会产生的作用被很多人所提及。抗战爆发后,《大众生活》的文章轰动一时,成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良知的舞台。而与那些民主人士的关系也很特别,彼此的互动早已经成为佳话。我们现在回忆他那时候的言行,与“二战”前后的东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颇为一致。他出版的作品的现实性与思想性,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细细分析可以发现,邹韬奋与海派的文人不同的地方是,除了尊重高雅的文化外,对于草根左翼的同情很深,知道中国的希望可能就在那些在底层挣扎、反抗的青年中。三十年代,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编成,苦于无处出版,邹韬奋从重庆偷偷运到上海刊行了。臧克家的诗集《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也是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他的作者群,许多是无名的青年,后来成了重要的思想者或者作家。如今看戈宝权、千家驹、子冈当年的回忆,可见邹韬奋磁石般的吸引力。

    当时的出版业有两种倾向,一是以教材为核心,或软性读物,不关政治;一是思想读物、现实性强的作品。邹韬奋认为,后者应是一种急需的存在,出版物应当是动态的,它具有思想性、进步性和大众性。在丰富的思想里,以学识、趣味和改良人生的态度,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他与象牙塔里的文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也把一些人动员到与现实对话的途中。在他看来,读书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把目光投射到现实中去,是不能不面对的选择。

    这种选择,与鲁迅的精神逻辑有诸多交叉的地方。邹韬奋承认生活书店是无党派,但有倾向性的民间组织,在国民党党天下的时代,其抗争性才显示了平等、自由的文化本意,这恰是民间的诉求之一。邹韬奋意识到,关注大众,有时候不是顺应大众的审美惯性,还要输入灵动的思想。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译文》、《太白》、《世界知识》品位很高,鲁迅在这些刊物上就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作品都有针对性,是新文学里的珍珠。《太白》刊发的关于大众语问题的争论,其实是知识阶级思考汉语发展走向的一种尝试。唐弢说生活书店的一些刊物和文章有时候故意与林语堂《人间世》、《论语》对立,证明了这个园地那时候的民间意味。吟风弄月容易,直面现实却难。中国历史上,隐逸的诗人、自恋的作家多多,而与民同哭同乐者,总还是少的。

    新的大众文化的形态如何,那时候的参照不多。一九三三年,邹韬奋编译了关于俄国作家的书籍,引起读者的兴趣。次年去莫斯科,他用英文给高尔基去信,希望见到这位文豪。因为不懂俄文,他对高尔基的理解显然简单,复杂的背景并不知道。但这个俄国作家的草根性中的神圣的存在,给了他拓展新民间文化的参照。邹韬奋与俄国新文学的关系,折射着一代人的文化之梦,至少那些为人生的作品,是民族觉醒的灯火。他在那时候团结了许多底层的作家、学者,都与这类情怀大有关系。

    现代知识人走向十字街头的时候,有一个难题,是大众化呢,还是化大众?智性如何在民间延伸且又有民间性,人们没有找到好的道路。鲁迅曾惊讶高尔基的贫苦身份后的高远的哲学气象,一方面是底层的泥土气的蔓延,一方面是思想者的阔大的境界。大众的文化是简单的、粗糙的,知识人的介入,可能会改变其生态结构。但知识人又不能以己身的所好强加到民众那里,如何在互动里形成新的文化,其实也是大难之事。

    显然,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高尔基式的人物。倒是革命的“同路人”居多。邹韬奋与民主人士的交往,有一种天然的快慰。他在那些知识人身上感受到了彼此相似的东西。无论在香港、上海,还是重庆,他周围的作家、学人带来的故事,想起来都饶有趣味。他的温和、包容和进取之心,是感染了许多爱国人士的。

    我读邹韬奋的史料,感觉他的精力惊人。一面写作,一面编辑报刊,一面从事社会活动。他周围的民主人士,都颇多传奇色彩,许多人和他有着相同的梦。他在狱中写的《二十年来的经历》,记者的敏感,散文家的典雅,思想者的沉着都有。而其性情的宽厚,对于不同风格的人的欣赏态度,非有慈悲感者难能为之。他的笔力传神,“七君子”入狱的生活,经由他的描述,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沈钧儒的至诚,李公朴的勇敢,沙千里的执著,章乃器的炽热,王造时的善辩,史良的洒脱,都形象可感,电影镜头般地闪在我们面前。邹先生看人看事,机敏里带有分寸,没有流行的“左派幼稚病”。他对章士钊的看法,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一些思想印证了鲁迅当年判断的合理性。记得有一篇文章描述鲁迅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会时抽烟的神态,颇为逼真,寥寥数笔,人物便活了起来。他对鲁迅的爱,是一看即知的。

    邹韬奋短短的一生,一直克服文人腔和学者腔。最早的时候,他翻译杜威的作品,完全按照英文的特点直译,后来发现,与大众的口味相左,没有考虑读者的接受。于是译风发生变化。后来编辑报刊、书籍,一直注意雅俗的协调,高低的互动,深浅的贯通。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摆脱读书人的积习,拒绝被资本污染,不被书生气淹没,将思想的脉息伸展到芸芸众生那里,实在也有殉道的意味吧。他的特别在于,对于学界、政界、民间都颇为了解,但自己的立场,一直在大众那里。那么多的造谣中伤,那么多次的流亡以至被捕,都不改其志,这是新文化的特别的传统。在坚持思想性、学术性、大众性中,文化是可以生长出别样的景观的。

    现代以来,中国读书人的队伍,一向缺少懂实业,亦通晓学问、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才。邹韬奋用自己的笔和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一个奇迹。端木蕻良说他是鲁迅形容的脊梁式的人物,不是夸大之词。众人喜爱邹氏,不独好其文章,而念其行迹,实有感焉。在他那里,儒生的迟暮之气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新知、新智、新声。因了这个新气象的形成,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不再那么单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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