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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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韬奋在书刊出版方面的理念,内涵丰富全面,其中最为引起注意的是“竭诚为读者服务”、“用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等。其实,关于出版经营方面的理念,韬奋在他的《经历》一书中有过相当精炼的讲述。他认为,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创造的精神,而创造的精神主要在于内容。在该书“几个原则”这一章里,他开宗明义强调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在比较全面地谈到几个方面的原则之后,最后还是突出强调道:“但是根本还是在刊物的内容。内容如果真能使读者感到满意,或至少有相当的满意,推广的前途是不足虑的。否则推广方面愈用工夫,结果反而愈糟,因为读者感觉到宣传的名不副实,一看之后就不想再看,反而阻碍了未来的推广的效能。”(《韬奋》,三联书店二○○七年版,197页)可见,在韬奋看来,他所提倡的“竭诚为读者服务”,首先要从出版物的内容上去做好服务。

    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加强内容的趣味性,特别是加强内容的趣味性与价值性的契合。他主张尽量“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并且开宗明义,在报头上用大字标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这既是为了更多吸引读者,也是对办刊者的一种自励。那么,什么是韬奋所主张的新颖有趣的文字呢?韬奋认为,最有趣的是事实,最没趣的是空论。他说:“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是最有趣味的事实。”(《韬奋》,186页)

    为此,他一再要求通讯员和作者多报道事实,少发表空论。像他如此这般期待事实,以至于在征文启事中广而告之作者,只要有值得发表的事实,不必计及文之工拙,文字润饰可以由刊物编辑担任,在报刊史上实属罕见。在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不仅报道、通讯都生动有趣,内容越来越丰富,就是他自己撰写的“小言论”、“专论”等,均言之有据,坚持有感而发,文字论述生动活泼。

    那么,什么才是韬奋认为最有趣的事实呢?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是事实要鲜活。一九二六年七月到一九二七年五月,胡适做了十个月的欧美旅行,经日本回国不久,韬奋就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的言论》,介绍胡适归国后发表的演说。文章写得轻松有趣:“胡适之先生最近在上海的‘美国大学俱乐部’有很重要的演说。当时中西会员到者数百人,胡先生的演辞诙谐动人,逸趣横生,听来笑声不绝。”“胡先生实将伍廷芳之诙谐,和英国批评家吉斯得顿之辩才,冶为一炉。”他还有意识地把胡适的重要论断摘引给读者:“我们要改变生活,唯一的途径是要改变生活的方法。近代的生活须要物质的生活。生活上所以能有这样的变化,是由于利用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功效。”这些内容对于读者而言无疑是很鲜活的。同样鲜活的事实还有,胡适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赞扬公然鼓吹“满洲自治”和“国际共管”的国联调查报告,韬奋立即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生活》周刊撰文,严厉批评国联调查报告,发表了与胡适截然不同的意见,表达了对国联调查报告极大的反感。又如,《生活》周刊发表了《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革新潮流中之日本妇女》、《震动世界的一个小孩子》、《宋美龄女士婚史的片段》、《蒋前司令的离婚问题》、《潘公展先生在北京入狱记》等,都是一些读者感兴趣的鲜活的事实。经过几年的改革和实践,《生活》周刊逐渐被改造成为以新闻评述性质为主的周报,更为注意事实的新闻性,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周刊最先发声,最先评论,发出抗日救亡的强烈呼声。

    二是事实要吸引人。凡吸引人的事实,无不是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因此,韬奋认为,新闻出版工作最需要了解哪些事情是当前读者最关心的,哪些是读者最想知道的,而且,这些读者所最关心的事情还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规定出来的。还在他接办《生活》周刊之初,当时的读者主要是职业青年,他们的阅读比较侧重于职业修养、职业教育。仅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十月,《生活》周刊就发表了几十篇论述服务的“条件”(才干、学问、德性、见识、态度、体魄)、服务所需要的“性情”(耐劳苦、有礼貌、负责、服从、合作、俭朴、无恶嗜好、无奢望)和与此相关的其他文章。这些问题对于准备踏上工作岗位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来说,是很新鲜,也是很需要了解的。所以《生活》周刊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韬奋《对国事的呼吁》手迹

    随着青年生活的发展,青年的注意力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应着时代的要求,社会不公和社会黑暗面,很快引起广大青年特别是底层青年的强烈关注,青年们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国家大事必然成为《生活》周刊要及时反映的内容。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战争的腥风血雨正在日日逼近,中日关系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强烈关注,韬奋在这方面是与人民大众同仇敌忾的,他在《生活》周刊上连续发表多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恶行为的文章。“九一八事变”发生及“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生活》周刊的抗日和救亡的呐喊声响彻中华大地的上空,韬奋的文章牵动了全社会的神经,人人先睹为快,《生活》周刊一时洛阳纸贵,发行量飙升至十五万份。

    三是事实要有价值。韬奋强调刊物要有趣味,也强调要有价值,主张二者要契合起来。他反对纯粹的趣味性。他说:“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韬奋》,187页)当时上海滩小报盛行,常有一些小报以“淫辞秽语,引诱青年”,韬奋是坚决反对的。他剖析道:“小报之所以盛行,‘闲时消遣’确是大原因;其次的原因,就是小报里面多说‘俏皮话’,或不易听见的‘秘密消息’,大足以‘寻开心’;再次的便是极不好的原因了。这原因就是近于‘诲淫诲盗’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那就无疑的应在‘打倒’之列!”(《韬奋全集》第一卷,694页)韬奋也反对有价值而无趣味。他对《生活》周刊的内容,无论长文还是短论、标题还是插图,都多方设计,多方推敲,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后世不少研究者认为,韬奋的书刊出版经营之所以取得卓越的成功,主要原因是服务读者比起其他同业要胜出一筹。这个看法有相当的道理,然而也有不够完全的地方。韬奋的书刊出版经营,始终是以内容生产为根本的。《生活》周刊如此,《大众生活》周刊如此,《生活星期刊》、《全民抗战》五日刊等均如此,生活书店也是如此。

    宣传进步的思想文化,出版进步书刊,是生活书店的一贯方针。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当局实行文化专制,这类出版物的出版非常困难。生活书店只能在“青年自学丛书”中安排一些启蒙读物。其中一些文化价值较高的选题,如《邓肯自传》、《我与文学》、《文艺笔谈》、《中国的水神》、《中国娼妓史》、《中国蚕丝业与社会化经营》等,都是受到青年读者特别喜爱的进步图书。

    韬奋有意识地策划过一些具有大众文化特色的选题以吸引广大青年读者。他邀请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即是一项创举。韬奋和茅盾商议,开展一次全国性征文,以反映全国各地民众的抗日要求,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做一对照,也可以向读者介绍在这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全国的黑暗面与光明面。茅盾非常赞同韬奋的提议,于是两人商定了此书所要记述的具体的日期(定为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暗中含有纪念震惊世界的“马日事变”的意思)。编委会发出征文启事,邀约社会各界人士,把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横断面。这一征文出版活动引起轰动,除少数著名作家参与征文外,大多数来稿均出自工人、教员、学生、警察、士兵和农民等普通大众。全书八十余万字。书中还收录插图七十余幅,其中木刻作品由鲁迅选定,以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实况。此书的出版成为当时文化界、出版界的一个盛举。这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大型报告文学集,是“一日”型出版物的父本和母本,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化界、出版界。

    生活书店真正有大的发展,还是在一九三八年前后。当时由韬奋直接主持生活书店的编辑出版和事业发展。韬奋为生活书店确定了编辑出版方针,即:出版学术研究参考用书,但偏重救亡理论读物的出版;出版大众读物;出版战时读物。这些方针贴近现实,体现时代精神,贴近读者,“竭诚为读者服务”,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为了落实编辑出版方针,他主持成立了生活书店阵容强大的编审委员会,其成员有韬奋、胡愈之、范长江、金仲华、张仲实、柳湜、钱俊瑞、沈兹久、杜重远、钱亦石、王纪元,后又增聘胡绳。编审委员会的成立,使得生活书店在内容资源的发掘和书刊的出版上站在一个较高的专业平台上,成为此后一个时期同业内出版品种数量的领先者。抗战初期,广大读者急需进步读物。生活书店把读者的图书需求进行科学分层,共分为高级、中级、时事、通俗读物、工具书五类。畅销书《战时读本》和《大众读物》都销售到数百万册,创造了战时图书出版发行的奇迹,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书店针对当时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按照通俗读物的可读性要求,精心组织编写和宣传。在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的三年时间里,生活书店不仅根据当时抗战形势出版了《抗战前途与游击战争》、《津浦北线血战记》、《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等应急新书,同时也还出版了许多青年读者的学习用书,如《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艺术与社会生活》、《近代中国经济史》、《政治原理与经济原理之关系》等。而最值得称道的是,生活书店的“中国文化丛书”在抗战时期的武汉点亮了一盏盏明灯。这套丛书收入了洛甫的《中国革命史》、李富春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郭化若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何干之的《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艾思奇的《中国化的辩证法》等。这些作者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尽管当时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可生活书店能不失时机地集中出版,真可谓有胆有识。同时,生活书店还出版了介绍游击战争方面的读物十余种,其中有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郭化若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等,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也是生活书店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后大量印刷发行的,对抗战大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期间,生活书店还出版了一本署名廉臣的《随军西征记》,内容是记述作者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亲身经历。后来才知道,廉臣就是陈云,是陈云于遵义会议后写作的。生活书店为红军长征保留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根本还是在内容。”韬奋就是这样在读者中间建立起宝贵的信誉的。《生活》周刊之后有了生活书店,接着又有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全民抗战》等,尽管刊物的名称不断变化,可只要这个刊物上面登载着韬奋的文章,立刻就有销路。从国内各阶层到海外侨胞,无数的青年人都把韬奋创办的刊物,当作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各地读者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信给他,感谢《抗战》和《全民抗战》这些刊物引导他们进步的功绩。一个叫石斧的青年读者从河南省广武县来信说:‘我每一次接到它都是紧张地愉快地一口气把它读完,得到了这些精神上的滋养,我慢慢地感觉到自己的身心于无形中健壮起来,对于国内国际的形势和各种重要的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于抗战前途有了胜利的信心,同时我就逐渐觉悟到在这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时代里, 我也应该拿出自己所可能尽力的力量来。’”一位叫汪志一的士兵从火线上写信来说,他执笔写文章,比冲锋还要觉得困难,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抗战》第六十二号,看了上面登载的《怎样使官长士兵化》这篇文章,“士兵同志雀跃三百”(《邹韬奋》,穆欣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268—269页)。这就是出版物的吸引力首先来自于内容的明证。“根本还是在内容”,从本质上道出了新闻出版工作的基本规律。从《生活》周刊的巨大影响到生活书店的成立、发展、壮大,我们可以理解到其所凭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那么丰富的有吸引力的宝贵内容,才可能吸引来那么广大的读者来支持生活书店,拥护生活书店,对生活书店不离不弃,从而实现了事业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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