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走了:一个娱乐帝国的崩解年代

一个电视节目,能令人爱憎强烈,评价两极,本身就反映一种时代断面;尤其当它曲终人散、人走茶凉,仍能激发一众在电视频道、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纷纷议论,仍让人愿意回头一顾,重看那些掌声、讪笑与衰微,背后,或许浓缩一个社会的文化痕迹。

享寿十二年,台湾刚宣布停播的《康熙来了》,无疑可归于此类。

《康熙来了》的崛起,本身就有多重时代迭影。先说内部气候,2002年,野心勃勃的台湾《中国时报》集团少东,一意跨出纸媒版图,购并台湾“中天电视”,开始重整旗下几个频道。2004年,原有“中天资讯台”改制为“中天综合台”,《康熙来了》就是综合台转型后的第一记响炮,自此成为镇台之宝。

再看外部气候,《康熙》之前,台湾综艺节目仍由无线电视台称霸,高成本、大卡司集中轰炸周末黄金时段。周间带状综艺节目以娱乐新闻、星座命理、模仿秀为主;至于晚间九点到十一点的精华时段,当时主旋律是政论谈话节目,尤以电视台TVBS、三立、民视多空交锋。

在此竞争格局下,中天电视祭出奇兵,挪借政论节目的形貌,套入娱乐八卦访谈的血肉,由《康熙》杀入晚间十点的兵家必争之地。此前,台湾的综艺谈话性节目,大多是主持人与来宾,一人一只沙发分坐两头,一问一答,娓娓道来,像是节奏缓慢的业余网球赛,蔡康永先前主持的节目《真情指数》就是一例。

《康熙来了》以知性作家与搞怪少女的反差组合,一冷一热,一刹车一油门,意外开创娱乐谈话节目的新型格;而且代入政论节目的节奏与形式后,两位主持人对垒多名来宾,机关枪式的节奏,主题在全场来回狂奔,岔话、跑题、高空拦截、互抢篮板,像极一场打满四十分钟的斗牛篮球,唯一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唯一禁忌就是百无禁忌。

如此新鲜出格,在强弩之末的政论节目时段里,不仅刮起收视旋风,也奠定节目毁誉参半的主调。无论爱恨好恶都不能不承认,小S是节目成败的控球员,她直率、无厘头、膝盖反射式的谈话风格,尤其博得年轻观众的支持;蔡康永反而更像配角,一个睿智稳重的大叔,守在边线旁,慢条斯理接下一球,再回传给小S,或轻轻拨进篮筐。

讽刺的是,《康熙来了》一方面标志台湾娱乐节目的浪潮荣光,另一方面也佐证台湾电视产业的日落衰微。历经纳斯达克股灾,一度被看衰的网际网路,接触率快速蹿升;相形之下,光辉灿烂的“媒体之王”电视,在台湾开始显露老态。以《康熙》诞生的2004年为例,台湾的GDP增长率为6.25%,总广告量则成长了10.03%,然而,无线电视广告量却急缩26.2%,有线电视下跌14.1%;隔年,无线与有线广告量继续滑落了23.5%与8.3%,意味着台湾电视产业进入“低增长”或“负增长”时代。

在此生态结构下,经营主管无不绞尽脑汁开源节流。以往,周末的招牌综艺节目每集两小时,制作成本动辄台币300万元以上,《康熙来了》则开创一种低成本的节目形态,固定的棚内景、主持人加上几名来宾,插科打诨就能撑满一集,外景或动画后制趋近于零,而且一天连录五集,开棚梳化的成本也压到最低。

所以类似节目席卷深夜天空,《康熙来了》每集50万台币的制作费已称豪华,其他同类型节目大多30万台币之谱,有些甚至下杀不及20万台币,品质可想而知。若要维持较高制作成本,电视台为追求获利,就必须另辟财源,例如,台湾三立都会台由大牌谐星吴宗宪主持的《综艺大热门》,就卖给另一频道东森综合台重播;其他戏剧或综艺节目,也常采取“自家首播、卖给无线台重播”的分摊模式。

《康熙》在台湾造成的产业后坐力,在它的模仿者身上尤其清晰,乘以市场萎缩的重力加速度,电视台越来越不愿投资自制节目,宁可向外购买版权,或一再压低制作成本。对于自制率与重播率,主管机关几乎只能道德呼吁或口头警告。影响所及,近年除了猪哥亮与吴宗宪两大“本土天王”,台湾综艺圈几无足够分量的新面孔及新节目。

《康熙来了》这个拼贴主持人名字、谐拟中国帝王年号为名的台湾节目,见证电视产业日不落帝国的崩解。中天电视所属的媒体集团,也已易主卖给食品公司老板。如今,台湾电视的首要竞争者是YouTube、脸书,《康熙来了》迎合网络世代的喜好脾性而生,也因网络世代集体脱走而终老。(黄哲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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