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转型应走在产业转型之前

《中国青年报》近日公布的中国社科院对2013年应届生的就业调查报告显示,昔日被誉为农家骄子的农村家庭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达30.5%,已成为就业最困难群体。报道引用《人民日报》的文章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寒门子弟曾将改变贫困的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梦想还未出发,在现实前就已折戟。大陆的教育体制所承载的阶层流动功能,正在慢慢丧失。

阶层固化问题固然重大,但若一味按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来评判大学生失业率,反而可能遮蔽了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更要害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的同一调查显示,城市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也达到13%,考虑到城乡人口比例和基础教育差异,城乡大学生的失业率还不算过分失衡。前些日子,大陆发布了2014年教育公报,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37.5%,这一看似喜讯的数据透视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城市化与工业现代化水平远超中国的德国,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只占30%,70%以上高中学生只能选择接受各类职业教育。这些年来的大扩招加上适龄受教育人口的下降,使得中国高校入学率过快上升,普通高校学生比例过高,职业教育的人才太少,不仅已成为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主因,亦验证了当下教育结构与整体产业层次的不相适应,更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这非常值得反省!

大学生多,乍看起来是好事。但如果大学生成了新增劳动力绝对主力,且与中国当下或未来的产业结构不匹配时,便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难题。人社部数据显示,近两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中,应届大学毕业生所占比例都超过50%,在独生子女和高校扩招这两个条件的推波助澜下,此数据以后还会水涨船高。想想新增就业人口中有一大半都是大学生,那些低端行业的劳动力只会流失得更为严重。或许,对一个欧美人来说,读完大学去从事技工或服务工作没什么大不了,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却无法接受。所以我们看到,一边是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说“用工荒”,北京的钟点工收入高的近万元,但另一边是有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种教育和就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说明中国的教育发展战略与布局的转型已迫在眉睫。

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已成为必然。一方面,在原有的产业结构中,电力、石油、冶金、化学、机械等重工业及基础性产业的比重实在太高;另一方面,急需新增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将快速上升。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需要高层次的创新型、知识型人才,更需要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2020年中国将会有2200万个工程技术人才缺口,其中大部分是懂得网络技术的高端工科人才,仅软件产业到今年的人才缺口就达300万。而现实情况是,工科的高等教育一直遇冷,大量学生逃离工科,其增幅远低于扩招数量的增幅。

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严重匮缺,已成为制约中国产业升级与转型的突出问题,这也是先进的工业化德国一直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原因。要解决社会就业困境,势必要从教育与国民经济、产业升级的关系这一高度来重新布局人才培养,科学而合理地确定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既要让教育结构与正在转型的产业结构相适应,也要把握住产业结构变化的未来对人才需求的脉搏和提前量,使人才供给能满足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的需求。

调整高教结构也符合大陆实际情况。毕竟,大陆还有大量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一味大幅度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对那些学费负担过重又一时难以回报的家庭、以及仍处在低端的产业来说,也是灾难。尽早尽快加大职业教育、专科教育的资金投入,增加专业技术技工的培养,不仅是为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奠定一个务实的人才基础,也是对低收入家庭和低端产业提供务实帮助。

当下不少大学的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大学教育体系与科研体系严重脱节、大学的评价体系与产业发展严重脱节,这些都导致大学难以培养出合格的产业人才。对大学教师准入的文凭门槛越来越高,使得大量教师只能从校门到校门,完全缺乏产业经验与工程实践经验。要鼓励企业界人士参与到职业教育体系中,他们的到来,对产业需求与教育的衔接大有裨益。

此外,还需在大学与社会上营造一个崇尚技能、尊重劳动、重能力轻学历的风尚。只有建立多样化的人才观,才能提高学生们对成为技能型人才的兴趣。不深度改革中国的教育理念与转变教育结构,要想改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产业结构想要升级转型,教育结构的升级转型需先行。对谋求发展的中国,这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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