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世界问了,让自己回答

  一

  马云说,他当学生那会儿,常到西湖边找老外练口语。这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自己上大学时,周末去“英语角”的情形。

  每个周日的上午,在一个长满松树的小山上,都会聚集着少则三四十人,多则上百人,以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也有老外和华侨。还有些穿着时髦的人,只缠着女孩聊天,炫耀自己的蛤蟆镜、录音机,把这儿当相亲地点了,也顺便兜售点儿黑市外汇什么的。老外是这里的稀罕物种,大家想把英语说得标准点儿,自然是先找他们练。“你从哪儿来呀?结婚了没有?挣多少钱?”真没有不敢问的。

  面对这简单直接的好奇心,老外也只有招架着。现在想想,他们图什么呀,义务陪人练英语吗?大概是因为当时老外在中国出行受到的限制比较多,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能与一些普通的中国人交往,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每逢周日,在这个没有风景的小小角落,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天,总有一群人有时举着伞,有时跺着脚,有时吃着风沙,说着带各种口音、有时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英语,执着地练习着。因为他们心中有个模糊的梦想,要去探索一个更大的世界,而英语是通向这个世界的钥匙。

  真应该问问马云,找陌生的老外说英语时,锻炼的除了语言,是否也包括一种勇气?为什么更多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交场合总是安静地躲在角落里,或与其他中国人围成一个小圈说中文?单是害羞,还是不知说什么、怎么说?

  虽有苏秦的雄辩之才,诸葛亮的舌战群儒之能,但在中国的主流文化里,对能说会道这事儿是带有轻视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还会恐吓:“祸从口出。”或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学校的教育也并不看重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也不鼓励提问,以至于在很多学校,按是否安静来论课堂优劣。

  二

  抛开性格内向外向之别,自我意识太强的人往往过于在意别人的评价。相对封闭的环境更强化了这种自我意识,或者说不安全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得不在意周围人的评价,因为这些评价直接影响着分房、涨工资、评职称,甚至是会不会受批判。这种谨慎和防范,已成为我们父母那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我们报考大学时,父母大多希望孩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一来可以学点儿能够傍身的真本事,二来可以避开人文学科容易触碰政治的危险。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对能说会道的人不信任,所以总是念念不忘地提醒儿女“少说为好”。于是,我们的语言环境是怎样的呢?听得最多的是满是陈词滥调的“报告”,而不是真情实感的演讲;是居高临下的教育,而不是平等的交流分享。

  这种文化和时代背景,老外一开始不太懂。在他们看来,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直抒己见正是教育的目的所在。在国外,不仅学校鼓励学生表达个人观点,重视辩论,有的家庭还鼓励孩子在餐桌上就时事和哲学命题进行讨论。肯尼迪家族就是如此。据说在他们家里,能否清晰地表达观点,有逻辑、有文采地辩论,是博取父母宠爱的关键。即使是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否在社交场合成为受欢迎的人也是他们很在意的事。有没有异性约会,班级选举能得几票,课堂讨论中是否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能不能代表同学做毕业致辞,毕业舞会的舞伴是谁……都决定着校园生活的品质。这种文化背景的不同,让改革初期到中国执教的外国老师很不适应。

  记得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一次,一位外聘美国教授问满满一教室的同学有什么问题,竟无一人举手。他激动地掏出1美元的钞票,说:“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只能有两种情况—我讲得太无聊,或你们根本没有听!谁提问我给他1美元!”

  这让我深受震撼,也感到被羞辱,愤而举手……还好他没叫我,因为我的头脑中其实一片空白。

  三

  虽然每个人的表达天赋不同,但语言能力是可以被训练的。看过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窈窕淑女》吗?那位把她从贫民窟带出来的语言学家,坚信只要有标准的口音,外加举止的训练和时尚的衣着,就可以让这位出身贫寒的女孩融入英国上流社会。其中有一个场景,是语言学家反复教女孩念绕口令:“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这句话练习的只是元音[ei]的发音,但这是一个足以反映一个人身份和家教的元音。女孩练到筋疲力尽,昏昏欲睡,在语言学家的一再激励和训斥下,最后终于掌握了标准的发音。接下来,她就可以穿戴整齐,去皇家赛马会试试运气了!

  在需要英语的社交场合,很多中国人感到胆怯,怕发音不好、语法出错,让人家笑话。再说,学校里教的那些好像也用不上—“How are you?”“I’m fine,thank you.”然后呢?总不能说“What is this”“This is atable”吧!

  1994年我到美国读书时,先在纽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参与了三个月的纪录片制作工作。中午,同学们喜欢三三两两地坐在教学楼旁边联合广场的台阶上吃饭。一天,我看见三四个同学正谈得热乎,不禁凑上前去:“May I join you?”(我能加入吗?)“Yes,of course!”(当然。)他们朝我一笑,挪出个位子,又继续热烈地讨论起来。

  我就先听着,想着什么时候合适就插话。你猜怎么着,四五十分钟,我就听他们在那儿聊,竟然一句话也没插上!因为他们谈的那些纪录片电影和导演的名字,我一个也没听说过!学了四年英语专业,做了四年央视主持人,愣是不知道说什么,别提多有挫败感了,只好低头吃着比萨,还问人家需不需要续饮料。我想,他们心里可能也在琢磨:这个中国同学怎么这么爱吃啊?

  比语言能力本身更重要的是谈话的内容,这需要你事先做好功课并带着一颗充满好奇的心。

  退休的CNN主持人拉里·金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如何随时随地和随便什么人谈话》。书中说,在他做电台主持人时,为了练习采访的功夫,就坐在超市门口,不管进来什么人,只要人家愿意,就拉过来采访,练就了一身观察和提问的好本事。他在46年的职业生涯中,采访过近4万人!

  他常常从老百姓的角度问一些常识性问题。比如,有一次他问一位天主教大主教:“你有几个孩子?”对方惊愕不已,他却哈哈大笑,说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如果我有机会采访他,倒是很想问问他:“你离了7次婚,是什么让你决定结第8次婚?”话说回来,拉里·金的沟通理论说明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只要愿意,你可以跟任何人交谈。

  我是采访的“功课主义者”,信任但不敢完全依靠自己的直觉与经验。无论是专业角度还是日常交往,要想让谈话深入下去,还是要从了解谈话环境和谈话对象开始,不然就很有可能像我当年那样,只能低头做“吃货”了。

  (本文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世界很大,幸好有你》一书,杨澜著。)

  文_杨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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