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尽头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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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促的电话铃声带来惊喜

  清晨,我从楼下散步回来,一出电梯口,便听见家里的电话铃声在响,估计已响了许久。我急忙开门,冲锋陷阵似的奔向前,抓起话筒忙问:“喂,哪一位?”

  对方反问一句:“你是杨世运吗?”

  “是是,我就是杨世运!”

  “猜猜我是谁?”

  我差点想欢呼了,每句话里都爆出了惊叹号:“想不到你会给我打电话!你的声音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清脆,像小姑娘一样!”

  “黄土快埋到领口了,怎么可能还像小姑娘?你是不是猜错人了?”“绝对错不了!你的声音确实没变!”

  “那你说说我是谁?”

  “金彦玲!我难道猜错了吗?”

  “谢谢老同学,你叫我好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记得金彦玲……”电话那头,声音有些哽咽了。

  “终于又联系上了,我们应当高兴啊!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听不到你的消息?”

  “听我向你解释,这么多年没联系,因为我只知道你早已离开十堰市调到省城工作了,不知你的单位,也不知你的电话。你退休后跑到上海定居,这事我更不知道。你家里这个电话号码,还是黄春华昨天才写给我的,她叫我给几位郧阳师范的老同学打电话,邀请你们来丹江口聚一聚,她做东。她叫我告诉你,请你务必要来一趟!”

  我得罪了黄春华

  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

  1958年,我十五岁,考入郧阳师范学校。校址在郧县县城。

  郧阳师范历史悠久,曾是鄂西北地区唯一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学生来自郧阳地区的郧县、郧西等六个县。1958年教育事业大跃进,房县新办一所师范学校,吸收“两竹一房三县”的生源,郧阳师范的学生便只来自两郧一均。

  教育事业大跃进,不仅快速地新办学校,并且积极地扩大招生。例如我们郧师,比上一年扩招了三倍多,因此有许多在家务工务农多年的老初中生也有了重新上学的机会。我们班,从均县第二初级中学(校址在草店镇)来了三位女同学,被称为“草店三枝花”,她们是黄春华、金彦玲、赵玉如。三个人同龄,都是十六岁。

  三枝花之中,长得漂亮的是黄春华和金彦玲。赵玉如同她俩相比大显逊色,小小的眼睛,扁扁的嘴巴,但是她能歌善舞,弥补了长相的不足。

  她们三人在草店中学同窗三年,各具风采。黄春华一直是班干部,金彦玲一直是学习尖子,赵玉如一直是文艺骨干。

  赵玉如并不知道,男同学们喜欢围在“草店三枝花”身边说话,其实主要的目标是黄春华和金彦玲。我也不例外。我最愿意接近金彦玲,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像刺玫花清香。其实她从未在身上洒过香水。

  黄春华进入郧师后又当上班干部,并且是重要干部:劳动委员。那时候,学校的劳动课占据着重要比例,大炼钢铁,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郧阳师范的学生在全县各地转战,所以,劳动委员一职责任重大。

  黄春华当上劳动委员不多久,我就把她给得罪了。事情的起因是抗旱。好多天没下雨了,学校的菜地土地干裂,校领导把担水浇菜地的任务交给我们班。

  全班同学赶到教室去取工具。那时候教室也兼作工具室,粪桶、扁担、铁锨、锄头等物放了一大堆。工具在手或在肩,同学们走出教室却止了脚步。因为这时天气骤变,风呼呼在刮,天空乌云在聚集。但是黄春华似乎没注意到这些,她肩挑一担空粪桶下了台阶,走出好远,感觉身后没有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紧随,忙止步回头对站在屋檐下的同学们喊道:“快走呀!没看快下雨了吗,都站在那里干什么?”

  我立即回答她一句:“大家正是在等雨啊!如果有雨了,还抗什么旱?”黄春华此时才醒悟过来,挑着粪桶返回屋檐下。

  赵玉如正站在我身边,悄悄对我竖大拇指。于是我有点飘飘然,抬头望天,放声朗诵高尔基的诗篇: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啊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一场及时雨,果然在我的呼唤声中到来了。我更加得意,即兴创作了一句歇后语:黄春华抢在雨前去抗旱——假积极。

  表扬没得到惹了一肚气

  学校大炼钢铁,学生们分成高炉队和运输队。我在运输队,挑木柴,挑炭,挑矿石,扁担成了我最好的伙伴。

  劳动委员黄春华兼任运输队的队长,不仅得自己完成运输任务,并且还要负责为全队队员过秤,登记、公布劳动成绩,因此她总是比别人早出早归。

  我很痛苦,因为我难以甩掉落后分子的帽子。

  那时候我的身体还没长成,身单力薄,我也想争取登上光荣榜,但是力不从心。我很羡慕那些劳动模范同学,特别眼红一位名叫方大兰的女同学,她是老初中生,在家干过三年农活,身体棒棒的,到矿山去挑铁矿石,来回三十五公里,每次都挑一百二十斤以上。她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大红榜上,榜上的口号也十分醒目:向方大兰同学学习!

  贴在大红榜旁边的是每日的劳动课成绩公布单,我的名字总是落在后面。我心有不甘,一心想先进一回。

  这一天,又到矿山去挑矿石。我在两只筐里都多装了一块矿石,试试重量,估计这一挑子至少有七十斤。而以前我的最佳成绩也没超出过六十斤。我想,这一回我至少可以赢得一回表扬。可是返回的路上,感觉担子越来越沉,咬紧牙关也坚持不下去了,不得不一声叹息,决定扔掉两块矿石。半途而废就半途而废吧!

  恰在这时,金彦玲挑着担子从我身后赶来了,说道:“杨世运,别扔!都挑了这么远了,扔了多可惜!”

  我说:“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实在挑不动了。”

  她说:“那就把那两块矿石放到我筐里来吧。”

  “你挑得动?”

  “没关系,多歇几气儿。我俩一起走。”

  我把两块矿石给了金彦玲,有些恋恋不舍。我想,这两块矿石会帮助她提高今日的劳动成绩,可是我已把这两块矿石挑了一小半的路,她应该感谢我,却为什么不吱一声?那时候的金彦玲,个子比我高,身体比我结实,我心里很羡慕。

  进了县城,离学校不远了,金彦玲提议歇歇气。就在这时,她把两块矿石又还回我的筐内,并且,她还将她筐里原有的矿石挑出两块送给我,说道:“我先回学校,你别急,多歇几气儿,慢慢往回挑。别对人说我给了你矿石。我估计,你今天的成绩至少在八十斤以上。”金彦玲啊,你真好!我心里一遍遍这样说,目送她远去。

  我满怀信心地回到学校操场,远远便望见黄春华正站在磅秤旁边,像是在恭候姗姗来迟的挑矿石英雄。她一边给我过秤,我一边仰头望天洋洋得意。但是我却万万没想到,过完秤,她竟然用冷冰冰的口吻向我宣布说:“六十二斤。”

  “什么?六十二?怎么可能只六十二?至少八十斤!”“你什么时候挑过八十斤?”

  “我今天就是挑的有八十斤以上!”

  “是相信你的自我感觉,还是相信我的秤?”“你的秤肯定有问题,我怀疑你故意做手脚!”“杨世运同学,我希望你不要信口开河,你想进步想受表扬,这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也不能伸手要荣誉啊!再说,你今天也算略有进步了呀!”

  “你,你……”我“你”了半天,竟没再说出半句话来。实话说,我当时气得没办法,真想哭一鼻子。但是我没掉眼泪,开玩笑,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怎么可能在一个女人面前示弱。我狠狠地冲着磅秤踢了两脚,转身雄赳赳气昂昂地扬长而去。

  八元钱掀起的风波

  金彦玲比我更倒霉,厄运像是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突然砸在她脑袋上。

  那是1959年的春季,全班同学离开学校,来到距县城三十多华里的谭家湾,参加修潭家湾水库的劳动。

  我们都住在用油毛毡、草席搭成的工棚里。金彦玲和黄春华、赵玉如同一间宿舍,三个人床铺挨着床铺。

  星期天,早已累得精疲力竭的同学们终于可以休息一天。

  男同学们在睡懒觉,可是女同学们依然早起。她们爱干净,要趁着休息日(并且是个好天气)洗衣服洗头发晒被子。

  黄春华和金彦玲、赵玉如结伴到小河边洗完衣服又洗头发,然后一起回工棚。

  这时,黄春华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条蓝色长裤,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忘了,这条裤子还没洗。”边说,边掏裤子的每个口袋,取出袋里的小物件。掏着掏着,她突然脸色大变,脱口叫道:“糟糕,坏了!”

  “怎么啦?”金彦玲询问。

  黄春华没有回答,因为她来不及回答,她此时正心急火燎,急于找人报告情况!

  黄春华在晒衣绳前见到了班长兼团支部书记易若霞,含着眼泪说:“我缝在蓝布长裤隐秘处的一个小小口袋里的八元钱不翼而飞了!小口袋被人撕开了!”

  八元钱啊!在当时,八元人民币可不是个小数字,尤其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它是一笔极大的财产。

  黄春华说:“这八元钱是我父亲上个月寄给我的,我舍不得花,又害怕丢失,就用细针密线,缝在裤子内的小口袋里,想不到小偷的手这么长,竟然偷到了这里!”

  易若霞是一位很有威信的班干部,她年纪也并不大,只比我长两岁,但是在我眼里,她就像一位老师一样令我起敬。她对同学们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因此她说出的话十分有分量。

  易若霞分析说:“能在裤子的小口袋内偷钱,一定是内部出了小偷。这事太令人痛心,损害了班集体的荣誉。是谁做出这种丢脸的事呢?”

  黄春华向易若霞提出要求:“我建议搜查,一定要查出这个害群之马!”搜,怎么搜呢?人民币都是一样的面孔。

  黄春华说:“幸亏她早有防备,每次家里寄钱来,从邮局取出后,如果暂时不准备花掉,她就把人民币的号码抄下来记在小本上。这一次也不例外,八元钱,一张五元的,一张两元的,一张一元的,三张的号码她全记在小本上了。”

  “会不会是你在大堤上干活时不小心弄丢了呢?”易若霞犹豫不决,她不希望小偷真的是内鬼。

  黄春华回答说:“绝对不是丢在外面,因为我在昨晚熄灯前还检查了一遍,三张钱都还完整无损地被缝在小口袋内。小偷在这一夜之间得了手,这钱她肯定来不及花掉,绝对藏在身上或者宿舍里的什么地方。”

  易若霞终于同意搜查。她说:“搜一搜也好,以免互相怀疑。无辜者,搜出一个清白,把心放下;谁若真是小偷,搜出她来,她也不要责怪别人,咎由自取。”

  同宿舍住了八个女同学,包括易若霞在内。易若霞一声令下,很快就把人都召回到了宿舍。然后,她命令关严了房门,拉亮电灯,屋子内的事,不让局外人在宿舍外听见看见。她简单明了地说明了黄春华八元钱被偷的情况,宣布搜查的决定。她说:“先从我搜起,黄春华你来搜我,我被搜过之后,剩下的六个同学,都由我来搜,一视同仁。”

  易若霞宣布完决定,身体力行做榜样,脱掉外衣外裤,连袜子也脱掉了,只剩一件小背心和内裤。其他六名室友也立即效仿,将外衣脱下,放在自己脚前。

  易若霞说:“黄春华,你来,当着大家的面仔细搜,先搜我的衣服,再搜我的枕套、行李包。别犹豫呀,快动手!”

  黄春华领命,把易若霞给搜查了一遍,结果证明,偷钱人不是易若霞。

  易若霞说:“好了,现在我来执行搜查任务,大家在一旁都要看好,人人都有责任当旁证。先从谁搜起?”

  金彦玲忙举手:“先从我搜起,因为我和黄春华睡得最近。”

  那就先从金彦玲搜起。搜查每个衣服口袋,只搜出了一方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绢,抖开来,手绢里只包了几片干花瓣。再开始搜床上的物品。谁也没料到,很快就搜出了问题:在金彦玲的枕套里头,发现了一个纸卷,打开纸卷,卷里包着的是三张人民币,一张五元的,一张两元的,一张一元的……

  易若霞手捧这三张钱,止不住望了金彦玲一眼。

  金彦玲立即声明:“这不是我的钱!我没有这么多钱!”

  易若霞的脸上阴云密布,对黄春华说:“你把你的小笔记本拿出来,对一对你记下的号码,是不是这三张钱的号码?”

  黄春华突然打退堂鼓:“算了吧,不对了,丢就丢了吧,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赵玉如发话了,声音响亮,像唱歌一样抑扬顿挫:“嘿,怎么能不对了呢?对,要对,一定要对!”

  易若霞一时犹豫不决。

  赵玉如向其余四位女同学鼓动道:“必须要对,若不然,我们几个人岂不都要不明不白背黑锅?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可以放过一个坏人!”

  易若霞别无选择,说道:“黄春华,你把笔记本给我,我来替你比对。”比对的结果,藏在金彦玲枕套里的三张人民币,正是黄春华丢失的。

  “真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赵玉如扔下两句话,气势汹汹冲出宿舍。

  很快的,金彦玲是小偷、偷了好朋友八元钱的消息,便成为了一条最具爆炸性的特大新闻,旋风一般在同学们中间传开了。

  金彦玲从此背上小偷的恶名

  金彦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听不到她的笑声,整日抬不起头来。在大堤上挑土格外卖力,别人挑小筐,她专拣大筐挑,压得汗如雨下,但是没人同情她。

  几天之后,轮到金彦玲回学校挑粮。

  工地上有学生伙房,每隔几日就要派两位同学回学校挑粮,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挑粮也不是个轻松活,但是同学们都愿意去。因为趁着挑粮的机会可以回学校看看去。家在县城的学生,还允许回家和父母见面几分钟。两个同学需同去同归,因为粮食是宝中宝,二人形影不离是为了保证粮食颗粒不少,学校食堂开据的粮条是多少斤,回到工地后复秤,数字要相符。

  按照挑粮名单的排序,这一回轮到金彦玲了。

  赵玉如向班长易若霞进言说:“不能让金彦玲去。她一个小偷,有什么资格去挑粮?”

  易若霞回答说:“金彦玲虽然犯了糊涂,但我们也不可一棍子打死不给她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取消她回校挑粮的资格,不利于她改正错误。”

  金彦玲回校挑粮的资格没丢,但是男同学这边却出了情况,按序应当和金彦玲同行的朱广勇同学拒绝和女小偷搭档。

  朱广勇同学外号“老表叔”,他年纪比较大,家里早已为他订了亲,只等他毕业后就娶媳妇。他喜欢对男同学们讲女人们的故事,更喜欢炫耀他对女人们的了解。他说,男人不到一定的年龄,根本就没有眼力分辨出女人身上真正的美。他又说,以他的高水平欣赏能力评判,全班女同学如果排着队比美,谁也比不过金彦玲。哪个男同学今后若娶了金彦玲,那就叫三生有幸。可是现在,他一提金彦玲的名字便摇头撇嘴,声明坚决不和小偷沾边。挑粮食的顺序,我恰好排在朱广勇的下一位。朱广勇对我说:“喂,咱俩把前后位置调一调吧。”

  调换就调换,我还巴不得他调换!

  我和金彦玲走在挑粮路上

  吃过早饭,我和金彦玲一起,从伙房里每人领到一个馒头(这是我们挑粮路上的干粮),一人扛一根扁担,踏上返校之路。

  我的心情很愉悦。抬头望天,天是那么湛蓝,朵朵白云是那么洁白;低头看地,小路上的各种野花在对我招手微笑。空气里弥漫着刺玫花的清香。我从小就喜欢刺玫花的香味,它香得干净纯洁,闻一闻,香味像泉水一样从身体里流过,洗得胸膛里纤尘不染。后来我感觉到了金彦玲身上有刺玫花的气味,就对刺玫花更加有特殊感情了。

  我尽量表现我的高兴,但是我发现,我的快乐影响不了金彦玲。因此我的情绪也渐渐低落,一路无语。

  进了县城,金彦玲才开口说第一句话,她叫我回家看看父母,她到学校等我。我说:“算了,我不回去,我还是和你保持一致行动。”她说:“你好不容易才进一次城,哪能不回?要不我陪你一起回去吧。”

  只有我母亲一人在家。进了屋,金彦玲喊了一声“杨妈妈”,眼睛立即红了。我妈吓坏了,以为是我闯了什么祸,人家这么一个标致的女同学告状告到家里来了。幸亏金彦玲心细,很快就看出了我母亲心中的不安,忙说道:“杨妈妈,我家在均县,见到您,我就想起了我妈……”

  我母亲这才放了心,不禁对眼眶内噙着泪花的金彦玲百般怜爱。老人家想招待招待儿子的同学,但是家里又没什么好吃好喝的。当时正是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证。我妈妈想起来了,糖罐里还有一点儿白糖,于是她连忙起身,泡了两碗白糖开水。我观察到了,两只碗,一只碗里多放糖,另一只碗里只少许表示了一下。我担心妈妈会偏心眼,把糖多的一碗端给我。结果相反,妈妈将糖多的一碗递给了金彦玲。金彦玲也发现了这一秘密,双手捧碗,泪水便夺眶而出。我妈妈忙安慰她,鼓励她说:“好好读书,多学些知识,你爸你妈才会为你高兴!”

  学校食堂发给水库工地的粮食早已准备好,分门别类装在口袋里,口袋的结扎处贴有封条。因此,根本无须担心回校挑粮的学生会途中偷吃。除了两小袋大米白面之外,其余的都是粗粮,有苞谷糁(即玉米粉),红薯干,还有红薯粉。

  金彦玲不容分说,坚持把四只粮筐分配得两筐重两筐轻,她挑重的,轻的给我挑。她说,等快到工地时,再把重量调匀。

  回工地的路上,要爬一座高坡。坡顶有一棵粗壮的拐枣树,每两个挑粮的同学爬上这山坡后都会累得喘息不止,必然要在树下长长地歇口气。

  我和金彦玲也不例外。

  树下有两块青石板,我们俩对面而坐。

  我有许多话想对她说,这时候若还不说出来,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我说,金彦玲,我不相信你会偷黄春华的钱,真的不信!

  她低头一声叹息:“唉,光你一个人不信,有什么用?”

  这些天,我把自己当成福尔摩斯,一直在对女生宿舍的丢钱案进行分析。我把除金彦玲、黄春华之外的六个人都当作怀疑对象,大胆猜测,仔细分析。但是猜来猜去,越猜心里越糊涂。

  现在,坐在拐枣树下,我将自己的猜测讲给金彦玲听。

  我说:“会不会是袁桂芊栽赃陷害你?她偷了黄春华的钱,然后塞到你枕套里?”金彦玲忙否认:“不,袁桂芊不会做这等事,她是个老实又胆小的人。”

  “那,赵玉如呢,她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她忌妒你,朱广勇说你是西施她是东施。”“也不会是赵玉如,因为她心里并不喜欢黄春华,她为什么要拿黄春华来害我?”另外三个同宿舍的女同学,金彦玲也认为,不是她们做了手脚。

  “这就难分析了,难道加害你的人是班长易若霞?”

  金彦玲急忙摇头,说:“出了这件事,最没料到也最感到痛心的人应当是她。”因为易若霞一直以来都十分看重金彦玲,她觉得金彦玲各个方面都不错,称得上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青年,并且还积极要求进步,一入校就同黄春华一起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易若霞常鼓励金彦玲,希望金彦玲和黄春华互相帮助,争取双双加入共青团。可是谁会想到,现在出了这种丢集体荣誉的事,难道团支书能不痛心吗?

  “这几个人都不可能被怀疑,那还能是谁?难道真的是你金彦玲一时糊涂做出了傻事?”“杨世运,你相信我会做出这样的事吗?”

  “我当然不相信!严刑拷打我也不相信!有你这句话,我也要一辈子记住你……你应该为自己申辩,要求老师出面,把事情调查清楚!”

  “怎么调查清楚?钱是从我枕套里搜出来的,这事还不清楚?我说我不知道钱是怎么进了我枕套里的,谁相信?”

  “说了半天,肯定还是有人栽赃陷害啊,还是应当调查啊!”

  “我难道不渴望查个水落石出?但是我反复考虑又考虑,我如果坚持要求调查,不仅查不出结果,反而把自己越描越黑,并且四面树敌。别说是我自己想替自己辩解此路不通,就连当事人黄春华也对我爱莫能助。我俩是老同学好朋友,但是她想替我辩解也不行。当班长从我枕套里发现那八块钱之后,不仅我蒙了,就连黄春华也目瞪口呆了!她根本想不到钞票会莫名其妙地飞进我的枕套,因此她当时就对班长说,算了,不对号码了,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是赵玉如和另外四个同学怎么能同意?她们都需要洗清自己。就算班长当时决定不对号码了,那我也逃脱不掉罪名,总之我是在劫难逃。”

  毕业让我们各奔东西

  时光荏苒。1961年春天,我突然长高了也长结实了,长成了一个能真正挑起八十斤甚至一百斤的男子汉。

  五月,临近中师毕业,我应征入伍走进军营,成为空军院校的一名学员。

  离开母校时,有几位同学给我送了礼物。班长易若霞送给我一本日记本,黄春华送给我一张她的照片。我盼望金彦玲也送我一张照片,但是她什么礼物也没给我。

  到部队后我给黄春华写过两次信。

  当然我不是只给她写信。我首先给易若霞写信,汇报我入伍后的思想收获,向她表示,一定要争取在部队早日加入共青团。我给黄春华写信,写得很长,详细介绍我入伍后的情况,然后在末尾附上两句话:请代我向金彦玲问好,欢迎她来信!其实这最后两句话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盼望能与金彦玲联系。可是她却提前提醒过我,叫我到部队后千万不要给她写信,以免被同学们议论我和小偷有关系,影响我在部队的进步。

  入伍后不久,领导对我们这些军校生进行入伍教育,宣布了在校四年学习期间的三不准纪律: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谈恋爱。纪律一宣布,好多一入伍便大量给女同学写信的学员吓了一大跳,再也不敢跟女同学们通信了。我当然也是如此,前后只给易若霞写过一封信,跟黄春华通过两回信。也不知道黄春华是否代我向金彦玲问过好。转眼间,中师的老同学们都毕业分配各奔东西了,我与他们便中断了联系。

  这一年的春节之后,我收到一封家书。信上说,春节前夕,腊月二十八,我的一位中师的女同学到我家看望我母亲。我母亲认识她,因为她曾陪我到过我家一次,我妈妈拿不出什么好吃的招待她,只为她泡了一碗白糖开水。她特意来我家拜谢我妈,送给我妈一件礼物——一件红色的毛线背心,是她一针针自己织的。她说她已被分配在均县草店区武当山下一座乡村小学里当老师,一切都好。

  重逢在刺玫花开的时节

  一晃便二十一年过去了。

  1982年初春,已经离开部队的我调回老家,在十堰市的一家单位工作。

  经过多方打听,我终于寻到了金彦玲的线索,她已离开山村小学,调回城里,在一所名叫红星小学的学校教语文。

  均县这时已改了名,改为丹江口市。

  又是刺玫花开花的季节,我专程来到丹江口市。

  踏入红星小学的校门,耳畔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这样的气氛,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我径直走进语文教研室,是一座老式平房,显得有些空旷。全校所有的语文老师都集中在这里办公,办公桌整齐排列像学生们的课桌。临门而坐的一位女老师问我找谁,我回答说我找金彦玲,又说明我是她的老同学。她说:“金老师正在上课。那里,那里的一张桌子是她的办公桌,你坐在她桌前等等她吧。”

  好老好陈旧的一张办公桌,但是擦拭得干干净净。桌前放着一把旧藤椅,补过不少补丁。桌上堆着一摞摞学生们的作业本。有一股清香味扑入我鼻息,啊,原来是桌上立了一只玻璃杯,杯中清水养着两支刺玫花。刺玫花,柔弱的枝条,叶间隐藏着尖利的小刺,米粒般的小白花,香气却悠长而久远。

  我深深地呼吸着花香,坐下来翻阅学生们的作业本。终于,我又见到了金彦玲久违了的笔迹。一本本作业她都批改得认认真真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不用说,她是个称职的好老师。

  下课铃响了,我竟没听见,仍在翻阅作业本。忽然,一个人的身影站在了我面前。我抬起头,发现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女老师,正怔怔地望着我。

  我忙向她打招呼并说明情况,我说老师您好,我不是学生家长,我是金彦玲老师的老同学,来见见金老师。

  她脸上飞上了笑容:“杨世运,想不到是你呀!”

  “你,你……”

  “真的一点儿也认不出我了?”

  “噢噢金彦玲!你的声音一点儿也没变!”

  她紧接着还要给另一个班的学生上课,没时间多陪我。她说,她已知道我调回家乡工作了,想不到这么快就见了面。她希望我在丹江口多住两天,因为她中午也来不及在家招待我,中午学生们和老师们的休息时间都很短。“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到我家吃饭,我把黄春华也请来!”

  “黄春华现在也在丹江口?”

  “她毕业后一直在丹江口。”

  “在哪所学校?”

  “早就离开学校了,她在市教育局工作。”

  消除六十二斤矿石的芥蒂

  原来现在黄春华是金彦玲的顶头上司,在教育局当副局长。

  我索性先到一趟教育局。

  黄春华也变了,胖了,富态了,举手投足,一眼就能让人看出她是个领导干部。她正坐在一张椅子上看文件,慢慢抬起头,目光投向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道:“局长大人,给我发点救济粮吧,我家快揭不开锅了!”

  她咚地一声从椅子上弹起身来:“杨世运!你怎么还是这么调皮?”她忙着给我沏茶。

  “黄局长亲自给我沏茶,我受宠若惊!”

  “真的感动吗?那好,那你就再给我编一句歇后语。”

  “你先别批评我,我还没找你秋后算账!”

  “什么账?”

  “你说,我当年挑回的矿石,是不是至少也有八十斤?”

  “这事你还记得?”

  “我当然忘不了,你想想,我终于破了一次纪录,我容易吗?”

  “确实是破了纪录,我到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八十二斤。我当时就猜出了是谁帮你的忙,但是我想不明白,最后那一段路,八十二斤啊,那么重,你是怎么咬牙挑回学校操场的?”

  我向她道出了秘密。我说,等金彦玲丢下我她先回学校后,我采用的是蚂蚁分段搬骨头的办法。我先搬下两块矿石放在路边,然后挑起筐子向前进。前进一段路之后,放下筐子,返身把两块歇在路边的矿石抱回来,再放在路边。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到了学校的后门外,进门就是操场了,剩下最后的冲刺,我才把矿石集中在筐子内。那最后的一段路真叫我刻骨铭心,差点把我给压趴下了!

  黄春华也把她当时的心思和盘托出。她说,她当时心情很矛盾,又想报出矿石的真实重量,又想说假话泼我的冷水。如果说出真话,我可以实现受表扬的愿望,高兴一阵子。但是从长远来说对我不利,因为有了这个八十二斤的高指标,今后我再挑矿,怎么努力也难再达到,只能落得个退步的印象。想不退步,想再得表扬,身体怎么受得了?毕竟那时候骨头还没长结实。所以,她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得罪我,谎报我的成绩只有六十二斤。“其实,当时我就说过,就算只有六十二斤,也是进步了,你应当循序渐进才好。”

  “黄春华我误会你了,你原来是一片好心!”

  “人家金彦玲也是一片好心,想帮你得一次表扬。”

  话题便围绕着金彦玲说下去。从黄春华的介绍中,我才知道,金彦玲这些年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重提当年事

  中师学生毕业前夕,学校要给每个毕业生写鉴定,存入人事档案。鉴定书之中,“思想品德”一栏十分重要,可谓重中之重。

  每个班,每个学生的“思想品德”的评语,初稿都先由各班的团支部干部和学生代表起草拟定,然后报班主任老师审定。当时,黄春华和赵玉如都是草拟小组的成员,因为黄春华已经加入了共青团并且已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而赵玉如却通过竞选当上了学生代表。在给金彦玲草拟思想品德鉴定时,草拟小组内部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方认为,金彦玲犯过偷钱的错误不是小错误,而是道德品质问题,应当记入档案。另一种意见是,事情已过去许久了,并且再也没发现金彦玲出现类似情况,看人看发展,这件事就不必记入档案了。持前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赵玉如,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黄春华。

  黄春华身为组织委员,又是草拟小组的执笔人,她不能不把两种不同意见如实向班主任汇报。想不到,班主任也支持赵玉如的观点,不同意黄春华的意见,强调说必须实事求是,对组织负责。

  黄春华一心想保护金彦玲,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瞒着班主任老师找过学校教导主任,想请教导主任在班主任老师面前替金彦玲说个情,结果被教导主任训了一顿。无可奈何,金彦玲的鉴定书“思想品德”一栏里便有了这么一段文字:该生在校期间曾犯过偷窃的错误,望今后努力加强思想改造。

  金彦玲被分到了条件艰苦的山区农村小学。因为她档案里有污点,她不能不事事处处低人一头。

  谁都觉得金彦玲长得好看,多看两眼会心情舒畅。未婚男子都想和她谈恋爱,但是又都躲着她,和她保持距离。因为她名声不好,当过小偷。一些心怀叵测的男人则总想占她的便宜。她不能不小心保护自己,如履薄冰。她拼命努力工作,谨小慎微。在课堂上,她面对学生,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但是出了教室她便成了哑巴,低头走路。

  黄春华了解到金彦玲的情况,她想帮助老同学老朋友摆脱困境。她毕业后被分在均县县城条件最好的学校,从那时起她便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争取进步,自己进步了,才能创造条件拉金彦玲一把。

  金彦玲结婚很晚。她的丈夫姓张,是街道居委会出面介绍给她的。老张家庭成分好,也有文化,初中生。美中不足是年龄偏大,比金彦玲大十岁。还有一点不足,是老张有残疾,瘸腿。金彦玲起初不答应这门婚事,她说她决心终身不嫁。但是亲戚朋友们都劝说她。老张有工作,并且是正式工,在城关镇五金厂当仓库保管员。老张家的户口又是城市户口,这一点十分重要。金彦玲的父母身体都不好,盼着金彦玲有朝一日调回县城工作。金彦玲是父母的长女,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还在读书,都需要姐姐的关心帮助。黄春华当时也多次安慰金彦玲,动员她全面考虑,答应这门婚事。

  黄春华努力争取进步,终于如愿以偿,从学校调到了县教育局,由副股长、股长,一路升至副局长。

  我明白了,如果不是黄春华积极努力当上了副局长,又如果不是她念旧情出面帮忙,金彦玲也许至今还没调回县城。

  黄春华说,金彦玲调回县城学校后,仍然是低头走路,丢不下档案里的那一个思想包袱。她的教学业务没说的,学生和家长们都夸她,但是年年学校评先进总没有她的份儿。还有涨工资,评职称,金彦玲也吃了不少亏。在这些方面,黄春华想帮金彦玲,又不敢明显大帮,怕别人议论她徇私情。

  我对黄春华说:“今晚金彦玲请我到她家吃饭,她请你也去。”

  黄春华忙摆手,说:“她家那么困难,我们怎忍心去剥削她?不如这顿饭我来做东,我也不举行家宴,为了省事,我们不如在饭店一聚。就在你住的丹江宾馆对面,有一家味道不错的广东潮汕风味饭店,我等一会儿就打电话订座位。你告诉金彦玲,千万别让学校领导知道我请她来陪客人了,不能让她的校领导知道我和她的特殊关系,以免影响我暗中帮助她。”我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黄春华问:“谁?”

  我答:“我想起了赵玉如,不知她现在在干什么?”

  “赵玉如呀,她这一辈子过得快乐潇洒极了,中师毕业后她没当老师,分配到县文工团去了,正符合她的性格和爱好,唱唱跳跳一辈子,比金彦玲强过百倍!”

  “我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

  “我怀疑那次你丢钱的事,是赵玉如从中做的手脚。是她先拿了你的八元钱,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金彦玲的枕套。”

  “我也这样猜测过,因为她心里忌妒我和金彦玲,尤其忌妒金彦玲。她想用这种办法朝金彦玲脸上抹黑,同时破坏我和金彦玲的友谊,一箭双雕。”

  “那为什么不仔细查查这件事?”

  “唉,怎么查?众目睽睽之下,钱是从金彦玲的枕套里搜出来的,有口难辩!我若说我怀疑是赵玉如捣的鬼,证据在哪里?”

  “我敢断定,百分之百是赵玉如做的手脚,可是金彦玲却不愿相信是她!”

  “金彦玲太善良了,她总是把人往好处想。”

  “可是老天爷太不公平了!不是说好人有好报吗?为什么把金彦玲一辈子整得这样惨?而赵玉如反而一辈子快乐潇洒?”

  “唉,老天爷也有不睁眼的时候啊!”

  只有一个男生参加的同学会

  自那次丹江口之行后,我和黄春华、金彦玲再没见过面。后来我离开十堰市,调到省城武汉工作。

  大约是1996年,黄春华到省城开会,我和她有一次小聚。我向她询问金彦玲的情况,她欲言又止,结果是什么也没说,只是同情地摇了摇头。

  从武汉退休后,我投奔在沪工作的儿子来上海定居,过春节时给黄春华寄过一次贺年片,告知我家的电话号码,并托她代我向金彦玲问好。不知什么原因,她没有回音。现在金彦玲代她打来了聚会的电话,我当然要应邀参加,必须去!别说我身在上海,就是身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也要赶回国参加!

  我坐火车赶到丹江口,金彦玲在出站口迎候我。

  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这一次我见到她,竟觉得她比1982年的时候变年轻了!虽然她头发已全白,但是面色比从前红润了。

  她家仍住在当年的平房,但是房屋整修过。院子里种有花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丛刺玫花,藤蔓爬了半边院墙。我脱口说道,这花是生长在山里野坡上的,在这儿居然能见到。她说,这是她从山里连根挖回来的,在这里种了许多年了。我蓦然想起,第一次来丹江口见她时,她办公桌上的水杯里养着一枝刺玫花,原来来源在这里。

  “我喜欢刺玫花。”我说。

  “我知道。”她回答。

  她有一间书房,面积不大,但是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书柜里的各类书排列有序。墙上有一幅字,还有一幅画。字是柳体风骨,又比柳体更清俊秀丽,写的是曹植的两句诗:“尺蠖知屈伸,体道识穷达。”画是写意兼工笔,一池雨后残叶,却有一朵荷花藏在残叶下。我驻足欣赏,赞叹道:“好字好画,可惜没注明出自哪位名家之手。你是从哪儿求来的?”金彦玲回说:“你是不是在取笑我呀,什么名家,这都是我的习作。”

  “啊?你还有这么高的本事?”

  金彦玲说,她练习书画的时间很久了。刚开始练时,是悄悄地练。最难忘在山区小学度过的那些漫长的日子,她背负着“小偷”的恶名,不敢抬头望天,无颜直面见人,就习惯了孤独。孤独对于别人也许是痛苦的,但是她却把孤独当作医治心灵创伤的药方。孤独让她能寻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孤独使她对书籍情有独钟。各种书,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凡是能找到的书她都在孤灯下一字字细读。

  书籍也丰富了知识,帮助了她的教学。她教语文不再只是照本宣科,而是旁征博引,讲得生动有趣。学生们越来越喜欢她,她也越来越爱她的学生。只有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们的一双双信任的目光,她才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也有了做人的快乐。

  这一次同学聚会,发起人是黄春华,但是具体事务她却全交给了金彦玲。金彦玲按照黄春华列的名单一个个打电话通知,然后负责先将参会人集中,集合地点就在金彦玲家。赵玉如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一见了金彦玲便扔下礼物上前拥抱,亲热得了不得。到底是文工团员出身,我心里想。

  老班长易若霞来了,一进门就表扬我:“好,杨世运,这么远的路也来了!不过你也应该来!你若不来,黄春华会失望,我也会骂你!”

  易若霞毕业后留校,在校团委工作。因此她对母校勋阳师范感情最深,对人民教师这一职业也给予最高的评价。她说:“金彦玲是一位最称职的教师,但是命运捉弄人,她一辈子兢兢业业教书,却没受过一次奖,长工资评职称总是落在人后。中师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是二十九元,她拿了十几年二十九元没涨过一分钱。那时候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呀,家里有二老还有弟妹,她月月都要给家里寄钱。”

  “班长,不说这些了,事情都过去了。”金彦玲拦住易若霞的话。

  易若霞说:“要说,说给杨世运听听,他又不是外人。”

  我说:“造成金彦玲悲剧命运的,是几十年前的那一起无头案。我始终不相信那八元钱真是金彦玲偷的,你们信吗?”

  赵玉如回答:“开初我信,后来就不信了!”

  我追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始终没放弃对赵玉如的怀疑。

  易若霞说:“这问题我来代玉如回答,因为我也跟玉如一样,终于有一天才如梦方醒。”如梦方醒,醒悟了什么?

  “玉如,你来告诉杨世运吧。”

  “杨世运你听我说,不是有这么一句老话吗,老来福才是真有福气。看看现在的金彦玲,桃李满天下,她教的学生人才辈出。她的一儿一女也都为她争气,学业有成。并且,金彦玲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少年文化宫聘请她给孩子们教书法教国画。”

  “你这是在说,金彦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她从此后处处小心谨慎,将坏事变成了好事?”

  “杨世运,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我再告诉你吧,我们原来都认为金彦玲这一辈子过得最可怜,但是后来才突然明白,最可怜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人不是金彦玲,而是黄春华。”“什么?她可怜?她这一辈子顺风顺水……”

  “你离得太远,当然不了解内情。看事情不能光看表面现象,我们离黄春华近,所以才了解许多内情。黄春华活得太累太苦,尤其是到了晚年,境况简直是凄惶。别急,听老赵我把话说完。黄春华她一辈子争强好胜,到头落下了什么呢?第一,她没落下一个好丈夫。她丈夫当了半辈子官,春风得意。她也沾了男人的光,进了官场。不知情的人们都羡慕她家夫贵妻荣,哪知道光环后面的内情?她那个丈夫,结婚没两年就把黄春华当成了旧衣裳,公然把野女人带回家里。黄春华只有忍着,为了顾丈夫的官面子。她也没有落下好儿女,两个儿子都是白眼狼,为了争房产,三天两头打得头破血流。更可悲的是,她又没有落下个好身体。读中师时她的身体多好啊,劳动委员。坏就坏在当官之后她越变越不像个女人,抽烟,喝酒,瘾越来越大。并且还喜欢喝高度白酒,硬是把身体给喝垮了。犯病时,她的儿子媳妇都你推我我推你不想管她,一次次都是老同学金彦玲陪床护理。”

  “赵玉如,你说了大半天,文不对题,我问的是当年那八块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绕了半天我也还是不明白。”

  “地球人都明白了,你怎就这么糊涂?”

  老班长忙说:“糊涂好啊,难得糊涂。”又对赵玉如说,“算了,这事就不说了,以免破坏同学会的气氛。”

  黄春华一共点名邀请了八个老同学。陆陆续续,受邀人都来到了金彦玲家。我一数,八个人都齐了,只有我这一人是男同学,其余七位,易若霞,金彦玲,袁桂芊,赵玉如……全都是当年在修谭家湾水库时住在一间宿舍内的室友。

  这就更加叫我触景生情,心里越发挥不去黑色八元钱的阴影。

  易若霞突然长长地“噢”了一声,说道:“老同学们请注意,这一次黄春华召集的聚会,对她来说太重要了!因此我们不能让她一个人破费,更不可让她操劳。这样吧,我们实行AA制,自己买菜自己做,聚会地点就定在这里——金彦玲的家。大家同意不?”

  “同意!”

  “好,现在分工合作。杨世运你留下看家,我和金彦玲去黄春华家把她接来,其余的同学去采购食品。”

  八元钱的阴霾终于散尽

  黄春华来了,她拄着双拐,在易若霞和金彦玲一左一右的搀扶下走进了院子。她变得太苍老了,面容憔悴。如果是在大街上相遇,打死我我也认不出她来了。

  今天聚会不喝酒,大家商定好了,以茶代酒。

  宴会开始,九个人一起端起了茶杯准备碰杯。忽然,黄春华放下杯子,转身抱住金彦玲,失声痛哭……

  老班长忙说:“今天老同学们好不容易聚会,希望大家都高高兴兴,不许哭,也不许提起往事!”

  黄春华却老泪纵横,恳求道:“让我说几句吧,再不说就来不及说了!”“春华,什么话也别说了,友谊万岁、理解万岁,来来来,端起茶杯!”班长,还是让我说出来吧,若不然,我死了也睡不安稳啊!我盼着这次老同学聚会,就是为了说出这几句话呀!”

  黄春华道出了她当年丢失八元钱的秘密。原来,从头至尾,都是她自导自演的闹剧。她先把三张人民币的号码记在小本上,再乘人不备时将这三张钱装进金彦玲的枕套。她向班长报告她丢了钱,又故意装着不愿核对三张钱的号码。到后来,毕业前夕,给金彦玲写思想品德鉴定时,她又演了一出戏,表面装着不同意把金彦玲“偷钱”的事写进档案,而背地里,她却向老师要求,一定要给金彦玲的“污点”记上一笔。事过之后她又编造谎言,说什么是赵玉如坚决主张给金彦玲的档案记一笔污点,其实情况正相反,赵玉如是个大大咧咧没什么城府的人,她坚决不同意给金彦玲记污点。而黄春华却对赵玉如说,班主任和校领导要求一定要记,非记不可!

  黄春华一口气把话说完,等待着同学们指责她,怒骂她。但是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劝黄春华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事情都过去八百年了,陈谷子烂芝麻,提它干什么。赵玉如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我们永远是老同学,下一辈子若有缘,还当老同学。来,为了老同学的友谊,干杯!”

  这是黄春华张罗举办的唯一一次老同学聚会,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当时她的肺癌已到晚期,她心里明白余日不多了。

  就在同学聚会的半个月之后,黄春华与世长辞。两个儿子为争房产更是闹得不可开交,竟然把母亲的遗体扔在医院冷库里不管不问,是金彦玲出面为黄春华操办了丧事。

  杨世运 责任编辑 郑心炜 插图 刘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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