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读书与行路

在启蒙时代,大家都是很否定传统文化的,我觉得“不如是之甚也”;等到现在他们都狂热地吹捧传统文化,我也觉得“不如是之甚也”。

年近七十的李零还有很多计划,电脑里有好几份书稿,地图上还有好多目的地。他的新书《我们的中国》刚刚出版,是他带着书中的历史,踏访曾经的现场给出的一份记录。而暑假的行路计划已经在酝酿之中:因为写到了西周的“后院和邻居”,他萌生了去泾河上游——甘肃庆阳、平凉地区考察的想法。40年前从出土文献中触摸到古老的中国以来,“什么是中国”便一直是李零探讨的中心问题。不论是先秦两汉还是当代,学术研究还是杂文,这一核心问题却没有改变过。在《我们的中国》一书中,他正面从人文地理的经纬线中论述早期中国的形成,而背后则隐含着对西方在现代国族话语之下研究中国问题的回应。

李零的学问以自由活泼著称,他有古文字学和目录学的深厚功底,却又喜欢看似边缘的研究,比如他对中国古代方术、兵书的研究。他能从这些被人忽视的方面,进而讨论先秦诸子。在《我们的经典》这部讲解《论语》《老子》《孙子》《周易》的著作中,他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我们的中国》的写作则延续了这种介于专业与通俗之间的论说风格。他越来越不介意学院学术与大众写作之间的区分,而致力于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讲清楚。他不喜欢正儿八经的采访和演讲,他说自己不善言辞,“负责任的话”早都写到了书里——因为书中文字都经过了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与锤炼,在读书与行路之间,一种灵活而又确切的风格,一种斩截而又扼要的叙述,是他对笔下文字的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中国》这套书里收的文章,熟悉您的读者会发现其中有一以贯之的视角和关怀,有统一性,而在不熟悉的读者看来,可能又会觉得内容覆盖的面很宽广,体例和风格也多样。您是怎么想到将这些文章结集起来的?文章选择、分册编次有怎样的考虑?

李零:这些文章不是一气呵成的,不是连续地、按统一计划写的。老一代人,写书不容易。他们不太写书,写也是写小册子,比较容易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里把它完成,可是现在除了博士生写论文,好多书都是论文集,整体性不强。我之前在三联书店出的那套《我们的经典》比较有整体性,可是这套书(《我们的中国》),读书、跑路、写作,总是断断续续,走哪儿算哪儿,写到哪儿算哪儿,就像古人的地理知识,是拼凑出来的。

当然,我的文章,整理成书,还是要有层次的考虑:第一编《茫茫禹迹》,中国讲地理要从《禹贡》讲起的,而且我觉得在行走之前,首先应该有一个读书的准备,不然你也不知道目标是什么,所以最大的问题都是放在第一编。这一册有两篇大文章,第一篇讲“两次大一统”,那是我过去秦始皇陵博物院做的一次演讲;另一篇是之前没有发表过的《两周族姓考》。第二编《周行天下》,我讲了三个中国古代的旅行家:孔子、秦始皇、汉武帝,我是追随这些古人的足迹走。孔子走过的路,我整个儿走了一遍;秦皇、汉武巡游天下,军事、经济、文化、边防……他们什么都看,但祭祀遗址很重要。他们到过的地方,我尽量找,也跑了不少。第三编《大地文章》,是聚焦于山西晋东南的上党地区,聚焦于我自己的家乡武乡县北良侯村。这是把问题浓缩一下。中国早期,黄河流域的夏、商、周,夏在最中间,能够代表天下核心地区的就是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这一片区域。特别是山西本身的地理形势,东边是山,西边和南边是河,整个地形是天造地设,古人讲表里山河。所以我就聚焦于这个地区。第三编虽然讲行走,实际上跟阅读分不开。所以整部书就是阅读中国、行走中国。第四编《思想地图》,这部分跟《九州》这个不定期出版物有关。《九州》是我跟唐晓峰老师一块儿策划、编辑。我掺乎过封面设计,资助过出版,为它写过不少文章,还一起到野外考察。我想最后讲一点与地理有关的思想问题,比如“先秦诸子的思想地图”。

三联生活周刊:这套集子里收的文章,有偏于解说性、普及性的,比如《大地上的〈论语〉》是纪录片的脚本,也有授课的提纲如《禹迹考》;还有讨论学术上未决问题的文章如《周秦戎关系的再认识》。浏览下来,我的感觉是想起鲁迅在杂文集前面的一个表述:让读者自己“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那么对于这部集子,您心中是否有“理想读者”?您期待读者从文章中读到的东西是什么?

李零:我不太考虑如何迎合读者的口味。我的第一读者是我自己,我的第一目标是为自己解惑。我要说服别人,首先要说服自己。我现在越来越不太区分学院和大众,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很多学院派的学者,他们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说话,他们认为,非专业人士,我跟你没什么可谈。我觉得,学术文章最好写,可是那种东西,读者往往没法读。我在寻找一种东西,它要有学术基础,但一般读者也能看得懂。我自己本来也就是一个普通读者,所以要想办法把这个工作变得为更多人能够理解。但是因为这套书里的文章是在不同时期写的,有不同的对象,有些内容,还是比较艰涩。

三联生活周刊:书前引用了闻一多的《一句话》:“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为什么会选择这首诗?选择“我们的中国”作为标题,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

李零:“我们的中国”就是“我们的中国”,并非跟谁找别扭,把谁排除在外。闻一多有闻一多在他那个时代的感受,我也有我的感受。我这本书提到现代国家这个概念,我多次谈到“解构永恒中国”说给我的刺激。以前关于巫鸿教授的书,在美国有一个讨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insider和outsider的区分。很多中国学者觉得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理解和感受不会像外国学者那样隔靴搔痒,可是人家才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自己作为outsider,立场反而更客观。这是个敏感话题,现在一说“我们”,好像你就拿他当外人了,他就成了不受待见的others(他者)了。历史上“他者”,观念很普遍。中国的内部也有“他者”。我对汉学的观感是,我们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藩志相当西方人的东方学。西方没有西方学,只有东方学,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国学,因为有了西学才有国学。其实双方,换位思考,没什么两样。我这本书,主要是正面描述,不打算用太多的笔墨讲别人怎么看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那您对汉民族以外的边疆地区这些“中国”内部的他者的兴趣和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零:我一直都有兴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还到民族所去听课,听杨堃先生讲课,跟吴泽霖先生吃过饭。新中国成立之初,史学工作者都很看重民族史的研究。我后来读王国维的书,也注意到清代学术有个显学是西北史地问题、边疆问题的研究。其实,清代学者已经意识到,我们讲的中国历史其实还有另一半,那一半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汉地的历史。中国并不是只有本部十八省,不是只有二十四史前面的主体部分。王国维讲五大发现,有三大发现都跟西北有关。这些东西也是西方学者所关注的。1999年,我写《入山与出塞》那篇文章时(收在同名的书里),谈到因为新的史料、新的发现,使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我就说,外国学者是从周边看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的论述里,古老的历史问题和对当下的关注似乎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李零:不管是我刚开始做学术时还是现在,我的关注点一直是两个:一个是特别早的东西,一个是特别晚的东西,我对中间的事不太关心,对中国的一头一尾更感兴趣。当年插队看闲书,我关心的是现代问题,是身边的问题。后来之所以把兴趣转向特别早的东西,一个是觉得距离太近观察不了,再一个是比较害怕政治风险。我不喜欢政治,我对政治的关心只是一个普通人对周围的事情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我主要关心的还是学术。

三联生活周刊:那您接下来的研究和写作的计划是怎样的?

李零:因为《我们的中国》这套书里面提到国家形态的问题,我接着想写一个《波斯笔记》,讲伊朗考古的,这个看似跟我在山西的考古十万八千里。上世纪80年代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实际上是他的希腊笔记。这书有80年代的特点。我想从波斯的角度,波斯与中国的比较讨论一点问题。我有很多计划,也可能完不成。我不喜欢一网打尽,也不追求颠扑不破。我认为,任何学术都是开放的,你不要想把所有学问都吃进去,没做完其实很好,所以我可能过一阵就会转移到别的地儿去。这样也是个调剂,老盯着一个题目写,我会很压抑。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学术经历跨越40年,先后涉及的领域也很多,考古的、古文献、古文字,还有古代思想和文化。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问题的时候,是有怎样的契机?

李零:这有很多偶然原因,比如换工作,换环境,有时跑到国外去了。给国人讲,给外国人讲,我要考虑对象。岁月不饶人,我得计算自己的精力。比如说,我做方术研究,突然碰到一些医学问题,我根本不是搞医学的,那我就赶紧恶补;考古和艺术的关系,也是做一些题目的时候涉及到。人的知识系统本来就是已知和未知交织在一起,对于未知只好补课。由于兴趣,会从一个领域窜到另一个领域,自然而然就去了,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原因。你要老想着我不是干那行的,那你好多东西永远不会去涉足。文科各系的东西,我几乎都有所涉及,甚至我会窜到医学、军事、地理等领域。我是跟着问题走,跟着兴趣走,需要什么学什么,需要什么补什么。

我经常在想,我已经学过的别浪费了。一方面要去开辟新的东西,同时尽量利用原来熟悉的东西,还是要有本有末。要从原本受过训练的地方慢慢生发,根据问题窜到别的领域。我以前学考古,但现在中文系,当初调进中文系是因为古文字。我在古文献专业教书,但我一天也没上过古文献专业的课。我只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利用考古学的材料,从出土文献研究传世文献。我写《孙子古本研究》的时候,是像考古类型学一样来处理文本的类型问题。以前的一些知识是被学术界人为地分成好多不同领域,我不管。在医院里,有一些疑难杂症,不是找各个科室来会诊嘛。我一方面是利用自己的各种知识进行会诊,另一方面实在不行了,还可以请别人来帮我。我很感谢很多学术上的朋友。人,不必什么都懂,碰到问题了,我可以请教专门搞这个领域的人,请别人把把关,防止自己太野狐禅了。

三联生活周刊:对思想史的研究是到中文系来之后做得比较多吗?

李零:是,我首先做的是方术研究。通常大家都是做诸子研究,我是先跳出诸子,做方术、兵书,等于是古代的技术,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再来重新读诸子。《我们的经典》那套书其实就是我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

三联生活周刊:在专业学术领域之外,很多读者对您的认识可能来自您的杂文,对专业以外的问题阅读、思考和发言也很多。您写杂文的缘起是什么?

李零:80年代的时候我真正想搞的是学术,而不是杂文,因为在专业圈里你写杂文好像有点不务正业。到了社科院以后,我天天对着拓片学习古文字。那是我最不关心政治、最热心学术的阶段,大家通常说的“启蒙时代”,我最“麻木不仁”。但现实生活经常充满荒诞感,我写杂文是为了回应一下这种荒诞感。我觉得好多人说的东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要抵抗这些东西,这种情况下我会说几句话。就像在启蒙时代,大家都否定传统文化,我觉得“不如是之甚也”;等到现在他们都狂热地吹捧传统文化,我也觉得“不如是之甚也”。

写杂文跟古人写诗一样,多半是随意为之。因为我原本不是学院派的学者。我的兴趣比较野,语言也比较野。我用这种方式讲话,比较得心应手。学术文章最好写,但不一定适合表达思想。

写“小快零”的,咱们中国最丰富,就是笔记体。先秦诸子就是笔记体,也可以叫碎片体。碎片体可以让你比较随意,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计划藏在心里,你可以随手写来,然后再组织。

我在学术圈混太久了,养成坏习惯,以前写杂文太长,而且一开始写杂文的时候还会用注,后来逐渐才改掉。我现在不太想写那种起承转合、首尾合龙的东西,觉得碎片体更自然。你把随手写的东西组织起来,多好啊,就像蒙太奇一样,把大量积累的镜头编一编。我追求那种美学效果,觉得文章越短越好。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您在写文章的时候反复修改、断句,不仅仅是内容,背后还有文体的追求?

李零:我现在不怎么在乎文章是文一点还是白一点,学术一点还是通俗一点,我只想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表达方式。我年轻时学写诗,觉得是花团锦簇最重要,年纪大一点就觉得流畅、明白如话更重要。我写文章,尽量让句子短,而且尽量不引经据典。我希望文字有穿透力,最好是我阅读、思考、消化以后重新传达的东西,而不是以原来的面貌出现。

记者 周翔

赞 (2)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