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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于谋国, 拙于谋身

◎龚令民

现在人说王安石是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人却说他是一只獾。

站在今人的角度,这些自然只是笑谈,不过这笑谈背后透露出的却是时人“不是笑谈”的心理。宋人袁褧在《枫窗小牍》中说,王安石变法不久,有人在大相国寺墙壁上发现了一首诗:“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警心寇盗来攻剽。”

苏东坡说,这是一首含签诗:首句,终岁,即十二月,为“青”字。荒芜即田上长草,为“苗”字。湖浦焦,为去水,为“法”字。三字合起来则为“青苗法”;第二句,贫女戴笠即“安”,落柘条即“石”,合起来则为“安石”;第三句,阿侬为吴方言,意为“吾”,在此通“误”,京洛是国都之意,于是借指为“国”,二者合则为“误国”;第四句,“寇盗”皆民之贼也,换种说法即“贼民”,四句合起来正好是九个字: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

但就是这个群众眼里“误国误民”的王安石交给皇帝的却是一份不错的经济答卷。自立国日起,赵宋王朝的财政就不给力。王安石上台后,这一情况彻底扭转。可即使如此,王安石依旧不受待见,到处都是嘲笑和讥讽他的人。

北宋末,以敢言著称的名臣陈莹中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这样的情况不独宋代有,历代都有。跟王安石一样,之前的很多年,张居正几乎就是奸臣的代名词。

其实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是他动用非常手段,强力推动改革,使王朝出现了中兴的迹象。按说,这样一个人,不说居功至伟,起码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应风风光光。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生前的风光,张居正享受到了,死后的风光却并不持久。1582年,张居正死后半年,朝中出现攻击他的风潮。1584年,万历皇帝在上谕中,指其欺君毒民、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随即他被夺爵夺谥,籍没家产,几近开棺戮尸。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这恐怕还得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上说起。在《论语》里,孔夫子无论好坏,对人的评价只有两极——君子和小人。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而对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却更多只是道德层面,而非事功层面的判断,所以历来的读书人都爱谈气节,而耻于言利。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吗?孟子的回答具有迷惑性,大王何必谈好处,只要有仁义就行了。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下,王朝需要的是司马光之类的人。

所以与张居正同一时代,后来博得大名的海瑞在评价他的老领导张居正时,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可能这就是王安石和张居正们真正的悲哀所在吧。 

 (袁宏摘自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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