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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老芋仔”的阳春面

◎陈文茜

11岁之前,外婆对我疼爱照顾,无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脏肿大,住进了台中中山医院加护病房。

那是某一个傍晚,外婆突然喘不过气来,四阿姨一看不对劲,赶紧带着外婆去医院。

随后,我又跑又走了约莫30分钟的路程,经过了十几个红绿灯,穿越了许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断问路边人:“请问中山医院在哪里?”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却不知道自己的远方有多沉重。我明白一个11岁孩子在医院里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抵达那里,那里有我在人间唯一的依靠。她躺在隔着高墙厚门的一间病房里,正被急救,医生说她可能抢救不过来了。

我不是一个节俭的孩子,外婆给多少零用钱我就花多少,只有透支,没有节余。深夜,我茫然地回家,口袋里只有五块台币,此刻我饥肠辘辘,下意识走到了家对面的面摊子,点了一碗阳春面。

面摊的老板是一个外省退伍老兵,做得一手好面。外婆非常疼爱我,常常瞒着阿姨们带我到面摊点卤蛋、海带芽、卤猪耳,外加一碗阳春面。

那个深夜,老板看我一个小孩走进来只点了一碗阳春面,便惯常地问:“卤蛋不要吗?”我平静地回答:“不要。”

第二天,当然没有人帮我准备中午的便当,正在长身体阶段的孩子,到了放学,已饥饿难忍。于是我又走到面摊前,问老板:“我可以只要半碗阳春面,付一半的钱吗?”我的声音平静,表情更平静——可能因为我自小倔强,遇到任何状况都不轻易流露情绪吧。老板想了一下,说:“好。”没过多久,他给了我一整碗阳春面。我愣了一下,因为我怀疑他没听清,而且我铁定付不出一碗阳春面的钱。我没敢动筷子,走过去拉拉老板的手说:“老板,你搞错了……”他立即以浓重的四川乡音回答我:“你先吃,我这会儿正忙着,待会儿再说。”于是我坐下来,还没吃完半碗,老板突然往我碗里扔了一个卤蛋,转身又走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后,再问怎么回事。约莫下午五点,客人少了些,他走过来问我:“小姑娘,你外婆呢?”我据实以告。他立即说,“你以后天天来吃饭,外婆会好起来的,你不要怕,她回来了,我再和她算钱。”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从台北赶回来探望外婆,我赶紧告诉她我欠面摊老板钱的事,她当晚就带着我向面摊老板致谢,并还了钱。隔几天,面摊老板告诉我,自己16岁就被抓来当兵,一路打仗逃难,就靠着许多不认识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济,才能活到今天。“你这女娃儿聪明,好好读书,将来好好孝顺外婆。”

11岁的我没有太多同理心,却受到一个孤穷老兵的照顾。我没明白,当他说“好好读书”时,是因为他没有读书的机会;当他嘱咐我“好好孝顺外婆”时,是因为他被迫和父母离散,已无孝顺的机会。那“孝顺”“叮咛”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想家的表达、深沉的叹息。

面摊老板的绰号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长相不好,烤熟吃起来却甜甜松松,削皮时手摸着,有点发麻。漫山遍野,只要挖个洞,就可找到几颗松软的芋仔。芋仔命贱,“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

外婆后来身体康复了。回家后,她牵着我向“老芋仔”面摊老板致谢。一年后,有一天面摊门口特别热闹,原来“老芋仔”娶亲了;姑娘是从梨山上来的、清瘦娇小的女子,没隔多久就生了小孩,后来常背着小孩在摊前烫面。面摊老板经常带着笑意跟人说话,这迟来的幸福,滋味应该特别甜。

后来我还是常常光顾面摊,标准菜式“阳春面加卤蛋”,像一种感念仪式。我几次听到他在旁边教太太,面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时候,得立刻捞起来,再搁回去;千万不能一次烫太久,否则汤糊了,面也烂了。

有一天,面摊老板不做生意了,关了门,哭号的声音穿透薄薄的夹板,凡路经夜市的人都能听到。隔壁杂货店老板娘转告外婆,“老芋仔”的梨山老婆跟人跑了,儿子也被带走了,还把他多年的积蓄、藏在床底下的现金偷了个精光。我望着紧闭的门,有几次冲动地想敲他家的大门,但又觉得突兀……就这样过了三天,听说“老芋仔”上吊自杀了。

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课。我不知道我的“同理心”导师识不识字,上了多少学,我甚至写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导我的“同理心”之课,让我终生难忘。 

(林冬冬摘自微信公众号“文茜大姐大”,典婆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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