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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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花了400多元人民币,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尤其那台电唱机,无疑集当时高科技之大成:四种速度选择、自动停放及速度检测调节系统。音乐淹没了我们,生活从此变得透明,我们好像住在玻璃房子中。

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这件事多少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这些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大多数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父亲还买来几张唱片,其中有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记得家里刚刚安装好收音机和电唱机,父母就在《蓝色多瑙河》的乐曲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蓝色多瑙河》是一张33转小唱片,在以多瑙河畔为背景的蓝色封套上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响乐队演奏的。这就是我在西方古典音乐方面所接受的的启蒙教育。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知怎么回事,那场风暴总让我想到黑胶唱片。我把发出刺耳声音的高音喇叭放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1969年年初,比我高一级的中学同学大理把这张《蓝色多瑙河》借走,带到他落户的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同年秋天,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我在土默特左旗下火车,拜访大理及其他同学,在村里住了两天。他们与夕阳同归,肩扛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多瑙河》。这种在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时响起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也不知去向。

记忆中的第二张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的78转黑色胶木唱片。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一凡、康成等人常在我家聚会,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如同围住火堆用背部抗拒寒风。在书籍与音乐构筑的沙龙中,我们开始写作。那是一种仪式:拉上厚重的窗帘,斟满酒杯,点燃香烟,让音乐带我们突破夜的重围,向远方行进。由于听得遍数太多,唱针先要穿过尘世般喧闹的噪音区,再进入辉煌的主题。

一凡在家洗照片,红灯及曝光被误以为特务信号,引来警察搜查。倒霉的是,所有唱片被没收,包括《意大利随想曲》。

第三张是帕格尼尼《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张33转密纹唱片由德意志唱片公司所出,是我姑夫出国演出时带回来的。

一说起那次在欧洲巡回演出的经历,姑父不禁手舞足蹈。特别是中国古装戏法把维也纳的观众镇住了:魔术师先从长袍马褂里变出一舞台的火盆、鸽子、鲜花、彩带,最后又翻了个跟头,把闲置在一边的京戏大鼓给变了出来。静默片刻,全场掌声雷动。而对这段趣闻,由于叙述与联想的错位,让我把帕格尼尼的唱片跟中国古装戏法联系在一起,好像那也是魔术的一部分。

“文革”期间,姑父下干校,那几张好唱片总让我惦记,自然包括这张帕格尼尼,特别是封套上标明的“立体声”让人肃然起敬,那时谁家也没有立体声设备。每次借这张唱片,姑夫总是狐疑地盯着我,最后再叮嘱一遍:“千万不要转借。”

记得头一次试听,大家被帕格尼尼的激情弄得有点儿晕眩。正自学德文的康成,逐字逐句把唱片封套的文字说明翻译过来。当那奔放激昂的主旋律再次响起,他挥舞着手臂,好像在指挥小提琴家及乐队演奏。在我们沙龙,一切财产属于大家,不存在什么转借不转借的问题。顺理成章,这张唱片让康成装进书包,骑车带回家去了。

一天早上,我来到月坛北街的铁道部宿舍。我突然发现,在康成和他弟弟住的二层楼的小屋窗口,有警察的身影晃动。出事了,我头上冒汗、脊背发冷。我马上通知一凡和其他朋友,商量对策。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书信文字出了问题,各种假设与对策应运而生。那是1975年的初夏,那一天显得如此漫长。

傍晚时分,康成戴着个大口罩神秘地出现在我家。

原来这一切与帕格尼尼有关。师大女附中某某的男朋友是个干部子弟,在他们沙龙也流传着同样一张唱片。有一天,这张唱片突然不见了。他们听说某某在康成家见过,就断言是他偷走的。他们一大早手持凶器找上门来。康成的奶奶开门,他们推开老太太,冲进房间时,哥俩儿正在昏睡。先是酱油瓶、醋瓶横飞,然后短兵相接。由于“小脚侦缉队”及时报案,警察赶到现场,不管青红皂白,先把人拘了再说。帕格尼尼毕竟不是反革命首领,那几个人因“扰乱治安”被关了几天,写检查了事。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一百多年,几个中国青年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张完全一样的唱片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当时密封的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两个地下沙龙搅动青春热血,最终使他们交汇在一起的。这肯定与魔术有关。 

(梨花若雪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城门开》一书,本刊有删节,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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