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雅卡玛如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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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兹丹涅克·斯维拉克 ◎徐伟珠译

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去世了。他的名字若被说出来,恐怕没有几个人听过。斯特拉施尼采火葬场里,前来告别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位死者生前的工友。幸亏巴施蒂希的五个孩子赫然端坐于第一排,才使得告别大厅不至于显得那么冷清。

三年前,我对死者郑重承诺,只要他一日在世,我便会守口如瓶。然而不承想,我信守的承诺这么快就被解除了。

我跟巴施蒂希相遇,纯属偶然。

那是1965年春日的一个傍晚,我去西里西亚大街的淋浴房洗澡。那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公寓,所以每星期至少有一次要去那个地方洗浴,耗资仅一克朗。我刚刚脱下外套,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身穿雨衣闯了进来。

这显然是一位老主顾,因为他用不着张口,淋浴房的老板娘便立即请求我让这位先生先洗,并且说他很快就完事,不会耽误我的时间。淋浴房老板娘的这种处事方式令我不悦。尤其是那位男子,没等我答应,便穿着雨衣径自进了淋浴房。这着实让我恼怒。然而我注意到,淋浴房的老板娘一直冲我不停地眨眼睛,表情夸张。她还把我拉到一边,一脸宽容的微笑,像是在面对某个孩童的愚蠢行为。她对我解释说,没有必要在意,因为进淋浴房的那位先生是个行为诡异的人。

的确如此。不消一会儿工夫,浴室门砰地打开,那个男人走了出来,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往下滴落。他疾步走出门,往东拐去,身后留下一路水渍。

他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在那一刻,我还一头雾水,但直觉告诉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怪人,肯定能成为周日随笔栏目绝好的题材。我马上套上衣服,冲出门紧随他而去。

街上已暮色四起,但一路深深浅浅的湿脚印明确地给我引路。与众不同的是,巴施蒂希健步如飞,有时几乎在小跑,好像要奔赴一个重要的约会,或者急着赶火车。突然,他身子一闪,消失在苏佩塔尔酒吧里。我以几秒的时差紧跟上他,于是我看见他穿堂而过,走到了酒吧的尽头,停下脚步,朝酒吧里的客人四下打量一番,随即又回到酒吧的吧台前。

吧台里的女招待,仿佛知道他会返回来似的,已经为他倒好了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巴施蒂希并没有跟她搭话,而是端起酒杯慢慢呷了一口。当女招待去后面的房间给其他客人送葡萄酒时,巴施蒂希起身离开了酒吧。我当即提醒女招待,说那个人还没有付账呢。可我发现,我的提醒纯属多余,因为女招待表情漠然地甩出一句话:“我知道,您犯不着操心。”

我赶紧夺门而出,继续跟踪巴施蒂希。我三步并作两步,因为我已经领教过他的疾步如飞。可是巴施蒂希却驻足在咖啡馆门前,点燃了一根烟,我差一点撞到他的身上。我佯装往街对面跑去。

我目送他步履悠闲地朝葡萄园街的酒吧走去,在十字路口往左转,不紧不慢地踏进街心公园。他这种闲庭信步式的速度,给我的跟踪增加了难度,让我难以做到从容不迫,不显山不露水。况且,此时的公园里空无一人,我不得已在公园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巴施蒂希走到喷泉边,停下脚步,踩灭了烟头,然后他环顾四周,出人意料地纵身一跃,越过了喷泉前的围栏。

他从喷涌的泉流下昂首穿过,没等我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他已经大步流星地朝市中心方向走去。他迈出的步伐如此敏捷,为了不让他从我的视线里丢失,我只得一路小跑。到了地窖酒吧的入口处,我意识到,如果我马不停蹄地紧随而入的话,难免会被他识破。于是我悄悄把酒吧的门推开一半,探头往里张望。酒吧的柜台前没有他的身影。地上的湿脚印消失在分隔酒吧大厅和舞池的帷幔之下。

我刚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坐下来,背对客人,巴施蒂希湿漉漉地回来了,直接坐到我旁边的座椅上。侍者不发一语,为他倒上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当巴施蒂希举起酒杯,放到唇边的一瞬间,他瞥见了坐在一旁的我,随即把头扭过去。

“对不起,”停顿片刻后,我开口,“我不想给您留下窥视癖的印象,我是一名记者,您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兴趣。”巴施蒂希并不理睬我,只是转动了几下身下的凳子。我试图说服他,说记者的职业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显得无礼,因为我们时常会干涉别人的隐私。他依然一声不吭。于是我思忖,过度的纠缠和步步紧逼,可能会适得其反,将事情搞砸。

我决定用酒来赌一把,凭借酒精的力量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等巴施蒂希杯中的酒见底后,我便试探他能否跟我一起再来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欣然同意。我的话题便从酒扯开去,称赞雅卡玛如斯酒的口味如何非同一般。他仅苦笑了一下。现在,当我揭开了巴施蒂希的身世之谜时,我才知道,当初自己的举止多么幼稚,其实他早就一眼看穿了我的雕虫小技。

午夜过后,当我瞥见芳香烈酒的酒瓶都会作呕的时候,巴施蒂希对我动了恻隐之心。“很遗憾,先生,您是报刊的记者。”他说,“即便您是一名警察,我也没有理由对您隐瞒什么,因为我从来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晾晒在法律面前,我同样也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唯独您将关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行不通。”

在巴施蒂希的遗物中,或许还能找到那一张地窖酒吧的酒水单。那天,我在酒水菜单背面立了一份声明:巴施蒂希对我陈述的一切,我仅留给自己,藏在心底,唯有待他辞世之后方可公之于世。

那天,他把身上那件早已干了的雨衣脱下来,开始给我讲述。

“先生,我是一个鳏夫,是小城区家居装潢合作社的一名职员,我竭尽所能让膝下五个孩子生活得像模像样。每天,我要送长女奥尔伽去学舞蹈,送小儿子雅罗谢克去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我要打扫屋子、洗衣服、煮饭,还要监督孩子们做功课,看他们的字是否写得端正,我要给他们讲解代数,考他们英语、俄语和德语单词,给他们剪指甲、洗碗,讲童话故事和缝缝补补。您说尝试一下再婚?我已经没有了再婚的奢望。您听说有哪一个女人愿意在脖子上套上五个孩子的枷锁?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轮回里,每个星期,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晚上,就好似松鼠跳出飞转的轮盘那样,逃出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在轮盘快要停止转动前再跑回去。先生,今天这个夜晚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淋浴、喷泉,您如何解释呢?”我力图让他的叙述简短一些。

“我会把一切都慢慢说给您听,先生。”巴施蒂希说,“我选择的这一个晚上是不固定的,前提必须是那天不下雨。”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前提呢?”我急切地发问,因为他慢条斯理的叙述把我的好奇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

“先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他继续往下讲,“把钱花在买一杯酒上。一想到灌进喉咙里的那些液体,可以给克薇塔买连袜裤,或者给雅罗谢克添置一双溜冰鞋,那么,即便最美味的酒,经我的舌头品出来,也是苦涩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黑鸟巢酒吧小坐,这时走进来一位浑身湿透的客人。酒吧里的酒徒们看到他的模样,发出一片惊呼:外面的雨那么大!那些准备结账离去的客人,便又坐下去,招呼侍者再来一杯,省得出门被浇成个落汤鸡。这件事启发了我。我计算了一下,对酒吧老板来说,免费给我提供一杯烈酒是十分划算的交易,因为我在酒吧一出现——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专门去那些没有窗户的酒吧——身穿湿淋淋雨衣的我,给人再真实不过的印象,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酒水的消费量顷刻得到提升。”

“这个想法确实很好,”我说,“但本质上您是在欺骗公众,旨在谋取利益。您不害怕吗?”唉,巴施蒂希,我今天依然记得他当时的神情,我的这番质问让他激愤得满脸通红。的确,我的话触及了他最敏感的神经。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先生。”他说,“不止一次,有人看着我湿透了的外套发问:‘外面在下雨吗?’对这个问题,先生,我始终这样回答:‘不,我刚才淋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我也承认,人们一般不会相信我来酒吧之前刚刚淋浴过,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仔细通读了《刑法》,先生,法典里没有哪一条提到,如果天没有下雨,人就不能穿雨衣!”

这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勤俭持家的男人,同时是一个具有创意的人。

由于夜间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大意,让布拉格失去了一位个性独特的人物,也让这座城市缺少了一种神奇和诗意的不确定性。

(妮可摘自《小说界》2016年第5期,李晓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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