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小夏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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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一年春天,我租下朝阳公园东面的一套单间小公寓,用墨绿色的法兰绒做成窗帘。窗帘很厚实,密不透光。可是房间朝东,似乎能感觉到太阳升起的热度,清晨总是会醒过来。惶惶地坐起身,一时不知自己是在哪里。暖气刚停,寒冷的空气长满棱角,如同幼细的兽齿啃噬着我。屋子里黑漆漆的,那块幽绿的法兰绒悬垂在眼前,如同即将拉开的人生大幕。它的四周镶着一道渺远的金边,好像昭示着什么神秘的希望。

      那是2005年,我还在新加坡读大学。学业并没有结束,可我已经与那座城市交恶,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不断旷课逃回国内。不过回国以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因为不想回爸妈家,就一个人呆在北京,住在旅馆里写小说。到哪里不都是一张书桌吗?我的朋友问,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我非要回国。事实上,旅馆的桌子还要更小一些,几乎是局促的,可是这座城市能令我感觉到自由。

      晚上走很远的路去买一盒牛奶,几个水果,好像非得往那只镶嵌在电视柜里的小冰箱里塞点什么东西,才能让那间太过标准的标准间有一丝家的气味。

      为了不再像一个过客,为了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去处,我租下了这套公寓,买来沙发和落地灯,将纸箱里的书一本本放在书架里。当咖啡机隆隆地响起,洗衣机滚筒飞速旋转,送水的人按响了门铃,它看起来真的有一点像个家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社区很新,后面有一些楼还没有造好。周围一片荒凉,不远处就是堆满沙石的工地。出租车很少到那里去,大门外泊着一排黑车,后视镜上挂着鬼森森的红灯。司机伏在方向盘上打瞌睡,等待着夜晚的来临。天黑以后,人们才陆续出门。

      在那座社区,“正常”好像是一种罪过。住在里面的人昼伏夜出,以健康生活为耻。他们都很年轻,当中有尚未走红的小演员,还有歌手和模特。

      有时候晚上下楼散步,就能看到她们,那些穿着纤细的高跟鞋在街头踯躅前行的女孩们,浓冶的妆,一身亮闪闪的衣服,欲望像夜风一样撩拨着裙裾。那一截露在寒冷空气里的小腿,微微地战栗着,却又如此坚定,好像真的知道它们该往哪里去似的。

      那和下午遇到的她们完全不一样。中午过后下楼,就能看到女孩们穿着肥大的连帽衫,随意挽起蓬乱的发髻,睡眼惺忪地瑟缩着肩膀,站在春寒料峭的风里遛狗。素一张乏暗的脸,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她们的样子都很像,有时候要靠手里牵着的小狗来区分。泰迪和比熊,小心翼翼地走过彼此,保持着令它们的主人感到满意的距离。大风扬起来,灰鸷的天空里布满沙尘,新栽的树迟迟没有绿。我裹紧外套,穿过楼群中央的石子路,去唯一一间小卖店买烟。

      第一次见到小夏,就是那样一个下午。我买完烟回来,上了电梯,就看到一个女孩站在对面的门口,弯着腰,长发遮脸,正稀里哗啦地翻着一只硕大的拎包,寻找开门的钥匙。对面的房子一直空着,她大约是新搬进来的。她手里牵着一只咖啡色的泰迪犬,看到我朗朗地叫了几声。脖子上的项圈太大,它不费力地甩了几下就挣脱掉,朝我这边奔过来。

      薄荷,薄荷,女孩唤了几声,气急败坏地冲过来,拎起围着我的腿乱转的小狗。我们看着彼此,点了一下头。这样,我和我的新邻居就算认识了。

      她是那种让人难忘的漂亮女孩,有一双空净的大眼。

      隔天傍晚出来倒垃圾,又看到她在门口找钥匙。这次包里的东西全部被倒出来,摊在地上。唇膏、睫毛膏、粉盒、梳子、药盒、隐形眼镜盒、黑色丝袜,缠成一团的长珠串首饰和一个记事本。她蹲在一旁,有气无力地拨拉着那堆东西,好像已经忘了要找什么。

      这次小狗在房子里面,隔着门呜呜呜地哀哼。

      她抬起眼睛看看我。一副别管我,就让我一个人呆着的表情。我拎着垃圾袋走进电梯。

      她总是很晚才回家。凌晨一两点,高跟鞋叮叮踩过门外的廊道。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关门的声响。在当中那段间隔的时间里,我猜想她大概又在找钥匙。好几次在睡梦中,我总是听到哗啦哗啦拨弄钥匙的声音。也许是幻听。

      她叫小夏,湖南人,喜欢白辣椒和腊肉,刚来北京一年。她有很多衣服,两只衣柜塞得满满当当。但在家里却常常什么都不穿,光着身子在没有拉上窗帘的屋子里走来走去。除了睡觉的时候,她从来不拉窗帘,可以透过大片落地窗随时看到外面,虽然外面什么也没有,除了灰蒙蒙的大片工地。她通常睡到中午才醒,翻看桌上的一摞送菜单,给外卖打电话。晚上匆匆化好妆,才出门去。

      她在夜店上班,做女侍应。她在努力赚钱,梦想是自己开一家小咖啡馆。她还在学英语,教材摊开放在床头柜上,永远是开头的那几页。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钟点工王姐。她一三五的下午呆在我家,二四六的下午会去她那里。她最初对我讲起这位美丽的邻居,是因为觉得她很怪。有一天下午她正在小夏家干着活,小夏忽然对她说,别干了,坐下来,陪我聊一会儿吧。工钱我照旧给你。王姐从沙发上坐下来。自始至终,她几乎什么也没有说,都是小夏一个人在说。小夏讲了一些自己的事。有个男人在追求她,说是要养她,给她钱开咖啡馆。她不知道是否应该答应。她说有时会忽然一阵心慌,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末了叹气说,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来北京。

      从那之后,王姐工作的时候,常常被小夏打断,请她坐下来陪她聊天。确切地说,是听她倾诉。王姐不喜欢把听来的一肚子话关在心里,觉得那是负担,就常常要对我讲出来。我虽然好奇,却觉得这样不好。但后来发现,她应该也会对小夏讲起我。或许没有那么详尽,但大抵的情况总是会说。因为再在楼下遇到小夏的时候,她对我微笑了一下,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

      作为公平的交换,我也开始向王姐讲起一些我自己的事。比如我千方百计地逃避学业,躲在这里写作。我猜这些小夏很快也会知道。后来我们再在社区里遇到,就会点头微笑,好像已经很熟悉。

      多奇怪的交情,靠一个钟点工连接着。在那些王姐来我家的日子,我总是会问,这两天小夏还好吗?如同是在问一位老朋友。我想她是我到北京认识的第一位朋友。

      后来小夏辞去了工作,长日呆在家里。一个男人时常来看她。但是咖啡馆却成了没影的事。那个男人离开她之后,另外一个男人开始常常在晚上来找她。她变得很少出门,除了带小狗去医院。那只小狗总是在生病。她变胖了一些,已经不再学英语了。

      因为婆婆死了,女儿无人照看,王姐决定回四川老家。她离开的时候我很难过。对着她挥手,告别的却好像是小夏。我和她那层虚弱的交情,大概从此就要断了。

      从那之后,我和小夏好像忽然不在一个频道上了,廊道、楼下、大门外、小卖店,在从前所有遇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有遇到过彼此。她究竟是几时搬走的,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一天在走廊里,看到有人搬着一张沙发向那扇门里走,才知道有新人搬进来。我一阵失落,重重地关上了门。我恋旧,对新人没有兴趣。

      我果然再也没有见过小夏。

      当然没过多久,我就有了很多新朋友。有很多是实实在在的友谊。晚上我们常常去巷子里的酒吧喝酒。那时候,后海还没有彻底没落,烟袋斜街的几家酒吧尚有一点灵魂。南锣鼓巷的巷子还很窄,没有如织的游客。我们出了酒吧,走到寂黑的大街上。整座城市好像还很空旷,正等着那些新来的人用发烫的欲望将它填满。

      看到过一些回忆北京从前时光的文章,80年代的北京,90年代的北京,2000年的北京,无论是谁,都觉得自己追忆的那段是北京最好的时光。这大抵因为有自己的青春在里面。最好的时光有很多,因为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在里面。所以对我而言,2005年可能也是北京最好的时光。城市陷于疯狂建设之中,到处是施工的工地,每天都有很多高楼建造起来。奥运倒计时牌被竖立在广场上,上面的数字闪闪发亮。人们在一片晕眩的阳光里奔忙。一切都好像在冲刺。仿佛2008年以后,这里将会是一片难以想象的新天新地。

      2006年末,我终于结束了在新加坡的学业,彻底回到北京。次年春天,我搬了家,住进另外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和之前住过的那个出奇地相似,住的也都是昼伏夜出的年轻人。

      有一天看到对面的门口站着一个女孩,正将手伸进包里掏索着钥匙,弯着腰,长发遮脸。我的心一紧,险些失声唤出来。

      她甩了甩头发,露出红彤彤的小脸,额头很光亮。

      不是小夏。

      或者说,是另外一个小夏。

      这城市里有许许多多个小夏,她们满怀希望地来到北京,如同被吞入鲨鱼之腹,在一片漆黑中寻找着微茫的机会。她们努力地追赶着什么,却以更快的速度向下陷落。

      (丁丁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茧》)

      ◎张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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