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来读书

◎周有光

85岁那一年,我离开了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写杂文为消遣。

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元老”。这百余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大的风浪是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20多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日本人的一枚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旁边的人死了,我竟没有受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反右运动”。1955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极少数。20年后改正,他们中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翻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逃过了一大劫难。“在劫不在数!”

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把81岁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年轻时,我的健康状况不佳,得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35岁。现在早已超过两个35岁了。算命先生算错了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进步改变了我的寿命。

从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我因重病住院。我的99岁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的工作人员送我一个蛋糕,还有很大一盆花。人们听说这里有一位百岁老人,就在窗子外面偷偷地看我这个老龄品种,我变成医院里的观赏动物。佛家说,和尚死去,叫作“圆寂”,意思是功德圆满了。可我功德圆满不了,病愈回家,我再过斗室读书生活,消磨未尽的尘世余年。

晚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首先想了解3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新中国成立以后,略作修正,未脱窠臼。苏联瓦解以后,公开档案,俄罗斯人初步认识了过去。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戴高乐主义反美,共产主义反美,美国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由此可知,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变得困难重重。可是旧纸堆里有时会发现遗篇真本,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我把部分读书笔记改写成短篇文章,供自己备忘,并与同好们切磋。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天真盲从,年老的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作“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我家发生过一件趣事。著名的漫画家丁聪,抗日战争时期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那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我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作“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作“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我患白内障后换了晶体,重见光明;我患耳聋后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转暗为明,“发聋振聩”,只有科技能为老年人造福。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最好的长寿滋补品。

(生如夏花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百岁新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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