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确幸中的日本

打赏5-10元,获取全年PDF杂志

◎姜建强

昭和与平成,上流与下流

明仁天皇或将退位,日本的平成时代或将打上休止符。从昭和到平成,如果用最到位的语言来概括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的话,那就是“上流”与“下流”。

战后的昭和是“上流”社会,改朝不换代的平成是“下流”社会。感觉上是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往“上”的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日本超过美国人均GDP成了世界第一。往“下”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日本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了几千亿美元。中国坐上世界老二的位置。

这就是上与下的历史性错位。但这个历史性的错位引出了一个话题:日本的这30年真的是人们所说的“失去的30年”?

记得在日本被中国超越而成为全球老三的时候,当时的日本经济大臣与谢野馨,虽酸溜溜,但也不无前瞻地宣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的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曾多次说过,不丹王国很早就提出用全民幸福指数代替GDP,日本应该向不丹学习。问题是,日本人幸福吗?

这里,笔者想起了“小确幸”这个新词。这是村上春树在散文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的生造词。何谓小确幸?村上的解释是虽小但确实的幸福感。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但日本人却能感悟生活中的小美。这小美是否就是小确幸?这个小确幸与经济的零增长或负增长有什么关系?

人最终喜爱的是什么

日本拥有世界前十的人口数,但交通事故全年死亡人数只有3904人(2016年的最新统计),自1949年以来再次低于4000人。

日本警察厅认为,死亡人数的减少是交通安全教育的普及、车辆性能的提升、改善路口视野的道路改造、安装能见度更好的LED信号灯等所产生的结果。

日本政府更是在2015年的基础上,提出了到2020年将交通事故全年死亡人数减少至2500人以下的目标。显然这是技术与人的素质综合的一个结果。相对于交通死亡率高的中国,日本人看到自己国家这么少的交通死亡人数,不感到一种小确幸吗?

日本为癌症立法,2016年12月9日国会通过了新《癌症对策基本法》。日本人毫无隐瞒地宣布,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率先进入每2人中就有1人一生中会患上癌症的时代。但随着日本医疗技术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患者5年生存率已超过60%,不住院治疗已成为可能。

为此,基本法提出了一个旨在缓解身心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舒缓治疗”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最终指向是创建一个“能让患者放心生活的社会”。为了能让患者在被确诊后保持生活稳定,法律要求企业方面给予相应支援,使其能继续工作或就业。而对于儿童癌症患者,则除了要求创造条件使其能接受必要的教育和治疗外,还将在学校推进与癌症相关的教育。

日本为癌症立法,而且是用基本法的规格为癌症立法,令我们叹服。那么,你说,小确幸的天平翘起在哪一边?

人最终喜爱的是自己欲望的满足,而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句话,是尼采曾经怀着几近癫狂的意识说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与经济增长有关吗?

精致主义成了揪心的白日梦

多年前一位德国作家有一句名言:所谓富裕,就是需要的东西在需要的时候、需要的场所能够立即到手。显然日本的便利店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实现者。现在日本全国共有56000家便利店(2015年9月数据),街道上相隔20米的距离必定有一家便利店。

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能在20多年前成为畅销书,就是日本人对破执和惜福的生活哲理的“春江水暖鸭先知”。

回归本心,亲近自然,摆脱物欲对心灵的统治。尽量降低对基本需求以外的物欲的追求,用一种风雅之道关注生活本身的美好。因此,清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清贫即选择最简单朴素的生活。

收纳专家山下英子首提“断舍离”概念,本质上并不在于推出一种新的整理术,而是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样态:舍去不需要的东西,舍去多余的东西,脱离对物品的执着。于是,我们看到日本人去百元店和便利店解决生活用品问题已趋日常化。远离百货商场,远离名牌,远离一切不需要的东西成了一种风尚。让精致主义和贵族气质成了一种揪心的白日梦。

微观经济的王者

日本是向内和收缩的王者,当然也是微观经济的王者。

“知其雄,守其雌”恰恰是日本能够影响世界经济的王道。在全球创新市场上,日本的产品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比如:美国移动电话配件的九成是日本制造的,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飞机零件也是日本制造的。

实际上,早在2002年日本就全面启动了一项国家战略:强化知识产权。何谓强化知识产权?通俗地说,就是用其他国家的品牌来包装日本的零配件。当其他国家的人们全力推销他们的国家品牌时,当他们的品牌越来越红火的时候,也就是对日本零配件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蒋介石说中日差距就在于一个王阳明的时候,也说明了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核和阳明心学的关系。这也表明正是内向、收缩、细微造就了日本匠人精神。2015年,日本超过150年的企业有20000多家,而中国却不足100家。

日本没有经历国家的大动荡、外族的侵略,因此日本人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不会被颠覆的幸福价值观。在巴西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东京八分钟”,安倍晋三化装成超级马里奥登场。这绝不是政治收编,而是“失去30年”的一个副产品——零增长的公共无意识,日本人将经济的零增长带来的影响化为了一种民粹,一种向往未来的民粹。

这种“民粹”也间接地使日本成为很多东亚人度假、过节的“后花园”。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给东亚人提供了后现代人生活的一种范式:环境—安全—健康。到2020年,每年仅以医疗体检为目的赴日的中国游客数量将超31万,这带来的潜在经济规模将达5000多亿日元。

2017年1月3日的《读卖新闻》上写着:“泡沫经济崩溃后的30年是日本失去的30年。如果我们不去除掉深入生活的紧缩志向,就不可能构筑发展的基盘。”但是2011年12月17日的《读卖新闻》里也有这样的话:“理不尽的自然猛威,在日本人的精神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变了生死观和自然观的人很多。战后日本的那种增量生产、越富越自由的价值观和幸福观崩溃了。”

让人舒心地过日子的国家

看来,日本用30年时间,硬是将“增长”的发达国家转换成了“成熟”的发达国家。从增长到成熟,是个应该令人刮目相看的质的飞跃。日本无疑成了世界成熟国中的优等生。欧洲富国要向它看齐,老大哥美国有时也要放下架子向它学习。当然,这个成熟还表现在知性智慧的成熟: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本质,就是让国民过稳定的舒心日子。

这正如从事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橘木俊诏在其《解读21世纪资本主义》的书中亮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幸福的源泉”观点,他认为日本在看似失去的30年里,走上了低生育的道路,虽然导致劳动力的不足,但同时也使得家庭消费需要降低,最后走上了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稳定生存转换之路。最近,中国留学生发起“全球分享日,从东京开始”的活动。为什么要从东京开始呢?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确实,日本是个让人舒心地过日子的国家。在这里,没有熟人一样办事,没有熟人一样做生意,没有熟人一样升学,没有熟人一样看病,不送红包一样开刀;这里食物安全不用担心;这里自来水不比矿泉水差;到政府办事,点头哈腰的是官员;这里还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几个消灭了狂犬病的国家之一;这里的老百姓手中有钱,但国家没有钱,富裕像阳光一样,既照在宫殿上,也照在了阴沟里;这里政府基本不对国民隐瞒任何大事,如最近替代筑地市场的东京丰州市场,最终被检测出地下水苯超标79倍,当天的《东京新闻》就直接报道了。

这一切正如傅高义在37年前写下的惊世之作《日本第一》所言。37年后的今天,他再度肯定日本即便是经历了“失去的30年”,但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日本还是原来的日本,不可小觑。

早在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密尔就提出了“零增长论”的观点。密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有两个著名的设问。

一、对人而言最善的状态是什么?显然不是谁也不贫困的那种富裕,而是感觉不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

二、对人而言,总是与他人接触是件好事吗?绝不是一件好事。没有孤独的社会绝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作为时间概念的人的状态,孤独是人的思考和精神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这个社会里,人达到了最善的状态,感觉不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在这个社会里,你会很扎实地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一种孤独、一种无助。孤独死后的“零葬(不举行葬礼,不留骨灰,不要墓地)”,就是日本常新的一个话题。

3·11日本大地震使日本人目睹了海啸卷走房屋和汽车的那些瞬间。这些物,在自然的强力下显得一钱不值。那么人为什么还要以此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呢?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俳句的艺术原点是脱俗;和歌的本质是草庵思想;茶道是在空无一物的贫寒小屋里完成了精神的洗礼;花道是在去繁、去艳、去色的基础上插出了原本“生花”的“清”与“贫”;枯山水则是用最经济、最原始的几块石头再造了一个无穷大的自然的小宇宙。 

这就是吉田兼好反复强调的排除物欲,让人的心灵自由律动;这就是日本学者伊藤宏见所说的“乡愁”与“童心”;这就是歌人良宽禅师的诗句“夜雨草庵里,双脚等闲伸”所要表达的心境。

因此,GDP下降并不一定能使这个国家的国力下降,零增长并不一定能使这个国家的人品格也归零。 

(宋正怀摘自腾讯《大家》栏目,本刊有删节,邝 飚图)

打赏

赞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