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

毛旭

且不提国外的读者,即使在美国人的印象里,梭罗也只是一个抽象符号,其生平鲜为人知。

梭罗离开瓦尔登湖的直接原因是:爱默生要去欧洲做巡回演讲,家里缺少一个主心骨,便请梭罗来当管家。与大多数伟人之间的友谊一样,这对师徒兼朋友的关系也是磕磕碰碰、起起落落。好在两人是君子之交,再加上爱默生温和大方,多加忍让,所以他们的关系不致破裂。

爱默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智者和圣人,梭罗则始终是个喜欢冷嘲热讽的愤青。有时爱默生也乐得给他当捧哏,有意激怒梭罗逗自己开心。一次,爱默生自豪地宣称:“我们哈佛大学有所有学科的分支。”梭罗却气哼哼地说:“没错,都是枝,没有根。”

爱默生比梭罗大14岁,两个人长得像,说话也像。人们都认为梭罗有意模仿爱默生,只有梭罗他妈不同意:“瓦尔多(爱默生)说话的腔调多像我家亨利啊!”梭罗身上有爱默生羡慕的优点,比如灵巧、实干。他什么农活都会,对奶牛瞥一眼就能估摸出重量来,而爱默生笨得连锄地都会铲到自己的小腿。爱默生夫人曾抱怨家里养的母鸡把她种的花园给刨坏了,梭罗就给母鸡们缝制了爪套。他给爱默生的孩子们制作柳笛,讲小鸡和蚂蚁的故事,还会变戏法:把铅笔插进耳朵里,从嘴里掏出来。爱默生的孩子们非常喜欢梭罗,甚至问:“梭罗先生,你来当我们爸爸,行吗?”

梭罗和爱默生的友谊因《河上一周》这本书而陷入危机。由于没有人愿意出版这本书,爱默生便建议梭罗自己掏钱出版,梭罗同意了。但书的销量惨不忍睹——印了1000册,卖出几十本,免费送了很多,剩下的700多本全堆积在梭罗的卧室里。于是诞生了梭罗最为有名的一句隽语:“我有900本藏书,其中700本是自己写的。”打趣归打趣,他心里不免埋怨爱默生不肯为他的书大力推销。爱默生一方面对其门生的“不思进取”感到失望,“梭罗缺乏雄心壮志……他不肯当工程师的头领,而要当采浆果队队长”;另一方面也对他过于精神化和缺乏人情味失去了耐心:“梭罗好像没有胃,既不吃,也不喝。”确实,梭罗对一切享乐都不感兴趣:不近女人,从不读小说,厌恶美食和酒、咖啡、茶,村里人传说他甚至连水都不喝。

为了偿还自费出书所欠下的债务,梭罗不得不努力干活。很多年来,梭罗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被村里人视为无赖和痞子。他住在父母家里,但并非“啃老族”,他交住宿费,并且帮父亲经营铅笔厂。他赚钱的方法是给村里人干杂活,比如造烟囱、安壁炉、修剪篱笆、测量土地、种树,当油漆工、园丁、木匠,有时也淘粪、清理厕所。村里人不明白,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生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他也从不参加同学聚会,跟老同学一刀两断。他倒是更喜欢动物,每到春天总是开心地通知村民们蓝鸟回来了。

梭罗在《没有原则的生活》中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辩护:“永远向下看的人,伟大不会接近他;那些向上看的人,正在变穷……多数人谋生只是生活的套路,仅仅是权宜之计,而且逃避生活的正经事。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们也不想知道。”上帝命令西方人工作6天,休息一天,梭罗把这个模式倒了过来:他每周工作一天,休息6天。他说自己一年只干6个星期的活计,剩下的时间自由支配:上午读书、写作,下午去野外散步。20多年下来,他写了6本书和14卷日记。

梭羅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旅游上,他称之为“自然考察”。他专门定制了一套很丑但耐穿的衣服,还设计了一种有隔层的帽子,沿途摘的花、捉的昆虫就放在里面,因为头皮既能保湿又能保温。在旅行方面他也有原则,比如坚持步行,并且绝对走直线——遇山爬山,遇水蹚水,绝不绕开。在空旷的大草原上,一家农舍挡住了他的去路,为了遵循“直线原则”,他毫不迟疑地把前门踢开,穿过客厅,从后门出去。那一家人正在吃饭,惊得说不出话来。

偶尔梭罗会在路上遇到他的“儿子”——一只冻僵的青蛙。他把它放进口袋里,希望它能缓过来。他喜欢光着身子,只要遇到小河,他就脱光衣服,裸着身子蹚水前进。一次暴风雨过后,沙滩上积出一个小水洼。他和作家埃勒里·钱宁下去游泳、玩耍,半个小时之后才发现水洼里还有一位游客——一只大鲨鱼正咧着嘴冲他们微笑。

在梭罗37岁那年,经过7年反复修改的《瓦尔登湖》终于面世了。它的命运比《河上一周》好一些,一开始就受到好评,不过这本书在梭罗死后就被人遗忘,直到20世纪才重新受到关注,其影响在当今的消费时代和生态危机时代愈来愈重要。和许多经典作品一样,这本书大名鼎鼎,却鲜有人问津。

(芸 泽摘自《世界文化》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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