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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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卿主持的“朗读者”引起的热议略平静下来后,我们和四个朗诵圈内人谈了谈,到底什么是朗诵。

  朗诵的时代感

  著名媒体人杨浪是朗诵发烧友,有一天深夜,他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个自己的朗诵作品,内容是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的诗人食指写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没想到引起了不少共鸣。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浩就是其中之一。他听完杨浪的朗诵,激动之下,一连给杨浪发去20条微信语音,每条都说满了60秒。除了表达自己对朗诵的看法,董浩激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可以谈论“如何澄清朗诵艺术”的对象。

  那段时间,恰逢董卿和她策划主持的“朗读者”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大量讨论。在这些声音当中,董浩和杨浪都发现,人们对朗诵其实有不少误解。二人一商量,觉得不如把远在上海的配音艺术家乔榛请到北京,三人进行一场圆桌会谈。这场发生在与朗诵关系十分密切的三个人之间的会谈,一口气进行了四个小时。

  杨浪自称朗诵爱好者,进行过不少尝试,自己读高兴了,就把音频放到社交平台上。他在喜马拉雅FM发布过自己朗读的莎士比亚作品,被人评论说是“这个时代的莎士比亚”。他觉得对方说到了朗诵今天面对的最大痛处,即旧时代感过于强烈。因为许多人对朗诵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参考的朗诵要点,依然是“摆开架势,字正腔圆”。

  这也是许多年轻人其实无法对朗诵产生真正兴趣的原因之一。毕竟,大家从小就遵语文老师嘱“朗读并背诵”过大量课文,对长大后的许多人来说,它成了跟微积分一样,等闲在生活里用不着一回的科目。

  发生在中小学课堂里的合诵齐读,被董浩称为“有口无心”。杨浪也反对集体朗诵,认为这几乎是对文本的一种亵渎。显然,在朗诵这个世界里,集体性与个性常常发生鲜明的二元对立。

  而真正的朗诵,董浩认为相较于相声、评书等这些语言表达艺术,它“接近人类心灵最柔软的地方,对人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这是艺术属性中的独特性,跟集体朗诵的节奏单一一对照,很容易就能理解人们对朗诵长期误解的根源。

  倘若能够见识一场真正高水平的朗诵,其实对它的误解很容易就能消逝。

  以前听人朗诵,总是很困惑,感到自己正站在一个橱窗前,里头阵列“豪迈”“抒情”或“忧伤”这些形容词,对方越朗诵,就越像有售货员在耳旁拼命游说,“快选一种情感进入”,但究竟是哪种?是令人疑惑的。

  然而,当听到乔榛坐在我们对面,朗诵起一首最常见的《雨巷》,才第一次意识到,传说中的“朗诵艺术”,可能是真的。他的《雨巷》里,写着情绪,而且这种情绪会变得特别具体,伸手可触,好比为盲人从普通书切换到了盲文书,世界瞬间言之有物了。

  所以董浩把乔榛尊称作“真正的艺术家”。乔榛1965年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之后的职业生涯中,曾为上千部译制片配音。《魂断蓝桥》中的罗伊和《哈利·波特》中的邓布利多,是老少两代人最熟悉的角色之一。

  1982年,日本电影《寅次郎的故事》进入中国,乔榛接下了主角的配音工作。这部曾在日本拍了28年共计48部的系列电影,算得上日本电影史的一个奇迹。男主角寅次郎,是个举止粗鲁却不失可爱的小人物,这是当年40岁的乔榛从业十几年后,头一回演绎一个喜剧人物,以往他大都为风度翩翩或一身正气的角色配音。

  这让乔榛感到不小的挑战。他回忆说,那阵子他揣摩角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试图在生活中也像寅次郞一样,思维直线条,做事毛躁。“我想开玩笑开玩笑,想发脾气发脾气,周围朋友都感觉到,我怎么变了个人似的。”

  这种体会角色的表演方式,也被乔榛运用到朗诵里。所以他提倡的是那种“无我”的朗诵,不要有太多的自我意识,但“要对作者的创作内涵有深刻的领悟”。

  朗诵鄙视链

  年轻一代不热衷朗诵是一回事,另一方面,朗诵其实又挺无处不在的。

  在工作单位的某些晚会上,或者一些婚礼上,总有一个节目叫“诗朗诵”。听来听去,翻牌率最高的篇目,是李白的《将进酒》。这些人表演得投入吗?当然,他们格外沉醉其中,特别是到了最后一句“呼儿将出唤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你还得预备好听一声嘶吼。可听着觉得愉悦吗?似乎并不尽然。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艺术学院教授柴芦径说,从技术层面看,这几首诗词的确非常适合朗诵,因为它们当中含元音音节的字数比较多,特别是“a”以及由“a”组成的双元音。开口度大,发这些音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听上去有张力。

  试着朗读这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果然能感受到大开口度的口腔之力。柴芦径又往这个类别里又添加了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一例子。试了试“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听听,“狂”“黄”和“苍”,也都是典型的“a”组成的“ang”复合元音。

  朗诵爱好者偏爱这几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们都气势磅礴,极富家国情怀。而那些情绪绵长、情感微妙的作品,就相对没那么受欢迎。但有例外,比如舒婷的《致橡树》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两首诗的文本本身,其实并不十分适合朗诵,“但是它们有名啊,有名很重要,所以这两首被表演得也很多”。

  柴芦径担任过许多朗诵大赛的评委,尤其在初选环节,见到过无数人演绎过这几首作品。所以也听到过各种类型的嘶吼和大喊大叫,这些都挺“让耳朵受伤”的。乔榛把那种嘶吼式表演称作“朗诵里的烟火气”,在他看来,有些朗诵表演者,的确拥有很好的声音条件和技巧,假若参加比赛,还是那种一定能进决赛的。“但真正的朗诵艺术,还须得心怀澄澈,不能只表现自己的技巧,而是要投入创作。”

  柴芦径还见识过大量的“拖长音”。它和嘶吼一起,共同组成了许多人的朗诵两板斧。

  但这还不是最叫人无法忍受的。挂在朗诵鄙视链末端的,是一种叫“朝鲜播音员式”的播报方式,这甚至成了他们朗诵爱好者最喜欢表演的一个笑话。

  不过,董浩说其实他年轻时主持节目也一度是这种范儿,后来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时代审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派人前往苏联学习播音。苏联式的播音,很长时间内是唯一的广播方式,也的确在民众聚会等场合代表着一种集体情绪,发挥了政治作用,几乎到了“声音即真理”的地步。

  如今,配乐是朗诵的标配。倘若朗诵发生在舞台上,又有灯光兼舞台布景。从某种程度上说,朗诵只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但已带有浓重的表演属性。尽管世界各地都有朗读风气,但还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以朗诵代之朗读以后,成为一个单独的表演类别。

  比如法国特有的高中哲学课堂,也时常有朗读方式,但也仅限于照章读,哲学文本并没有太多情绪表达空间。作者读书签售也很常见,这是欧美国家的出版社作图书推广的常规方式。如果是单人在台上朗读某一文本,其实又是属于戏剧的表演形态了。这些与中国的朗诵作为一项传统舞台表演项目仍有非常大的区别。倘若从“表演”属性去寻找对照体,在西方,只有演讲可与朗诵享有某种共同点。

  倘若追溯历史,当众的语言表达,同出古希腊一脉。无论东西方,它都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具。在柴芦径看来,只不过是因东西方的文化政治传承,造就了如今西方人擅用演讲而东方偏爱朗诵的两个不同走向。演讲语言直白,而朗诵文学性强而且隐晦,社会功效也发生了改变。

  朗诵的“弹幕时代”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张颂,早年在他的《朗读学》一书中,将朗读解释为“把文字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这句话其实很接近于今天我们对“朗诵”的理解。

  在传媒大学所有的专业里,播音系历来以难考著称,其艺考报名人数和计划招生名额比基本维持在90∶1上下。尽管这其中有“成名吸引力”因素的存在,朗诵爱好者这个群体的涉及面,仍然比我们想象中要广。

  除此之外,某些高校接受朗诵特长生,也成了朗诵风靡于学生群体的原因之一。例如,清华大学2017年的特殊类型招生计划中,“电视播音主持”就与声乐、舞蹈等一起,同列为六大可凭此获得高考减分优惠的艺术类别。

  柴芦径说,虽然嗓音先天条件会影响一部分朗诵效果,但一首好的朗诵作品里,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仍然是对作品的表达。具体表演为技巧与表演时的对象感,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这意味着,朗诵是一项门槛相对低的有效进取方式,少年人不得不将其作为正经事。也因此,各类朗诵培训班十分红火,是培训市场上不容小觑的一支队伍。学生们未必真正喜欢朗诵,借此取得高考优势却是个具体而现实的驱动力。

  有趣的是,中年人对朗诵的追捧反而显得不那么功利。

  微信时代的代表之一是“为你读诗”。从2013年6月创办至今,这一微信公共号的关注量两年内就达到了200万,在喜马拉雅FM和荔枝FM等声音内容平台创业的成功案例背景之下来看,“诗朗诵”这个娱乐性几乎为零的名词,正在代表一部分人的审美。

  实际上,该公号的创办者潘杰克本身就是朗诵爱好者。他最初做这个,是发现一大批同龄人都挺热衷于写点儿诗,他们会聚集起来,朗读自己的作品,民间诗会大都由此而来。这些诗会,往往从最初的朗读自己的作品,演变到朗诵经典。

  柴芦径分析说,朗诵爱好者中非常大的比例落在中老年人群上。他们曾经是文学青年,喜欢写写文章,然后读出来分享给朋友。没有其他文艺特长,却有表达情感的精神需求,朗诵几乎是门槛最低的载体。

  大部分中年人的朗诵,如同在诗这个主体上发表“弹幕”,既疏解情绪,又寻找认同。

  再去看对“朗读者”这个节目产生共情的观众群体,也体现了相对明显的年龄趋势。一个电视节目,其传播热度,甚至一度被上升到文化复兴的高度。但其实就像潘杰克所说,他自己并不太关心“为你读诗”推送的阅读量,而那些在他的平台上读诗的不知名人士,享受读诗过程本身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感,也对外界的评论并不在意。这种“发声即正义”,可以说十分接近当下弹幕时代的娱乐属性了。

  文/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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