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贝聿铭:两个世界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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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贝聿铭的身上,一直并存着两个世界。在他获得新世界的同时,还保留了原来的世界。而且越到后来,他越深切地意识到早年的中国经验对他的影响:传统大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古典园林中人与自然的共存,都带给他一种内在的东方式思维。

  家族:遥远的精神纽带

  算起来,贝聿铭是吴中贝氏的第十五代,贝氏家族已经在苏州绵延500年了。不过,贝聿铭这一支大多散落在海外,在苏州很难寻访到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家族的有形象征,那就是山塘街上的贝氏祠堂。

  山塘街一头连接着苏州的西城门阊门,一头连接着名胜虎丘。据说这条街还是白居易在苏州任刺史时修建的,他让人在河道淤塞的虎丘山附近开河筑路,开凿山塘河,河道在阊门与大运河相接,这条河的堤岸就成了山塘街。我们从阊门进入山塘街,一下子就进入了苏州的繁华市井图中。不过,这种现代城市包围下的老字号聚集地毕竟只是一种遗存,在苏州人眼里,山塘街最辉煌的时期在明、清,在乾隆年间的《姑苏繁华图》中。当时,画家徐扬选了苏州的一村、一镇、一城、一街入画,其中的一街就是山塘街,展现出“居货山积,行云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的景象。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把阊门和山塘一带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如今,商业只集中在靠近阊门的一段,再往西走,店铺渐少,民居增多,河道景观也逐渐显现。山塘街可以说是最有苏州特征的街道,民居前门临街,后门临河,通过一座座石桥与对岸的街道相连,所谓“人家尽枕河”。作家陆文夫曾在山塘河边居住,现在的景观和他当年的描述相差不大:“从船上搭起一张跳板,就可以从后门走进家里。许多人家的后门外都有一个水码头,那水码头也十分奇特,是用长长的条石插进石驳岸,没有栏杆,没有扶手,像悬梯似的下到水面。美丽的苏州姑娘飘飘然在悬梯中上下,洗菜,淘米,捣衣。”沿河走到桥头,苏州人称桥堍的地方,出现一处斑驳的石制牌坊,这就是603号贝氏祠堂,至今贝氏后人仍将其作为祭祀祖先和家族聚会的场所。

  这块牌坊上刻着“节孝”二字,原为七世贝慕庭于清乾隆时期创建的节孝祠,但这里并不是原址。苏州政协文史委秘书处处长夏冰告诉我们,贝节孝祠在上世纪50年代变为粮店用房,牌坊也因此保留下来。1998年昆山的千灯古镇要修复顾炎武故居,到处寻找古建材料,正好山塘街这一带当时要修北环路万福桥,这幢房子也要拆除,于是将几进房屋的建材编号移到千灯古镇去了。夏冰在2007年参与了贝家祠堂的修复工程,他说,当时因为要扩宽北环路,就将祠堂从原址向东移了50米,牌坊还在,后面的建筑则是重建的,由东西两路组成,东路为三进辅房,西路为祠堂和花园。夏冰通过时任贝氏建筑事务所亚洲区代表的林兵询问了贝聿铭的意见,贝聿铭回复:“一、目前的选址距离高速公路较近,能否更换?二、平面布局偏大,将来祠堂内存放内容为何?能否将规模减小为祠堂一间即可?”两年后祠堂建好,贝聿铭已经不能长途旅行,委托儿子贝建中来寻找“贝家的DNA”。

  祠堂正厅上悬“清河世家”匾额,指明贝氏的源头来自河北清河贝丘,后裔以地为氏。夏冰提醒我们留意祠堂里的兰花,那是为了纪念到苏州的贝氏第一代贝兰堂在明代中叶从浙江金华兰溪迁来的历史,兰溪的山上盛产兰花。对兰花的喜爱也被后世继承,据说,清代到民国的苏州兰花比赛上,贝家总是能拔得头筹,甚至有种兰花还以贝氏命名。夏冰从贝家老照片中看到,贝聿铭的祖父贝理泰也特别喜欢兰花,家里摆满了兰花。祠堂一进门院子里有一口井,寓意那个在贝家世代流传的“刘海戏金蟾”的故事,是说清代时贝家还在阊门外南濠街经营药业的时候,收留了一个叫阿保的陌生人做家仆,后来这个阿保在贝宅水井里吊出了一只三足金蟾,背着它升空而去,原来他就是仙人刘金蟾。为了报答,刘金蟾为贝家选了一处风水特别好的阴宅,又满足了他们“保佑子孙衣食饱暖、平平安安”的心愿。后来贝家迁居桃花坞后,这个传说找到金蟾的水井,也被移到了新宅的最后一进屋子旁边。

  曾经寻访吴中贝氏家族的张一苇告诉我,这个故事并不为贝家所独有,刘金蟾有着现实原型,又在民间传播中逐渐演化,已经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民间财神了。对于世代经营医药生意的贝家来说,选择他作为家族密码并不奇怪。她说,第一代贝兰庭北上到苏州时,正是人口流动活跃的明朝中叶,苏州的吴门医派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于是他在此开始了药材生意。据考证,贝兰庭在阊门外南濠街租下一两间屋子,那里因为靠近城门和码头,是移民的首选落脚地,也便于商贸集散。到了七世贝慕庭这一代,开始置地造屋,收购园林,跨入苏州有名的“戈、毛、毕、贝”四富之列。也是在他的手上,将曾祖母程氏含辛茹苦使吴中贝氏得以绵延的事迹彰显,修建了节孝祠。八世贝模从阊门外迁居至城内桃花坞,此后数代更是分门立户,居住在苏州的各处,形成桃花坞贝、西花桥贝、华阳桥贝等多个分支。

  张一苇说,医药是贝家祖业,但从十三世开始,“新学”渐兴,贝家也开始将触角拓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十三世贝润生,也是贝聿铭的叔祖,成为上海有名的颜料大王;而贝聿铭的祖父——十三世贝理泰开始涉足银行业,其子贝祖诒对金融业介入更深广,而到了十五世贝聿铭,又跨行到建筑业。夏冰说,有趣的是,贝氏发展真应了当初向刘金蟾许下的“子孙衣食饱暖、平平安安”的心愿,后世都很长寿,在各行各业出了很多人才,但并无大富大贵。夏冰参与确定了苏州“名人馆”人选,2500多年历史中总共选出200人,标准严苛,一定要特定时期的特定领域最杰出的人才。按这个标准,贝家入选的只有贝聿铭一人。

  这么多年过去,贝聿铭与苏州的贝氏家族只有一种遥远的精神联系了。我们在吉庆街的一处老房子里见到了贝织芸,她属于贝家第十四世,也是如今在苏州的贝氏家族中辈分最大的一位。在2010年初山塘街贝家祠堂的开幕典礼上,贝织芸作为贝氏家族的代表发言。她认为,这是对辈分的尊重和礼遇。“这在6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任何的家族活动,女子不仅不能讲话,连门都不能进。女子还不能进入家谱,称呼都用男性的方式,如父辈的姊妹成为‘伯伯’‘叔叔’,母亲的姊妹叫‘舅舅’等。”

  贝织芸告诉我,87岁的她是十四世中年纪最小的,比十五世贝聿铭还小13岁,虽如此,贝聿铭也要喊她一声“小娘娘”,即小姑妈。这种关系其实离得很远,她的祖父和贝聿铭的曾祖父是亲弟兄。她说,贝聿铭那一支是“西花桥贝”,全是经商的;他们这一支是“桃花坞贝”,则基本全是读书人。她还记得曾跟父母去给贝聿铭的祖父贝理泰拜年,她叫“二伯父”,印象中他总是很权威,腰板挺直的金融家形象。而很小的时候去祠堂时,她作为女孩子只能站在门外,对当时十几岁的贝聿铭有模糊印象,听说他书读得好。

  贝织芸的父亲贝晋眉也是个传奇人物。她说,父亲因为排行老七,人人都尊称“七爷”或“七叔”。他继承了嗣父母在湖州的药业家产,但基本不亲自掌管,一心痴迷于唱昆曲。“来家里请他看身段的,听唱腔的,不计其数。父亲一口京片,音色脆亮,他又吹笛又教唱,家里热闹得像开堂会。父亲还十分讲究衣着,十分要美的。他常穿中式衣服,绸的长衫,软缎的圆口鞋,配上各色丝袜。他对孩子相当威严,但是,如果唱曲的笛声一响,阿爸对我们孩子那就完全不管了。”在贝织芸印象中,父亲和“四伯伯”贝寿同特别投机。“四伯伯也讲究穿着,但与父亲不一样,总是西装、披风、皮鞋咯咯,他不苟言笑,但是喜欢跳舞。”她说,兄弟二人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贝晋眉成为昆曲大家,后来和人合作创立了苏州昆曲研习所,而贝寿同则是最早用庚子赔款留洋的学生之一,毕业于德国夏洛顿槃工业大学建筑系,回国设计了几处法院和监狱。“不知道贝聿铭后来学建筑,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作为贝晋眉最小的孩子,贝织芸并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昆曲的精髓。她说,他们这一代唯一唱得好的是大哥涣智,他在1988年就去世了。贝织芸后来做了中学老师,退休后住在单位老房子里,家里的陈设也简朴。贝聿铭1974年以后回苏州的几次,她都没有见过,他太有名,想见他的人太多了。张一苇说,贝聿铭本人一直与在苏州的家族成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或许隐藏着复杂的心绪。他曾说:“我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可能是我。”

  园林:人与自然的媒介

  直到10岁,贝聿铭才体会到家族的意义。他后来说:“我儿时在香港,从未感受到这一点。我的家庭只是由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组成,我们从那里搬迁出去回到苏州后,我意识到了更深的家庭根源,这不只让我吃惊,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7年,贝祖诒和孔莲的第二个孩子、也是长子在广州出生,取名“聿铭”,意思是“璀璨的雕刻”。这个颇有预言意味的名字其实是根据族谱的排序,“聿”来自“聿念世德”的道德规范,“铭”则是遵循贝氏世代以“金、木、水、火、土”的偏旁部首来命名的原则。贝祖诒一年后从广州到香港,筹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1927年又调至上海,任上海分行经理。祖父贝理泰坚持让贝聿铭每个夏天去苏州,因为他是长孙,理应更了解家族事物。

  幼时贝聿铭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兴趣源于他的母亲。贝母会吹笛子,会酿酒,会做菜,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多年后,他仍认为母亲对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影响最大。他是长子,只有他才能陪母亲去一座位于山顶的寺庙静养,在那里长时间打坐静思。那是一个小男孩很难适应的地方。“夜晚万籁俱寂,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沉寂——连一星半点的声音都没有。然后,天快破晓时,响起一种嘎吱嘎吱的古怪的呻吟声,那是一只只竹笋从泥土中一起向上钻出来时发出的。听辨寂静,这是我母亲给予我的非同寻常的天赋。”

  贝聿铭13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了,他伤心极了。像很多传统中国家庭里的父亲一样,贝祖诒是家庭中尊严和规矩的象征,但他不是一个亲密的情感对象。“他不是那种能拍拍儿子肩膀、拥抱女儿的人。”贝聿铭说。悲痛的父亲被银行派到欧洲散心,遇到继母,很快再婚,贝聿铭从此和父亲分开居住。连续三个暑假,他都去苏州的祖父家里,祖父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部分父亲的角色。

  在贝聿铭眼里,祖父代表了旧中国的最后一代。他是儒家理念的象征,生活丝毫不受西方影响。在患眼疾退休前,贝理泰一直担任上海储蓄银行董事,也是热心苏州地方公益的知名人士。张一苇介绍,贝理泰在1922年起连任苏州总商会会长7年,先后发起募捐巨款开辟了从阊门到虎丘的马路,时称“新马路”,担任过吴县救火会会长,博习医院、振华女子中学董事等。据说,在贝理泰盛年时,在西花桥巷家中吃早餐,光“吃粥小菜”就要放上24碟,几个孙儿围坐在侧,须经他允许才能动箸。他已成年的儿子都怕他,一天晚上,祖元和祖诒看戏回家晚了,他们不敢惊醒父亲,只好在前厅睡了一宿。但像很多祖父一样,他对长孙贝聿铭寄予期望,教他如何在郊外山上的祖庙里进行祭祀等等的礼仪。贝聿铭后来说:“在我孩提时代,皇帝不复存在,革命已经发生,但孔子的道德伦理在我早期的教育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在中国扎根了2500多年,它并没有从中国消失,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但在我的年代,儒家思想所受到的重视逐渐降低,不如我父亲和祖父的世代。这有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自由?我想是有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按中国的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就是中文里所谓的‘待人接物’,一个人应该懂得如何得到、如何给予,我很小便接受这种教育。”

  贝聿铭在苏州住了几个夏天,结识了直系亲属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那个古老的世界更使贝聿铭敏于感受。苏州生活的核心在于园林,“一城半庭园”的说法并不算夸张,据统计,最盛时城内的园林有200多处,现存的还有70多处,加以重点保护的27处。陆文夫说,从宋代的沧浪亭开始,苏州园林的定位就是归隐。“归隐于山林之间又不到山林之间去,是把山野村林搬到城市里来,造一座城市里的山林。当然不是真的,是大自然的缩影。大自然基本的要素是山与水。要把山搬到城里来当然是不可能的,便造假山;把江河搬到家门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便开河挖沟,好在苏州是个水城,深挖一丈便成为池塘。苏州人也很坦真,称苏州园林是‘假山假水城中园’。”而且园林不仅是假山和池水,园中的家具、陈设、雕刻、古玩、字画等,样样都是文化,园林也是听雪之堂、弹琴之处、看戏之所,是一种寻求天人合一的媒介。

  与堂兄弟们在狮子林中玩耍的场景是贝聿铭难忘的童年记忆。“整个园林都是供我们玩耍的好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会勾起我们的无限幻想。”他后来视园林为重要的灵感来源,“它使我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存,而不只是自然而已。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这是我从苏州园林中学到的。”

  狮子林有一个看似奇趣的名字,其实,它是一座禅宗园林。元至正二年(1342),天如禅师云游到苏州,偶然看上城东北角一处地方,虽处闹市,但林壑清幽,信众们出资为他买下,修建禅林。因天如禅师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普应国师中峰,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又取佛书“狮子吼”一语,故名“狮子林”。而园中各处房舍景致的命名,如指柏轩、问梅阁、冰壶井、玉鉴池,也都各有禅意。作家蒋晖告诉我,狮子林建园时,还有很多宋徽宗造皇家园林“艮岳”时的石头。这些石头大多是采自太湖的天然石灰岩,有的重几万斤,为了把这些石头运到开封,成立了专门运石的“花石纲”,分水陆两路交叉进行。水路用大船,要用泥浆塞满石缝,滚成圆形,沿途铺上大葱,推到船上;陆路用滚木,冬天就在路上浇水结冰,在冰上滑行。有些花石纲来不及运走的太湖石,就为后来的苏州造园提供了上好的石料。蒋晖说,狮子林是丛林,是山林。狮子林里的假山怪石尤其突出,宋代废园遗址上林立着“状如狻猊不一”的石峰,“长长短短象牙竹,怪怪奇奇狮子峰”,很可能就是花石纲遗物。那些占据了视觉中心的太湖石各有奇名——“含晖”“吐月”“立玉”“昂霄”,而最高的一块形如雄狮,干脆就叫“狮子峰”。

  从元代至今,狮子林几乎蕴含了半部江南禅宗史,还有诗歌、园林、绘画交织而成的艺术史。蒋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明初著名画家倪瓒。在去世前一年,倪瓒绘就一幅《狮子林图》,风格极为写实,几乎可以作为导览图。也正是因为乾隆皇帝被这幅画吸引,南巡时按图索骥,下令修复这座明末被毁的园林,狮子林才得以重生。

  1917年,废弃的狮子林被贝聿铭的叔祖——因颜料生意在上海发家的贝润生用9900块银元买下,之后花重金扩建。作家王稼句告诉我,贝润生修复扩建的部分带有豪华的清朝式样,比如画舫,大量运用了水泥和彩色玻璃等新兴建材,给曾经的禅宗园林带来变异的繁复。其实,更大的变异还是园林的归属。旧时这些都是私家园林,养在深闺人不识,只在清明时节对外开园,现在都成了人流如织的公园。在这么多著名园林里,狮子林不是最大的,可能也不是景致最好的,它在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之后才被增补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它一定是最可游的。我们游览指柏轩前的大假山群时深有体会,这里永远有乐此不疲探迷宫的人。刚一进入,只觉得庞大,通道似乎也十分清楚,但走着走着就出现了岔路,被其中一条引导着越走越深,就很难找到来时的路了,听到同伴的声音,甚至看到人在哪里,竟然找不到过去的路,但一下子又山穷水复、柳暗花明了。据说这座假山群分上中下三层,21个山洞,九条曲径,真是个变幻莫测的石头迷宫。

  贝聿铭日后不断回味太湖石的采石过程:“这些石头的加工制作尤其有趣,并且反映了我们对时间和家庭关系的理解。园中石头大都是多孔洞的火山岩石,石匠们以它们的可塑性来选择,再小心地将岩石撬开。然后,石匠在湖畔或河边仔细地寻找空地,将石头置于其中,任凭流水冲击,使其经过几代的天然侵蚀,石匠本人或是他的子孙日后再收回石头,经过堆叠,终成假山。这种延续性具体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父亲播种、儿孙收获。”

  他认为太湖石的故事还有深一层的寓意:“如果我停下来想一想,我自己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这种精神,我曾经被放置在许多不同的湖泊和溪流的边缘,或者说,经常是被搁在水中央。而我的建筑物和别的任何一位建筑师的一样,总被不断地从流水中拖出,再收回。但愿这些建筑物的形状是经过极其谨慎的挑选的,而且是极为谨慎地放置在那里,可以与周围磨砺它们的激流相应和……”

  新世界

  一直到17岁离开中国,贝聿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黄金时代。自开埠以来,这个曾经的小渔村依托长江出海口的地理优势,一头连接着西方,一头连接着供给橡胶、煤、大豆、石油、面粉、棉花、丝绸、烟草等物品的中国内陆城市,成为一个华洋杂处、东西碰撞的远东第一大城市。

  乘坐汽船沿黄浦江蜿蜒而上,映入眼帘的上海标志就是外滩。买卖商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需要相应的服务,于是上百家银行在上世纪初应运而生,尤以外滩为聚集地。直到今天,这条江边大道还保留着“万国建筑博览”的原貌,各种气势宏伟的花岗岩建筑鳞次栉比,尤以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和平饭店、中国银行为代表。而23号的中国银行,是外滩众多建筑中唯一一幢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大楼,看上去和周围建筑风格一致,又融入了很多中国风格的细节,比如传统建筑式样的方形尖顶,栏杆和窗格处的镂空民族图样,是近代建筑东西结合的一个典范。不过,1927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从香港来到上海管理中国银行时,这里还只是德国总会旧楼基础上改建的营业楼,新楼从1934年才开始动工。

  在上海,贝祖诒加入了一帮具有现代思想的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以宋子文为中心。他们意识到,要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以一个提倡贸易、工业、现代教育和西式礼仪的新式中国逐渐取代旧中国,其中之一项要务就是要在外汇领域维护自己的地位。在香港的十年磨炼已经使贝祖诒成为外汇业务专家,1930年中行总处成立国外部,由贝祖诒兼任主任。此后,他在所有的商业港口开办外汇交易业务,并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8家中国银行分行。住在租界区的贝家当时的生活也是西式的:贝祖诒总是穿着高领西装,梳着分头,参加俱乐部,打高尔夫球。

  贝聿铭在2000年后设计苏州博物馆期间去上海时,曾让林兵带着他寻访以前住过的地方。林兵告诉我,他们去了南京路和石门二路交界的圆弧形转角大楼,那里原来是中银宿舍;又去了后来居住的武康路378号,当时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立夫、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人是一条马路上的近邻。不过,如今再去寻访,这里已经改造成了艺术家、设计师、精品店汇集的时尚街区“武康庭”,以前的大部分花园洋房还在,但贝家那幢被拆除了。还有一处是南阳路170号的“贝家花园”,如今用作一个餐厅和精品酒店。这幢钢混结构的小楼建于1934年,带有特殊的装饰艺术风格。从南入口进入,先是一个花园,其中假山、小桥、池塘、葡萄架等一应俱全,中央一座五角亭尤为特别,据说是寓意五行,而其中属金的一角正对大门。主楼为三层,酒店人员指引我们从一侧“龙梯”向上参观。所谓“龙梯”是入口处雕刻的龙形装饰,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

  而旁边一侧还有一部电梯,据说是上海第一部OTIS电梯,现在仍可使用。主副楼之间的门廊照壁上也别有洞天,刻有100个不同的篆体“寿”字。而附近不远处的铜仁路333号也和贝家有关,这里是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作品,著名的“绿房子”,一度是贝润生的五女婿吴同文的私宅。

  林兵还带贝聿铭去了趟圣约翰中学旧址所在地,陪他在原来的教室坐了一会儿。圣约翰中学如今成为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个校区,很多老建筑还原样保留着。当时的圣约翰中学是美国圣公会教徒开办的一所昂贵的寄宿学校,致力于用西方式的价值观教导中国上层家庭的孩子,贝聿铭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贝聿铭后来回忆,他在上海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会在周末和朋友们乘车去闹市区,常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桌球房打桌球。他后来甚至把桌球视为一种灵感来源:“桌球是一种几何游戏,我爱玩,也玩得不错。它其实是一种向量,一种几何的向量,玩桌球可以了解几何,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同时,桌球也是一种策略游戏,其中确实存在一些作为建筑师所需具备的要素。”

  在贝聿铭去打桌球和看电影时,附近的国际饭店也越来越高,这让他依稀看到了未来。“人家都说这幢楼要造24层,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象一下,周围的楼都只有五层、六层、七层、八层,而这幢要有24层。所以每到周末我就会去看它慢慢升高……”如今的国际饭店在南京西路上当然不再那么突出,但在30年代,这幢深褐色的“24层大楼”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非常豪华,有当时最高级的客房200多间。贝聿铭自己找到了建筑师的信息,这幢楼同样是邬达克的作品,当时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筑,邬达克是这方面的大师。从那时起,贝聿铭已经看到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尤其被它所能达到的高度深深吸引了。

  贝聿铭开始想做建筑师。父亲贝祖诒与很多英国银行家有交往,很自然地建议儿子去英国读书。然而,贝聿铭已经被电影里常出现的美国迷住了,对他特别具有诱惑力的是一部表现美国校园生活的《大学幽默》。他遵照父亲的要求参加了牛津大学的考试,但最终选择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学习建筑。

  回乡

  贝聿铭一直喜欢将狮子林说成是自己的“家”,几次“家宴”也都设在狮子林里。可以理解,之前祖父在西花桥巷的家已经变成玉石加工场的一部分,不再是他可以怀旧的所在,狮子林所承载和象征的园林才是他可以寄寓内心的地方。

  他也爱读古书。贝聿铭曾对林兵说,他的中国传统文化训练开始于香港。如果让他背一段唐诗,那他只能用广东话,不能用普通话或上海话。但他离开香港时只到10岁,中文程度还很浅,到美国之后,才开始大量阅读古典著作。他家里有不少中文藏书,包括唐诗、宋词、元曲和《史记》。贝聿铭觉得,韩愈的《祭十二郎》读来催人泪下,而陶渊明的《归来去辞》和《桃花源记》更是韵味十足。他经常翻阅这些藏书,很多都翻烂了,还让林兵替他多买些线装书。他告诉林兵,如果回到古代,他愿意做宋代人。

  无法割舍的还有家乡菜。林兵告诉我,贝聿铭对什么吃的都感兴趣,喜欢大闸蟹,也喜欢红烧肉。他太太是天津人,每个月帮他包一次饺子,他说最好吃的是太太包的饺子。来到苏州,有时候林兵帮他点菜,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的味道。林兵说,他经常讲起的是鸡头米,也叫芡实,8月底上市,因此有一道时令菜叫桂花鸡头米。贝聿铭记得小时候用人在剥鸡头米,那是一种果实有点像鸡头的水生植物,皮很难剥,很难吃到,但吃到嘴里很软糯。

  贝聿铭在狮子林宴席菜单上特意指定了这道菜。张一苇告诉我,因为狮子林里不能开火,特意找到了相隔一个弄堂的苏州民俗博物馆,那里有个专为供应民间小吃而设的餐厅,灶头很小,只能由总厨掌勺,其他大厨配合分碟上桌。宴会前一天,贝聿铭来到苏州,还对厨师提出要求,说能不能将苏帮传统菜做成像粤菜那样的清淡,菜里不要勾芡,要吃得出地地道道菜的原味。他勾掉了前菜里的冷盘和水果,将第一道菜换成蟹黄小笼,才定下了菜单。为了照顾大部分客人的分餐习惯,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苏州名菜松鼠鳜鱼,本来是整条上桌,厨师采用200多克的太湖小鳜鱼,做成每人份的,这样每位客人面前都有一份有头有尾的缩小版松鼠鳜鱼。当时设在苏州民俗博物馆的那个餐厅现在已经搬移到附近,曾见证了这场家宴的餐厅老板沙佩智告诉我们,贝聿铭有两道菜吃了两份,红烧肉和鸡头米,因为太太不吃荤的和甜的,而这两样正好是他爱的。沙佩智后来将贝聿铭题字的放大复制品挂在新餐厅的入口照壁处,“天珍海味”,看上去寓意巧妙。据说贝聿铭几天后跟人说起:“哎呀,我前几天有个字写错了,应该是‘山珍海味’啊。”

  贝聿铭后来才意识到,苏州园林的经验为他带来了什么:一方面是领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如何将建筑设计得令人振奋。“中国园林就像一个迷宫,置身其中,你很难一眼望尽,永远不能领悟全局。一进园林,你就会被美景吸引而驻足流连——这美景或许是一棵树、一块石头或者一隙光影。你漫步小径,或踱过小桥,沿着蜿蜒曲折的园路,永远步移景异……它关乎尺度,关乎散点透视,也关乎偶然——那种出人意料的欣喜。在设计空间时,建筑师也必须这样做,必须创造惊喜让人们去发现,可以使人向左、向右或向前,鼓励人们去看、去探索。”因此在做苏州博物馆时,贝聿铭清醒地意识到依托和边界在哪里。他指着新馆与拙政园公用的一面隔墙说:“这就是界线。”

  我们在苏州遇到贝聿铭的侄子贝念祺,他专门从美国赶来参加“贝聿铭文献展”。他在苏州博物馆开馆后又留下两年,负责开发文创产品,因为贝聿铭认为文创也是博物馆设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贝念祺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完成贝聿铭的心愿,想要好好观察一下博物馆怎么被人使用。他告诉我,有一个90多岁的老人,在苏博开幕的第二天去参观,被问起印象时说:“我觉得很舒服。”贝聿铭听到后说,这是最让他满意的评论。“再怎么设计,是为人设计。要是人觉得舒服,我就成功了。”

  抛开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林兵仍认为贝聿铭是一个中国贵族。在他看来,贵族性其实不仅在于生活的讲究,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圆融。“他的哲学还是一种东方式的,和生活融合在一起的。他重视商业,也重视艺术,这也是中国人讲究的一种境界,一种平衡感。有人说贝聿铭没有建立理论,也可以说他的理论并不抽象,是和他的建筑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建筑是有血有肉的,有单纯性、高傲性,同时也有大众性。”林兵说,如果去美国国家博物馆东馆看,会发现入口处的一面墙,上面刻的贝聿铭名字全被摸黑了,可见他的受欢迎程度。“当时东馆的领导告诉我们,两次清洗这个墙面都洗不掉,因为太多人喜欢摸他的名字,说他是东方建筑师,摸他的名字会带来好运。”

  (感谢实习记者魏已然的帮助。参考资料:《神秘的东方贵族:贝聿铭和他的家族》,张一苇著;《贝聿铭传》,迈克尔·坎内尔著;《贝聿铭谈贝聿铭》,波姆著)

  主笔 贾冬婷 摄影 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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