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

  约定去“贝氏建筑事务所”(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采访的那天,早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纽约,正担心采访是否会顺利进行,贝建中和贝礼中却相继如约而至,一边抖落身上的雨雪,一边为眼下的不便表示歉意。谦逊,温和,有礼,这是兄弟俩予人的共同印象。

  贝聿铭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定中、建中、礼中,又给唯一的女儿取名“莲”,“父亲给我们取的名字都很中国”,不过几个孩子中,只有外形最酷似父亲的贝建中可以说中文。“父母当年以为我们早晚要回到中国,所以没有特地教我们说中文。”贝建中解释。有趣的是,在熟悉他们的建筑圈里,建中(Chien Chung)和礼中(Li Chung)的大名被提及得不多,反倒是自小父母对他们的昵称Didi(弟弟)和Sandi(三弟)成了广为人知的标签。

  贝聿铭的三个儿子都算是“子承父业”,去世的长子贝定中是城市规划师,贝建中与贝礼中都成为建筑师,也在早期参与过父亲的很多大项目,直至1992年兄弟二人创立“贝氏建筑事务所”。事务所迎面的墙上有一幅大照片,贝建中提醒说,这是他们负责的中银苏州分行。从苏州到纽约,演绎了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成为近代中国故事的一个缩影。

  我的父亲母亲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马上要过100岁生日了,请问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贝建中:他的身体还好,不过毕竟是100岁的老人了;他还可以走路,但走不了太多。我们每周都会去看望父亲,他的状态还好。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回忆说,因为他的父亲(贝祖诒)比较忙,他幼年时跟母亲关系更亲近。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是西式的,还是传统的所谓“严父慈母”的东方模式?

  贝建中:我们完全是在西方教育下长大的。我的大哥是1944年出生的,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和哥哥、弟弟之间说英文。父母并没有特别教我们说中文,因为他们想早晚会回中国,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说中文了。我的父亲来自上海、苏州,所以父亲会说上海话,母亲来自天津,她讲普通话,但有趣的是,他们都说广东话。我到妈妈家那边,听他们说普通话;到爸爸家这边,听他们说广东话,回忆起来很有意思。

  贝礼中:我们虽然是在非常西方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在家庭中,那种人际关系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的。我们非常尊重父母和儒家的思想,这都是非常东方的观念。我们总是经常一起聚餐,即使我们都结婚了,我的母亲也会在周末将大家召集起来,吃饭或是进行其他活动。母亲去世后,我们依然常与父亲聚会。这种亲密感,正是家庭的重要所在。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我父母都经历多年的美式教育,他们英文都讲得极好,可以说非常好地融入了美国的生活,而这种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也帮助了我父亲的职业生涯。

  三联生活周刊:我知道你们的母亲不但出身优渥,也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为了贝聿铭先生的事业,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你们的父亲曾经说她是他“最好的顾问”,母亲对父亲的事业、对整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贝礼中:我非常高兴你问到我母亲的事,我相信父亲对此也会很开心。在很多家庭,女性角色都被丈夫所笼罩。在我们的家庭中,父亲成功的前提就是我母亲的参与。我父亲总是在外忙碌,那时候我们上寄宿学校,母亲与我们很亲,但另一方面,又让孩子们与父亲有一点距离,以让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母亲也常常将我们聚在一起,夏天,我们会在郊外一起度假。

  我的母亲是非常优雅、非常知性的一位女性。她从不惧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直率对我父亲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母亲也有建筑的造诣,当年在哈佛学的是景观设计,所以她知道建筑师这个行业有多辛苦。她有极好的品位,也总能将自己的好恶传达给父亲。我确定,她也帮助了父亲早年间的工作,而且给予了父亲极大的信心和支持。我父亲非常相信我母亲的眼光。他们互相尊重,十分恩爱,同时也都很有幽默感。我敢说,他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在时事、政治这些方面,我母亲要比父亲参与得多。她非常进步,也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也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父亲更加内敛,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其实他与我母亲基本上有共同的价值观,但他太出名了,所以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更小心些,因为必须与许多人打交道。

  贝建中:母亲的兴趣与父亲的兴趣相同,她对父亲的职业参与得比较多,父亲也相信她的眼光。从这一点上说,我不觉得母亲被父亲“遮蔽”。

  三联生活周刊:对祖父贝祖诒还有印象吗?

  贝礼中:有印象,有印象,虽然我们并没有共处很长时间,但我们有非常温暖的牵系。我爷爷那时住在纽约,我们每年都能见到几次。我祖父对待我们就像我父亲对待他的孙辈一样,非常温暖慈爱,他总是笑呵呵的。

  我的父亲和我的女儿关系非常好,他在她面前一点也不严厉,她也喜欢他,他们见了面,总是亲啊亲啊……在旁边注视这对爷孙俩真是很美好的事。我的女儿是第三代中最小的,是我唯一的孩子,今年刚19岁。她出生时,我的父亲已经80多了。我当时不知道父亲还有多长时间。我妻子总是陪伴他,而我的妈妈,也和我妻子非常亲近。你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我们每周都带女儿去见爷爷。他们关系非常亲,我相信我女儿是孙子辈当中与他最亲的一个。

  建筑师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1952年,贝聿铭先生在纽约郊区卡托纳(Katonah)为小家庭修建了一座私人度假屋,这是他的第一个私人住宅,是一座完全现代主义的建筑。你们对“建筑”的第一个概念是否来源于此?

  贝礼中:是的,它的外形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现代建筑和我父亲工作、想法的窗口,因为我们观察了施工的全过程。虽然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做建筑师,但我想这栋建筑一定起了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与父亲一样,你也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对你来说,成为建筑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贝礼中:不,完全不……但另一方面,当我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非常鼓励我,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才能,并鼓励我实现它们。其实我在大学时,有很多机会去教书。当然做一名建筑师最终是我的决定,我并不后悔,这是个神奇的领域。我们的经历比我父亲看起来更困难些,但我热爱它。

  三联生活周刊:贝建中先生在哈佛大学原本是学物理的,但后来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建筑师。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是父亲有意识地培养你子承父业吗?

  贝建中: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其实我很喜欢物理和数学,而且早期我也上了很多计算机科学的课。我从那里面学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叫作“科学方法”,这与其他一些建筑师的思考方式很不一样。当你学习“科学”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缜密的方法论,我想这对成为一名建筑师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受过那种训练。

  我成为一名建筑师,可能也与东西方不同的教育制度有关。当我在哈佛学习的时候,除了专业之内的课程,还要选其他领域的课。因为我对绘画之类的感兴趣,所以我也选了很多与建筑、艺术有关的课——我妈妈在卫斯理的专业是艺术史,所以我也选了很多艺术史的课。我后来发现,我上了很多与建筑有关的课。也许从某种角度看,我从物理专业到建筑专业,有点奇怪,但从哈佛大学的角度来看,又没有那么奇怪。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们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意识到父亲是一位“大人物”的?

  贝礼中:上世纪60年代,我十四五岁时,当时父亲在费城主持一些建造住房的工程,我看到他设计的建筑,那时就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在高中时,父亲成了报纸上猜词游戏的人物,特别是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完工之后,他的名声更大了起来。当时我还在寄宿学校,突然就发现父亲上了头版,每一张新闻报纸的头版。那时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时我意识到为什么他被如此地尊敬。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在建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你们是一种压力吗?你们是否介意外界总是拿父亲的成就与你们的工作做比较?

  贝建中: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压力不是坏事。我们并不是想与父亲竞争。正如刚才说的,优势也可能是劣势。我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做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必须是一位乐观派。我习惯于看“作为贝聿铭的儿子”所带来的正面,而不是它的负面。我想压力是好事,它总是让我们做得好上加好。

  贝礼中:这是一种躲不掉的压力,但我学会了如何与它相处。这是一个现实,我并没有感觉父亲的名声对我而言是一个负担。不过我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入他的名声中。他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有的人会“子以父贵”,但这不是我的人生观。我以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在同行中赢得尊重,他的成功激励我,让我做到最好。这的确是我唯一能做的。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建筑师,你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

  贝建中:建筑涉及方方面面,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在事务所里,我们有在某些领域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是成为一名领导者,必须要知道一切事情,当然你不必对每个细节都了解得如专业人士一样,但建筑师必须给其他人以指导,包括与他们合作的工程师,比如结构工程师、空调工程师……如果你懂工程,工程师才会尊敬你。你要用足够的知识,去挑战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师是最后一个“你必须知道一切”的行业。在西方文化里,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人”——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既是一个绘画家、建筑师,也是雕塑家、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似乎了解一切知识。今天是不可能了解“所有事情”的,但建筑师,我会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文艺复兴式的职业”。在我眼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了解很多方面知识的建筑师。

  贝礼中:父亲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综合能力。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文化背景,一部分是因为他总是对历史、文化和人们都非常感兴趣,他为了理解这些背景,沉浸其中。在他开始设计之前,他必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我也能感受到这些,但我并没有他这样的能力。

  父亲设计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是可以解释这种能力的完美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日本的美秀博物馆……这些都要求他必须理解一种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阅读,学习,研究询问专家,向别人寻求意见,然后再去实地勘察。他曾经去阅历许多方面的事情,然后提炼其中的要素。他将建筑看作一种提炼的过程,它应该非常纯洁、清晰,这是他的追求。

  这是一种融入各种环境后发现精髓的能力,这对他做公共建筑非常有帮助——父亲职业生涯的大部分设计都是公共建筑。我期望自己也能够做到,但我不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当然,父亲也非常幸运,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非常棒的人,他们总能给他很大的空间和自由。比如肯尼迪的项目、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还有德国总理科尔、卡塔尔酋长……他们都愿意让父亲可以独立工作,父亲也总能交出很棒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会称父亲是天才吗?

  贝礼中:是的,我会称他为“天才”。我不轻易用这个词,但我会这么形容他,或者说,他有超凡的能力。我之前提到了融会不同文化的能力,还有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去观察、阅读和探索。他总是很有好奇心,又很有自制力,同时又很努力。他具有从现象中抽取本质的能力。有很多建筑师能想出奇妙的点子,但是切入核心,将想法提纯,这是特殊的才能,并不是每个建筑师都能做到。他也许是唯一一个。

  很多人并不能像我父亲一样欣赏历史的妙处,他们认为新潮时尚才是建筑的核心。这不是我父亲的设计理念。他非常想理解建筑如何成为一个延续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建筑成为永恒的、持续的历史的一部分,才是好作品。我们总是注意永恒的(timeless)、持久的(enduring)、必需的(inevitable),这些是我总会遇到的词语。作品的力量基本却又强大,才是持久的本质。这些词我用过太多次,但它们真的适用于我父亲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与其他著名建筑师相比,贝聿铭先生非常特殊的一点是,即使90岁时也依然非常活跃,还设计了很多作品。是什么让他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创造力?

  贝礼中:也许他的能量来自于他的好奇心,只要你对生活好奇,你看到一件事,就想理解它的本源。如果你抱有这样的好奇心,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想找到更好的办法。也许是这种特性使父亲更年轻了。你可以从他最近的建筑中看出来。

  中国之缘

  三联生活周刊:贝礼中先生现在负责旧香港中银大厦的翻新工作。众所周知,你的爷爷贝祖诒曾是中银香港分行的创始人,你父亲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对你来说,担负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

  贝礼中:这项工程到今年秋天差不多能完工,而2017年正是中银香港的100周年纪念。这个项目开始的契机,就是我祖父上世纪50年代主持修建了这栋建筑。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使中银对我们而言,不像是客户,更像是老朋友。我们非常感激中银依然选择我们来完成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我每次告诉父亲关于香港项目的事,他都非常关注它的进展。我曾在80年代帮助他设计如今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多亏了中国银行的细心维护,这栋建筑至今依然状况极佳。它依然是香港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中国银行在香港的象征。他们对这栋建筑的初心和对我们设计理念的理解,也显示了他们对我们的尊重。我父亲并未对这次的项目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但他展现出的兴趣和信心,和对原本设计理念的了解,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改进这栋建筑。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是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你们而言,你们在美国长大,你们如何获得东方的文化营养?

  贝建中:我们当然是典型的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但在美国长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父亲的大家庭在纽约,我母亲的大家庭也在纽约。在中国传统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的叔叔、阿姨都会来;另外,我的父亲从大学起就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经常聚会,吃中国餐。我想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是从这一点一滴开始的,并不需要刻意去学。

  我年轻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大门还没有打开。1969年,我在台北生活了3个月,那是我能接近大陆的最近的地方。当然一代一代继承得越来越少,像我的下一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比我少了不少。

  贝礼中:我们并非在中国长大,我也不能说中文,我对此也很失望。我和哥哥都有西方的思想,但私底下的交流和家庭的生活方式,都是中国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当我遇到中国客户时,不会像西方人与中国人那样交流和做生意。我试图交流时更温和,我对客户更尊敬和友好,我试图做到这点。因为我观察过我父亲和人交流的方式,他可以柔中带刚。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们1992年决定从父亲的事务所“独立”出来、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父亲给了你们什么建议?

  贝建中:之前我们在父亲的事务所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决定自己做。我去见他告诉他这个决定,他说:“好吧,如果你决定了,我会尽量帮助你们。”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或者“不,不,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他只是说会尽力帮助我们。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的事务所现在发展状况如何?互相之间是如何分工的?

  贝建中:我们是一家中型事务所,规模并不算很大。我有我的团队,三弟有三弟的团队。我们的相处原则是这样的:我可以对他个人进行评论、建议,他也可以对我评论、建议,但我不会评价他的团队,他也不会参与我的团队。即使是客户,他们也想明确地知道自己是在同哪一个“贝先生”打交道。如果混在一起,团队糊涂,客户也糊涂。如果说分工,我在医疗建筑上面投入得更多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你们的事务所有很多与中国的合同,你们会把业务有意识地向中国转移吗?

  贝建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新建筑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建筑数量太少。他们建了很多标准化的建筑,所以中国建筑师们接受的训练太少。用标准规模,标准的窗,标准的房子……看每个建筑,都差不多。我们当时尽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但如今,中国新一代建筑师与老建筑师不一样了,中国市场越来越大。我从父亲那里学习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到中国。我们希望与中国方面紧密合作,并不仅仅是与我们的客户,还有中国的建筑师们,我们一起工作,也让中国的建筑师们了解我们和西方建筑师的工作方式。1976年我与父亲一起参与了香山饭店的项目。40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建筑师们越来越优秀。

  在我看来,建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希望它能尽量长久。可是中国的建筑物不太一样,它们往往不会“活”很久。比如在我帮助完成规划设计的某个城市,2013年的建筑都会被认为“老”了。这很多是因为设计一幢建筑时,其他因素考虑得不够,过了几年,就暴露出许多不合适的地方,被拆掉重建,这当然是一种浪费。

  贝礼中:我们对中国有很大的兴趣,希望能帮助中国发展,这是我们在中国投入如此多的精力的原因。我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如今将我们的知识、技术和建筑实力带到那里,促进中国的进步。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目睹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建筑水平确实提高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那样。虽然我们对有些做法不赞同,但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中国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外界好奇的一点是,贝家第三代还会继续选择做建筑师吗?如果那样的话,将是一个传奇。

  贝建中:连续三代都从事一个职业,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事实上这很难。孩子们都长大了,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职业。

  贝礼中:我的女儿刚刚19岁,她还需要学习很多。就像我父亲对我一样,我不对她施加太大的压力,或告诉她应该做什么。我希望她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并热爱它。我希望能为她提供最多的机会,但她又能自主地做出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同行,你怎么评价父亲?

  贝建中:在我眼里,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即便他是在70年前接受的关于建筑的训练。对一个建筑师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眼界。而在我父亲的建筑里,他的眼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有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作品,你一眼就能看出,噢,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这是2000年的,因为这就是他们在那个年代竭力想做的。建筑不是时尚,今年流行这个,明年流行那个……父亲的建筑风格,也是我们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种超越时代的永恒。而创造伟大的经典,这才是一个建筑师的本质。

  (感谢实习记者孙大卫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文 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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