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面对面的交流

薛巍

加拿大心理学家苏珊·平克与她的著作《村落效应》

数字设备和网络让我们能够实现远程交流,这看上去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但其中是不是有很大的损耗?

面对面时的化学反应

谷歌的总部有65栋相连的建筑,一共容纳了8000名员工,平均每栋123人。任何人只要走上几步,不消两分钟就能碰到另一个员工。大楼里还设置了960个微型厨房、19间咖啡厅、无数条走廊,还有几十个地标,在这些地方,你自然而然就会遇到他人。加拿大心理学家苏珊·平克在《村落效应》一书中想借此说明,网络公司不只是在为员工提供福利,增加员工之间的交流不仅能让他们更愉悦,也能促进创新。在信息时代,人们相互之间保持面对面的交流非常重要。另一个例子:哈佛大学的艾萨克·科哈尼领导的研究发现,科学研究的合作者之间相隔越远,他们的研究的影响力越低。这是因为“偶尔为之的社交互动、比较疏远的朋友和同事组成的弱网络,还有我们和亲近之人共处的时间,虽然看似转瞬即逝,却会对我们的大脑和心智产生深远的影响”。

英国和荷兰的研究者发现,如果你跟朋友没有机会见面,那么短则18个月,长则7年,你们的友谊就会烟消云散。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说,如果没有面对面的接触,情感亲密性每年会下降15%。也就是说,只需要5年的时间,你最亲密的知己就会在由150个朋友组成的同心圆里从核心位置移动到最疏远的外层。

缺乏社交接触会影响员工的健康和士气,以及经营的效率。所以雅虎和美国银行等多家企业都呼吁,让远程办公的员工重新回到办公室。“在家工作的员工没有机会跟同事进行真正的接触和谈话,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社会凝聚力都会因此大打折扣。社交接触可以降低工作伙伴的压力水平,让团队更有凝聚力。在你跟另一个人接触时,你们的身体就会释放催产素,它可以帮助你们缓解压力,信任彼此。简单地握握手、拍拍他的肩膀、跟他碰个拳头、玩笑式地推他一把,或者跳起来击个掌,都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英国认知神经科学家马诺斯·萨克里斯发现,共同的经历会让我们觉得对方在生理上更像自己。一起做同一件事,会让我们的个体身份变得更加模糊,让我们觉得对方更像自己,自己也更像对方。

听上去更加神秘的是,苏珊·平克说:“跟亲近之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可以让你拥有更强的身体免疫力、学习力和生理上的恢复力。如果你周围有一群亲密的好友,你们经常一起聚餐,分享八卦,那么你不仅能从中得到许多乐趣,还有可能比孤独的人多活15年。”

孤独会杀死人,这个论点已经不新鲜。爱默生在1857年写道:“人必须被社会包裹其中,否则我们必将感到赤裸和贫穷。”更严重的是,慢性孤独会改变人体内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方式。“孤立感会在每个细胞上留下孤独的指纹。这种遗传指纹或者识别标记可以扰乱身体对疾病和压力的正常反应,指派某些细胞启动抵御炎症的防火墙,同时指派另一些细胞关闭身体里的正常免疫防御。一般情况下,这些反应和防御机制会保护细胞免受疾病的侵害。但是,长期持续的孤独感会破坏我们最为社会性动物而发展出来的复杂的遗传代码。”只不过对交流需求的高低因人而异。

强关系与弱关系

苏珊·平克是哈佛大学进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的妹妹。她曾经是临床心理学家,现在主要从事广播和报道。她哥哥的进化心理学为她的著作提供了一个起点。史蒂芬·平克追随乔姆斯基,认为人类有先天的语言能力,他把人类的演化阐释成了语言的故事。苏珊·平克也采纳了这个思路:如果沟通是最为人性的行为,因为它出现于伊甸园里的面对面互动,那么随着我们日益远离紧密的、原始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她用大量轶事和统计数据证明,面对面的互动、所谓村落效应有许多益处。“纵观人类的进化历史,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从一种善于解读他人的态度和意图的群居灵长类动物,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物种,每个人都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电子屏幕。”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这一规律:在我们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时,比如找工作、找医生、租房,较弱的社会关系往往最有影响力。这类重要的信息往往来自我们不熟悉的人。为什么我们最有可能通过朋友或同事的伴侣或者伴侣的同事,找到最合适的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工作,以及配偶?因为家人和密友知道的東西跟我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差不多。我们的背景、人际关系和兴趣都太像了,所以我们的信息来源也往往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弱关系能为我们架起一道通往新信息的桥梁,我们的泛泛之交往往知道我们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不知道的信息。社会学家西蒙·朗格卢瓦发现,将近一半的政府雇员都是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工作的。雇员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的弱社会纽带就越有可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蓝领工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84%的专业人士、经理和管理者都是通过他们认识的人找到工作的,但只有19%的蓝领工人是通过朋友的介绍。研究证明,穷人更依赖于强关系。他们虽然需要很多信息,但不得不依赖于自己和亲密朋友以及直系亲属的强网络,这也就意味着人际资源更少。有学者说,穷人对强关系的绝对依赖正是贫穷可以自我延续的原因。

不过强关系有时是名副其实的强。“最弱的关系,比如脸书上的好友之间的关系最有影响力。如果你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比如介绍新工作、推荐几家餐厅,或者在周六的晚上来场一夜情,那么这些弱关系确实有可能帮上你的忙。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些更内在的帮助,如跟一种可怕的疾病抗争,网络关系就替代不了面对面的互动了。或许因为现场互动可以让负责社会认知和奖励的大脑区域产生更剧烈的活动。”

再比如,远程教学中师生之间的弱关系就不如传统学校中的师生关系那么强。网络公开课90%的学生都在中途退出了。因为这种课程没有课表,没有教室,学生没有机会向老师提问题,也没有机会得到老师的鼓励或者针对个人的评价。其他研究也证明,重度互联网使用者更有可能逃学,女孩尤其如此。就像很多当代大学生一样,他们可能也认为,既然大部分教学内容都放到了网上,他们就不必亲自去教室上课了。经济学家拉吉·切提研究了美国250万个家庭,他发现如果学生能在四至八年级遇到一位出色的教师,只需要一年时间,他们进入大学、获得高薪、生活在高档社区的概率就会远远超过其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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