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朝鲜,创作与审查

张星云

藝术家王国锋曾连续去了5年朝鲜,从建筑、大型集体活动到个人肖像,他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不过今年4月15日朝鲜“太阳节”的大型活动,他拒绝了朝鲜方面的邀请,没有去平壤拍摄。

1.《朝鲜2012 No.1》(局部2)   

王国锋在北京黑桥的工作室里,“乌托邦”系列的一幅巨大摄影作品立在墙边,覆盖了整面墙。那是他朝鲜系列之前拍摄的柏林,空旷无人的前东德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公园中,枯树和落叶旁,破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青铜雕像一坐一站。他将图像数码喷绘的照片装裱在铝板上,当时因为需要展出的展厅高度是3.8米,所以他只能将展板高度做到3.6米。王国锋觉得这幅作品还是做小了。

2.《朝鲜2012 No.1》(2039厘米×208厘米)3.《朝鲜2012 No.3》(750厘米×220厘米)   

大部分他拍摄的庞大建筑或场景作品,都是使用大画幅胶片相机或数码相机,在现场不断位移机位,拍摄大量局部照片后,通过漫长的电脑后期精确地合成为一幅巨大照片。如此而来的巨大建筑、场景照片,不仅没有了广角镜头产生的畸变,在王国锋工作室的电脑上还可以无限放大,看到所有细节,但在成为实体摄影作品后,因为尺寸的局限,很多时候无法感受到那么多细节。

   4.《朝鲜2012 No.5》(755厘米×200厘米)

工作室的另一侧,《朝鲜2012 No.1》沿墙角摆了一排。那是王国锋2012年4月去朝鲜时完成的作品,他同150多位外国记者一起受邀参加金正恩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后首次公开出席的庆典活动。平壤,庆典运动场里,他用同样的全景方式拍摄下了一侧看台上整齐划一的军人。庆典活动持续了几个小时,他在那几个小时之中,抓住所有观众军人鼓掌的机会按下快门,不断调整机位,最终合成了一幅巨大照片。他将这组看台按顺序装裱在一块块铝板上,组合起来总长度达20多米。远看,在这一排排巨大的看台上,充满了身着绿色军装和军帽的军人,绿色和肉色整齐、密集地排列在一起,像马赛克一样,感觉严肃,又混乱。近看,看台上,尽管所有人都身着绿色的军装,都侧头面向同一个方向,每个人都将双手举在胸前,热烈鼓掌。但男人中混着女人,有的人戴着宽檐帽,有的人戴着无檐帽,有的人两腮深陷,有的人脸庞圆润,有的人皮肤黝黑,有的人肤色白净,或激动,或平静,或忧虑,每个面孔的神态又有着细微的差别。鼓掌的双手,有的清晰、凝固、青筋暴露,有的则因快速地挥动被快门化作成一团肉色的幻影。

《东九时区 No.1》(200厘米x200厘米)

“这幅作品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细节。”这是王国锋在工作室里向我介绍诸多作品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王国锋不喜欢以局部的方式来展示他的作品,他想要保留巨大建筑或场景给人带来的震撼,又想让观众们观察到所有细节。但现实中很难,很少有合适的宽大展览空间让他来实现这一想法。曾经,朝鲜官方想要展出他的朝鲜系列作品,妙香山国际友谊展览馆5米多高的恢弘展厅其实很理想,但后来金正日去世了,他也再三犹豫,最终并没有接受对方的邀请。

尽管2011年,王国锋成了首位以艺术家身份去朝鲜的人,并在接下来的4年中每年去朝鲜进行拍摄,创作了大量作品,但他至今没有将自己的朝鲜系列作品以个展的方式展出。2016年,他拒绝了朝鲜官方为他制作作品画册的请求,并在近两年中取消了前往朝鲜继续拍摄的计划。他对我说,他不想自己的艺术创作被政治利用。

进入朝鲜

2011年的王国锋,并没想过自己之后的5年创作时间都给了朝鲜这个国家。彼时,他已经连续向朝鲜写了3年申请。他给部级单位朝鲜文化省写信,给朝鲜驻华使馆写信,希望能够入境朝鲜进行拍摄,但都杳无音信。他托了各种私人关系,也都没有了下文。

最终,2011年,通过一个个人的“特殊渠道”,王国锋获得了去朝鲜的机会。他将自己的“理想”系列和“乌托邦”系列装订成册,寄给了朝鲜有关部门,以向对方证明,他去朝鲜并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拍摄建筑,并将这些作品做成画册。

“理想”系列是王国锋的第一套用摄影语言创作的作品。2006年,央美国画系出身的王国锋从绘画转向摄影创作,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馆、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到北京饭店,以多幅局部照片数码拼接的方式拍摄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建造的北京“十大建筑”。顺着“理想”的思路,王国锋又将拍摄范围扩大到苏联以及其卫星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国家的历史建筑,通过以同样的全景方式拍摄这些斯大林时代建造的大型建筑,完成了名为“乌托邦”的系列作品。

“通过拍摄人类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期里的、以宣扬意识形态与国家意志为目标的大型、超大型建筑的景观式图像,来表现意识形态与权力意志如何在空间中展示与呈现。”復旦大学教授、艺术评论家顾铮曾这样评价王国锋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些影像,既让我们看见已经失去了昔日权威的建筑的存在本身,也让我们看见在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动之后权力与建筑的关系的改变。今天,不受权力加持的它们,只是成为一种历史化石般的存在,人们不再为它的巍峨所震慑。”

拍摄“乌托邦”之初,王国锋就有了拍摄朝鲜的想法,他认为朝鲜应该是“乌托邦”的一部分,所以他才连续申请了3年朝鲜签证。而通过“特殊渠道”寄送的“理想”和“乌托邦”作品集,也最终让对方接受了他的申请。2011年出发前的几天,他收到了朝鲜驻华使馆的电话,让他和助手们带着护照去签证。

就这样,王国锋成了全世界第一位以艺术家身份前往朝鲜的人。

从北京飞往平壤的航班上,大部分乘客都是朝鲜人。王国锋带着四个助理、一大堆拍摄器材,飞到了平壤。在平壤机场,朝鲜方面有五个人来接机。其中一人是国安局的人,还有一名对外交流局的副局长,一名摄影师、一名翻译和一名司机。朝鲜政府派了一辆中巴面包车,全程配合王国锋的工作。刚到平壤,他们就被直接带到万寿台金日成的大雕像前去献花。

朝鲜对于拍照有严格的管制。王国锋到了平壤之后对方告诉他之前申报的这些建筑,有些可以拍,有些不可以,这个时候他发现朝鲜还安排了一些他之前没有申请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都是代表朝鲜建设成就的一些水利工程之类的景观。王国锋没有兴趣拍摄,但到了这里他也只能暂时接受这样的安排。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朝鲜的五名工作人员每天24小时陪同,王国锋和助理们不能有任何自由行动,不能与当地人随意接触,行动和说话都会受到严格限制,不能说“韩国”,只能说“南边”或“南朝鲜”,领袖不能直呼名字,要加尊称等等。在那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想随便拍一张照片是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一个拍摄动作都是要向陪同的工作人员请示才可以。拍摄每一个建筑都要讨论拍摄的角度,为了了解王国锋的拍摄,朝鲜还专门派一个摄影师全程陪同。

最让王国锋惊讶的一点是,与之前在国内拍摄北京站或者美术馆等建筑时周围永远人潮汹涌的情形不同的是,朝鲜的建筑拍摄现场一片空旷,不是因为朝鲜本身人口密度没有那么大,而是因为朝鲜工作人员早已提前进行了现场清场。王国锋觉得自己享受到了特权。“朝鲜的这些建筑,与我之前所拍摄的其他国家的那些政治建筑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国家的这些建筑,都是遗存在一个已经变革了的社会的语境里边,成为历史的遗迹,但朝鲜的这些建筑却完全不一样,它们还活在这个土壤之中,和这个社会语境还是一个整体。之前我通过电脑后期处理,去掉画面上的人和汽车等与建筑无关的元素,是为了突出一种纪念碑感,也是想通过建筑本身去反映建筑背后那个时代人的‘集体主义力量。那么在朝鲜拍摄的这些没有人的建筑画面则反映了图像背后的绝对权力。”

1.《朝鲜2014-上物理课的中学生们》(281厘米× 180厘米)

两种立场

2.《朝鲜2014-平壤国际足球学校的英语课》(271厘米×180厘米)3.《朝鲜2014-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的大学生们》(294厘米×180厘米)

第一次去朝鲜时,王国锋带着的还是8×10的大画幅胶片相机,按理说很难像数码相机一样一幅幅照片去审查,但朝鲜的陪同依然严格。在每次王国锋按下快门前,朝鲜陪同人员,甚至他们的副局长都要钻到取景器跟前核查一遍王国锋的取景角度。“我拍平壤大剧院旁边一张马赛克壁画的时候,甚至取景时多了旁边的一根柱子都不可以。很多事情在那里,你用正常逻辑是讲不通的。”

1.《朝鲜2015 – 作家、诗人》(180厘米×239厘米)2.《朝鲜2015 – 餐厅女服务员 No.3》(180厘米×239厘米)

于是,在王国锋所有的拍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语境之间的碰撞:他的艺术创作表达与朝鲜方面政治记录需求之间的碰撞,甚至是两种立场的碰撞。幸运的是,这种碰撞最终产生了一种“殊途同归”的效果:从图像的视觉层面看,王国锋呈现的,正是朝鲜方面想要的,但图像背后两者的出发点却截然不同。王国锋举了个例子,“就像早些年间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要整齐划一踢着正步入场,西方世界会认为这是苏联集权制的遗风,而我们认为这是国家积极向上风貌的体现。”

3.《朝鲜2015 – 射击场女教练员No.1》 (180厘米×239厘米)

王国锋能够掌握这种平衡,有赖于他作为中国艺术家的背景,他比其他国家的艺术家更了解朝鲜的话语方式,这也为他争取到了更大的自由度。

2012年4月15日是金日成100周年诞辰的庆典,也是朝鲜政府借这次庆典向国际社会宣布金正恩就任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消息,朝鲜政府把这次庆典活动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庆典”。由于对王国锋2011年的拍摄很满意,朝鲜对外文委主动写信邀请他,希望他能够去拍摄这个庆典,于是就有了如今靠在他工作室墙边的作品《朝鲜2012 No.1》。2013年5月,朝鲜方面来北京办公事,王国锋顺便把那几年的拍摄作品做了打样交给他们。后来这些照片被送到了对外文委委员长金敬姬手中,也就是金正恩的姑姑,当时金敬姬的丈夫张成泽还没有出事。据说金敬姬看到王国锋的作品之后非常满意,表示朝鲜的摄影师就拍不出来这样的照片,并通过相关人员向王国锋提出了一个意见:把金正恩拍得不够突出。王国锋顺势回应:“你们得给我安排一个更好的位置,我才有可能突出,你把我的位置限制得很严格,那我无法实现这样的想法。”

2013年8月,王国锋被邀请前往平壤拍摄著名的大型集体演出活动《阿里郎》,并获得了看台中央的拍摄位置。那次,朝鲜方面对王国锋很重视,对外文委一位姓黄的副委员长还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聊了聊以后针对朝鲜的拍摄计划。“你现在拍摄朝鲜,已经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是朝鲜政府的事情。”黄副委员长对他说。

拍摄《阿里郎》那次在平壤逗留期间,王国锋还被安排前往金贞淑幼儿园拍摄,那是一座中央机关直属幼儿园。王国锋到达并拍摄时,室外的孩子们排着队在金正恩视察时赠送的飞船和滑梯等游乐设施上穿梭玩耍,一遍又一遍。工作状态中王国锋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直到陪同翻译对他说:“王老师,不要再拍了,他们太热太辛苦了。”王国锋停止拍摄,孩子们立即解散了。这时他才意识到,眼前的热闹都是摆出来的。

从金正恩出席的大型庆典,到10万人参演的《阿里郎》,从建筑反映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到群体反映出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朝鲜形成了高度统一。“我仅仅拍它的建筑就不够了,这种大型政治活动,特别能够代表朝鲜社会的现状,每天这种大型活动在任何地方都随处可见,整个国家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让王国锋又产生了聚焦个体的想法。从“理想”到“乌托邦”再到朝鲜系列,王国锋一直拍的是建筑,空旷的建筑,而彼时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开始探索人像拍摄。

2014年4月他第四次来到朝鲜,申请拍摄不同职业的个体和家庭。他申请的内容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官员、邮递员、军人、警察等。最后朝鲜方面告诉他,农民、军人、警察和官员都不能拍摄。到平壤的第二天,按照朝鲜给王国锋的日程安排去拍摄了平壤第一中学的学生。下午3点,他们到了学校,被告知今天停电,而当拍摄团队连带朝鲜陪同人员一行七八人进入教室时,学生们各自忙着做实验,没有一个人抬头,“我们仿佛就像空气一样,简直不可思议,我立刻意识到这完全就是一个预设好的表演情景”。例行拍摄后,为了改变这种“常规表演”模式,王国锋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拍摄角度,他向陪同的工作人员请示,要求学生们放下手中的实验,抬头看镜头。陪同人员立刻很警觉地问道:“为什么?”王国锋解释:“不想与一般记者拍摄的新闻照片一样,我想通过这些孩子的眼睛和面部表情来表现朝鲜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一番讨论后,对方同意,于是作品《朝鲜2014—中学生物理课》就这样诞生了。

就这样,以同样的方式,他在那一年继而又拍摄了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电子图书馆中的大学生、平壤国际足球学校的英语课、少年宫弹古筝的小学生,最终呈现在作品画面里,学生们抬起头,面冲镜头,每个人眼睛中流露出各异的神态。“所以我说我对朝鲜的拍摄,如何获得图像,实际上整个过程变成了一种政治,需要我不断地去谈判。我后来觉得,实际上创作整个朝鲜系列作品时,都是我以一个个体艺术家的身份和朝鲜政府共同创作的结果。”王国锋认为这些作品产生过程的意义可能要大于这些作品本身的意义。

2015年再来朝鲜,他决定更进一步,拍摄一个个单独的人物肖像照片。他向朝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在平壤租一个房间改成摄影棚,用黑幕作背景,拍摄朝鲜各种职业的人物肖像。像以前一样,当他飞到平壤后,他被告知,计划有变。他被安排前往一些指定单位,在各个单位领导的监督下,拍摄各个行业的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一共50多人,并且被要求必须将人物的工作环境拍进去。“我知道这50多人又是给我找的演员,又是在摆拍。”王国锋很无奈,“但如果我纯粹从艺术的角度向他们解释,向他们提要求,他们不会接受,也无法理解。”

于是,每到一个单位,王国锋先在工作环境里对着拍摄对象拍几张,“摆摆样子”,然后再让人站到临时搭建的黑色背景布和灯光前拍摄,王国锋向陪同人员解释说,这样可以“用更纯粹的方式来表现这些人的精神面貌”。此外,他还要求,每个拍摄对象手里一定要拿着一件东西,不管是拿什么,他没有任何限制。

“实际上这是我植入的个人想法,我想通过每一个人去拿一件东西这样的方式,去測试拍摄对象在这样的一个语境里边,个体的存在意识。”于是,有的人拿着领袖的书,有的人拿着国旗,有的人拿着笔记本电脑,有的人拿着博时证书和奖牌,还有的人拿着手机。“这其实是一种相互妥协,也是一种博弈,我个人的观念和他们要给我的东西之间的一种博弈。”

“可能很多人解读我的作品时,会觉得这是一个纪实摄影。对我来说,虽然我用了一个临场的拍摄方式,但实际上并非纪实摄影。”王国锋自我剖析道,“拍摄朝鲜5年的时间,从建筑景观到大型的政治活动,再到个体,在这里我几乎无法拍摄到人的一种自然状态,我的拍摄都像是他们给我的一场场的表演。所以,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面孔并不是一个自然状态的面孔,完全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面孔,一种特定情境下表演的面孔,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被当作是摄影的道具。我整个的这个拍摄过程就是一个摆拍与反摆拍的过程,一个导演与反导演的过程。我认为这些图像作品的背后隐含了一种很强的戏剧性因素,一种被权力话语所支配的戏剧性因素。此外,在制作方法上,我完全是用绘画的方式来完成的每一件摄影作品,在我的创作概念里摄影和绘画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图像。”

脆弱的友谊

在朝鲜之前,为了创作“乌托邦”系列,每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王国锋只去该国拍摄一次。而朝鲜系列,一拍就是5年。古巴也是他心中系列作品的一部分,但计划一拖再拖,直至今日也没有时间去。朝鲜已经深深地成为王国锋艺术创作中很重要的符号之一,外界甚至将他视为“朝鲜拍摄者”。

王国锋在朝鲜国内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尽管如此,王国锋认为他自己与朝鲜的“友谊”依然是非常脆弱的。5次朝鲜之行,他与随行翻译和指派的陪同人员早已熟悉,在工作之外,他也会经常请他们吃饭、喝酒。酒酣饭饱之后,放松下来的他们也会一起开一些家长里短的玩笑,但一旦涉及一点与政治相关的话题,他们的态度会如同被触碰了开关一样,立刻严肃起来,又变回了“看守”。

即便王国锋回到了北京,他依然能感受到审查的力量。2013年底,张成泽因“从事颠覆国家阴谋活动”被朝鲜政府逮捕并处以死刑。事后朝鲜专门派人来北京找王国锋正式谈过一次。特派人员表示张成泽和当年主席台上其他几位官员都是犯了重大错误的人,这些人在王国锋之前拍摄的作品里边不要再出现,要在电脑里删除,即使不删除也不能拿出来再展览。

但后来王国锋还是展出了这些作品,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当时他对朝鲜特派员提出了一个个人意见,他说如果这些人都抹掉的话,这个主席台上就没有几个人了,他可以有另外一个办法,他把这些人做成马赛克效果,这样形象就不容易辨认了,朝鲜特派员同意了。

“朝鲜人是不理解艺术的。咱们所谓‘观念这个词,他们是完全不理解的。”但这种审查,反而产生了一个可见性和不可见性。这些审查和介入把摄影进行了一种划分,什么是可以拍摄的,什么是不可以拍摄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朝鲜在展示的同时,也成了一种隐藏,是暴露同时也是压制。

2015年,朝鲜摄影家协会还专门为王国锋举办了交流座谈会。“所谓会谈,不是像我们一样坐着随便聊,而是像报告会一样,在非常正式的会议室里,用麦克对着一群人讲话,还有记录会议的专人。”朝鲜摄影家协会的部长是个中年男人,在朝鮮非常有名,当时获得了金日成奖,王国锋看过他的画册。

王国锋给部长和他们协会的一位评论家拍了肖像,后来也成为肖像系列中的一部分。兴之所至,部长拿起王国锋使用的飞思相机作为道具,完成了肖像的拍摄。几名协会成员还好奇地问王国锋,部长手中的相机多少钱——那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码相机,王国锋答道“5万美金”,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再没说过话。

座谈会上,部长很想通过王国锋了解世界主流摄影发展趋势,他也对王国锋表示,希望走出去,希望去外国做展览和交流活动。王国锋没有什么避讳,他觉得他是以个人艺术家的身份来朝鲜的,所以他就以个人的理解讲了很多对摄影发展趋势和自己创作方式的理解。“当然,他们是怎么领悟的我不知道。”部长最后提出来,希望可以去中国做交流活动、办展览,然后问王国锋是否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成员,王国锋回答自己不是协会成员。“我当时马上就感觉到,部长整个人没了激情,他们非常失望,失望到已经没有再与我谈下去的愿望了。”

“我觉得朝鲜不关心艺术,他们也不会理解我做的艺术,我觉得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我要干什么、我所拍摄的这些作品能干什么。”

2015、2016年甚至今年4月15日的活动,朝鲜方面邀请王国锋去拍摄,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觉得被安排的拍摄计划和以前雷同,没有什么新意,而他要求拍摄一组返回朝鲜的脱北者,这个计划也被朝鲜方面拒绝。

如今,王国锋的朝鲜系列艺术创作似乎进入了一个僵局。“朝鲜系列只是我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2015年开始,朝鲜几次找到王国锋,希望制作他的画册作品集。但王国锋拒绝了,“如果在朝鲜出画册,那肯定都是他们的评论家写序,做解读,为他们的政治宣传所用,那样将违背我创作的立场。”此外朝鲜还希望他的作品可以在平壤展出,或者在北京798艺术区的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空间展出。王国锋并没有直接拒绝。“我告诉他们,无论是制作还是运输,都需要很多钱,我没有这些钱,需要让他们想办法。但实际上他们政府也没有这些钱。”以这种方式,办个展的事情被一拖再拖。

他这几年也同样拒绝了在西方世界的个展邀请,他很矛盾。前两年在参加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时接受了包括香港媒体在内的采访,“其实我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不能够去隐瞒我的个人立场,但我也不确定朝鲜方面是否看到过这些采访”。他依然有顾虑,担心这组朝鲜系列一旦以个展的方式在西方展出,就会受到西方媒体的大量解读,到时,他与朝鲜的联系很有可能因此中断。

在黑桥工作室里,北京温润的春风和明媚的午后阳光并不能流进室内。坐在沙发上的王国锋,光头、黑框眼镜,面对我的问题,他谨慎,面部平静,不断给我倒茶,只偶尔流露出放松自然的表情。他说,在朝鲜的每一天都是故事,但他面对媒体不敢多讲,他怕朝鲜那边与他相关的人会受到牵连。

(本文图片由王国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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