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第一”:旁观朝鲜经济新常态

秦轩+++吴强

核武之外,朝鲜的经济在如何运行?纯国营计划?答案或许出乎意料。市场经济,才是朝鲜一直未崩溃的基础条件,只是它太隐蔽了。

“影子经济”的兴起

朝鲜市场经济的“不可描述”,大概起源于布鲁金斯学者海西格和欧(Ralph Hassig and Kongdan Oh)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朝鲜的隐形人:隐士王国的日常生活》。他们以“隐士王国”来形容朝鲜,平壤大街上的市民们表面上都包围在没有差别的蓝蚂蚁外衣下,但是仔细分辨,会发现其中一些在使用蓝牙耳机,一些人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女性手上的挎包也能依稀分辨出欧美的名牌。这些静悄悄的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增加,以至于,朝鲜人自己都已经把平壤、罗津等地出现的新富称为“金主”阶层,代表着朝鲜社会生活中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

这个社会现象的背后,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只是,这一“市场”经济长期以来都以黑色或者地下经济的不合法形态存在,直到最近几年规模日大变成庞大的影子经济或者灰色经济,按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Byung-Yeon Kim教授等人的测算,约占GDP的70%,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的公共分配体系,占据朝鲜国民收入的大半。

朝鲜这一市场导向的影子经济规模如此庞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无论通过谷歌卫星图片分析还是通过脱北者访谈,或者通过各种官方统计数据,都不断证实,如此庞大的灰色市场经济也卷入了超过70%的朝鲜劳动人口——而且70.8%的参与市场比率仅是1996~2009年的估计,同期体制经济的参与率是46%(其中存在相当比例的重合)。而到最近几年,这一市场卷入程度提高到78%,在一些特区城市和边境城市,参与率甚至接近90%,只有传统特权城市平壤居民的市场参与率最低,约55%。

2013年12月,开城工业园区一家制衣厂的朝鲜经理正在巡视生产车间。由韩国现代集团投资兴建的开城园区曾是朝鲜经济有限度对外开放的象征,但在2016年最终停止运营

而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组织,主要包括遍布全国的400余家综合市场(市场数量还在扩大中)、一批个体工商户和个体企业、国有企业的市场化部分(包括类似中国80年代的“三产”和国企在“生产消费品项目”下的转产以及接受国外订货)、各类官办贸易公司、餐馆和近年来出现的豪华商场和消费场所等。尤其是综合市场的存在,堪称朝鲜市场经济发展的缩影,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自发集市演变到2002年,朝鲜官方发布七一措施,有限接受了市场的存在。有趣的是,次年朝鲜进口运输用卡车的份额(1250万美元)终于超过了对小轿车的进口额(869万美元)。2003年3月,朝鲜首次以官方的名义将农民市场改编为综合市场,允许以市场价格进行交易,默认双重价格制。

左图:2013年9月,平壤地铁革新线的乘客在站台上候车。由于经济状况不佳,部分地铁列车仍是上世纪80年代东德制造的产品

经常在平壤与丹东往来的贸易人士告诉记者,过去那些市场只是一些摊位,近两年市场普遍升级,装上了铁皮的屋顶。“虽然一般一个摊位不到1平方米大小,摊位上也见不到类似‘金记泡菜‘朴记打糕这样的招牌,只是把货物摆放在水泥台子上。有的则连摊位都没有,只是地摊”,但屋顶之下,各种商品齐全,而且分区域经营。

卖货的则是清一色的女性。朝鲜政府曾规定只有40岁以上的妇女可以摆摊做买卖,但摊主们早已经突破了年龄限制。在市场里,她们多数穿着便装,而并非國家商场里,外国友人参观时看到的那种统一的蓝色民族服装。

女性也是朝鲜市场经济最早的参与者,从贴补家用开始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朝鲜市场参与的主力军。各地的抽样调查都表明,没有例外,女性的市场参与率要高于男性。所以,如果以女性经济来形容朝鲜的市场经济景观,恐怕一点不过分,这也是在朝鲜的外国观察者最深的印象所在。90年代“苦难行军”时期,官方并不允许市场公开交易。朝鲜女人将货物藏在裙子下或者躲在巷子里秘密交易。这些交易者被传言成蚂蚱部队或者蝴蝶部队。而且,她们对今天朝鲜GDP的贡献份额已经大大超过男性特别是军人所代表的体制经济——在朝鲜,100万军队的大部分,平时主要工作就是参与基础建设,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程项目已经属于军队私自接受商人合同的外快收入。

右图:平壤地铁革新线内的车站小卖部(摄于2012年)

在90年代中期公共分配体制崩溃后,被逼到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朝鲜人,又被逼着想方设法找东西到市场卖,赚取外快。20多年下来,在朝鲜的平民家庭,做私营贸易获取收入维持家用已经成为惯例。当地商人告诉记者:“丈夫在大学教书,老婆则去市场摆地摊,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朝鲜全民皆兵,但也全民皆商。”

在20年前的朝鲜社会结构中,出身以及与劳动党、军队的关系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基本条件。经过多年变革,朝鲜社会已经发生改变。在汉城教书的俄罗斯学者安德烈·兰考夫则在《朝鲜新的阶级构成》一文中引用脱北者的话:“朝鲜人看待家庭出身重要,但赚钱的能力已经比社会背景更重要。”这群做跨国贸易的朝鲜商人,在2011年美国国会关于朝鲜经济的报告中被定义为朝鲜的新兴阶层。报告称,新的经济格局已经让朝鲜催生出5个阶层。最上层的权力精英是劳动党的党政军干部,他们有国家分配住房,享受高档进口商品,也专注于维系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

第二个阶层是新兴的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在此之下,第三阶层是掌控市场和公共商业活动的暴利团伙,第四阶层是城市平民,最底层则是农民,他们不得不把自留地里的收成拿到市场上销售,才能换取日用品并维持生计。朝鲜的新兴商人阶层尽管在各方面均无法与党政军精英相比拟,但他们独有一项最重要的特权:穿越鸭绿江,到中国去。同时,新兴阶层也蕴藏着推动朝鲜经济在计划体制之外成长的力量。“朝鲜的市场经济意识比我们改革初期要强,”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说,“如果朝鲜改革开放,会比我们改革初期转变要快。”例如,以房价而论,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住在国家分配的住房里,但是各种形式的私人公寓楼早已雨后春笋般涌现。尽管这些私人公寓仍然处于半合法、半非法状态,但是2010年平壤的公寓价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3000元人民币。到2016年,一些零星的消息显示平壤房价涨到了每平方米5000元,与鸭绿江对岸的中国丹东房价相近。而在许多朝鲜人的眼中,丹东就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国际大都市”样板了。

外贸的中心市场在新义州和罗津。国内的中心商贸批发市场在顺川。顺川在平壤以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是朝鲜的老工业中心。2010年,记者在丹东采访时就已听说,朝鲜的商业市场实际上已经成熟。从中国进口一箱集装箱的自行车。一个月内可以卖到朝鲜的东海岸。特别对小额贸易来说,遍布全国的长途汽车网事实上承担了物流的主要功能。这些公共汽车在底舱和车顶装载着各种商品,虽然经常抛锚、缺少燃料,却是朝鲜目前最可靠的物流网络。今年4月,当记者再次在延吉遇到金教授,他有了新的观察:朝鲜今天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中国上世纪的80年代。

仅仅从规模看,表面封闭且处于国际有限禁运的朝鲜经济,虽然体量不大,只和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相当,却已经具备了惊人的开放度,而且对此严重依赖,特别是对华贸易严重依赖。而朝鲜市场经济的起源,是这个国家生态灾难后的社会自救。上世纪70年代朝鲜推行“千里马计划”,大量使用化肥,化肥是通过共产阵营内部经互会的易货贸易和近乎无偿援助获得。虽然化肥的过度使用短时间内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是造成土地板结和退化,其负面后果要待十几年后甚至更久才出现。稍晚,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金日成又发动了两次“自然改造”计划,朝鲜山岭上80%的树木遭到砍伐。

这些所谓“计划”,往往是“70天”突击式的大规模行动,学生和士兵都被动员起来加入农民或工人的行列,快速完成一个个宏伟的基础建设项目。以至于这些快速上马的项目往往质量低劣,却无人负责。例如全国输电网线的路上损失就高达70%,也是因为网线的突击建设导致电缆质量低劣。而责任人往往在项目突击完工后获得升迁,事后却无人敢于指出责任人,这已成为朝鲜官场的积弊。而供电不足的补救措施只是待下一个计划到来,兴建一个新的电厂,而不是改善有问题的输电网络。

“自然改造”计划的恶果同样如此。一点降水就可能造成山洪暴发,80年代后期这些问题开始显露,但是没有得到重视。当“冷战”结束,朝鲜再也得不到来自苏东国家的援助和易货贸易后,生态危机终于爆发。朝鲜经济的自身造血机制也很快出现连锁反应:没有足够的石油,电力能源和原材料无法保证供应,工厂开工不足,农业生产没有化肥,农产品供应不足。1994年以来的连续洪水造成全国范围的灾荒,更让朝鲜雪上加霜,加之土地退化,90年代中期朝鲜的粮食产量下降到70年代的一半,大面积饥荒出现了,直到1997年。这一阶段,金日成逝世加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也被朝鲜政府称之为“苦难行军”。粮食配给的公共分配体制开始崩塌。

016年5月10日,平壤市民在金日成广场载歌载舞,庆祝劳动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顺利闭幕

即使是国际社会最保守的数字估计,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也在50万以上。韩国银行的数据记录下朝鲜从1990至1998年连续9年GDP负增长,而此后朝鲜GDP增长率也长期徘徊在3%以下。到2009年,朝鲜水利、电力、天然气的生产仅仅恢复到1989年水平的83.5%,缺乏能源的工厂开工水平只有80年代晚期的一半。

上图:2016年9月12日,在丹东工作的朝鲜女工排队等待通过海关,准备经友谊桥返回朝鲜新义州

黑市商品的价格于是更高了,朝鲜人靠工资根本无法承受黑市商品的价格,因为工资与近乎福利的国家配给物品价格挂钩。在90年代,黑市上1公斤大米要卖到25元朝币,而在国家供销社大米的价格仅为1毛钱。朝鲜长期以来“偷偷摸摸”做生意的个体户随即多了起来。只要得到政府许可,朝鲜人可以开小商店、餐馆。在大桥下摆地摊一般也不会被轰走。在朝鲜,一个人可以腋下夹着只鸡站在路边卖,也可能是在面前摆一箱24瓶的啤酒。高达75%的朝鲜人口不再依靠国有经济体系养活,而是去黑市上尋找食物和一切生活用品。

下图:平壤大同江畔的80年代建筑群(摄于2012年)

但在金正日任内,2005年10月,作为“战略物资”的大米在朝鲜全国禁止买卖,平壤的粮食市场被暂时关闭。官方几乎限制了绝大多数市场的活动,只有国营的商店可以出售食物、日用品和进口产品。朝鲜政府要求工人回到国营的工厂,并宣布他们将重新通过国家配给体系提供供应。直到3年后的2008年11月,朝鲜《劳动新闻》的社论还称改革开放是“帝国主义的圈套”。

不过,1994年,朝鲜经济陷入困难的开始,也是朝鲜的核计划得到世界注意的开端。朝鲜通过加强核武器研发争取国际注意力,然后换得能源与粮食。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大量粮食进入朝鲜,但是随即溢出公共分配部门,流入并支撑起最初的黑市交易。朝鲜政府和国有企业也乐于依赖这些新的国际援助,逐渐丧失了基本的自我更新能力,其影响更为深远。

似乎可以简单地以70%的大数,来衡量今天朝鲜的市场化比率。如朝鲜占土地3%的自留地提供了将近70%的农产品,70%多的朝鲜劳动力在为市场经济工作,等等。当然,至此,朝鲜的市场化也不再是不可描述的了。在去年5月朝鲜劳动党的七大会议上,一个要求优先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先民政治”正式提出,开始代替金正日时期的“先军政治”。不仅越来越多的朝鲜外贸公司开始改投门面,不再挂靠军队,而是党务部门,而且,连金正恩出席的核子计划现场,也再难看见军装了。随着今年4月15日核危机中“黎明大街”的落成,朝鲜的政治重心,也在悄然转移。唯一的解释是,支持这一变化唯一可观的社会力量,大概就是市场经济的继续扩大。市场经济正在成为朝鲜的新常态。

蹒跚起步的市场

“后冷战”时代,朝鲜进入极其特殊的社会形态。一方面权力依然保持甚至加强了对社会的全面管控。从村镇到城市,全国犹如一个庞大的军营,长期处于战备状态。另一方面,计划经济解体,社会主义配给制度崩溃。朝鲜民众的基本需求供给几乎完全来自市场。金正日后期,朝鲜的市场化已经成熟。权力对市场的阻击以2009年货币改革失败告终。金正恩时代,新权力核心选择接受市场,并将其纳入到自身权力整合与巩固的博弈过程中,打击市场中的老牌权贵,获取新兴商业阶层的支持。通过实施更大的开放、市场化,与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共治理与服务,获得市场精英的认可。

问题是,朝鲜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基础仍然是大量的进出口贸易。其内在生产能力与基础依然薄弱。在持续升级的外部制裁下,朝鲜的市场化能否像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一样实现产业快速发展,纳入到全球化的轨道之中,依然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市场繁荣必然带来社会的自我发育,威胁权力对社会的管控。当金正恩权力获得全面稳固之后,是否会改变政策,压制市场的进一步活跃,依然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当下的朝鲜社会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无论是平壤当局还是外部世界,都需要有新的视角和思路来考察与理解新的朝鲜。

前不久,朝鲜外相李勇浩在罕见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制裁下的朝鲜经济正常运行。某种程度上说,他说的并非无稽之谈。目前相对最为权威的韩国国家银行颁布的北方GDP数据表明,自金正日末期至金正恩时代以来,朝鲜的经济增长保持在1%左右。这一数据虽然没有中国改革所呈现的动辄双位数的增长那么漂亮,但是和“冷战”后朝鲜经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朝鲜经济相比,这个数据非常突出。因为在此前,朝鲜能够保持GDP增长为0都算很不错的成绩了。

从对脱北者历史的观察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事情。90年代的脱北者最大的脱北动机是因为饥饿。他们普遍来自与中国相邻的两江道、咸镜北道、咸镜南道地区。

而此次,记者考察了鸭绿江与图们江发现,今年朝鲜的边境城市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丹东、集安和最北端的罗先,出现不少新的建筑。此外,韩国媒体每日朝鲜常年监控北方的粮价。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朝鲜的粮价在金正恩时期保持了极大的平稳波动。从粮价的变化,很难看出外界的制裁对朝鲜经济基础产生了即时的、有效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朝鲜再次出现了严重的洪水灾害。但从粮价的波动看,影响依然不大。这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金正日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边境沿途,无论是珲春、长白山还是丹东,我在近些年的采访考察过程中持续听到类似的说法,朝鲜有很多有钱人。而且他们的钱很多。实际上对于边境地区的人来说,这已经不是新鲜事。

2015年朝鲜国内生产总值(GDP)下跌了1.1%。这是自2010年以来朝鲜GDP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也是继2007年(1.1%)以来的最大跌幅。在进行了一系列如核试验一类的挑衅行为后,朝鲜面临严厉的国际制裁,国内经济萎缩更将加重金正恩的执政压力。2011至2014年,朝鲜经历了持续4年的经济增长。这是金正日时期从未出现过的。

根据延边大学林今淑教授的分析,金正恩执政后,朝鲜经济好转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劳动党把经济工作重心放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加大对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和轻工业、商业以及居民住宅等领域的投资。而2015年,朝鲜经济增长变成经济递减,也说得通。因为中朝的边贸不再增长,外部制裁增加,核实验和导弹测试消耗着朝鲜的各种资源。安理会决议要求成员国关闭现有在朝鲜的所有金融机构和银行账户,这意味着朝鲜同国外贸易结算的途径全部堵死,必将影响其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林教授认为,2016年朝鲜对外贸易很可能已经倒退到金正恩执政之前的水平。

另据有关部门调查,由于国营企业和商店停工或关门,朝鲜依靠市场谋生的人大约占经济活动人口的50%左右。虽然联合国制裁对居民用品排除,但由于通关检查的严格和限制朝鲜货船的进出,正常的贸易也势必会受到影响,这也直接影响到了靠市场维持生计的普通居民的生活。

金正恩的藍图

先是2012年的“6·28”措施,随后是2013年的“8·15”讲话,再到2014年的“5·30”措施,每隔一段时间,一些新动作总会浮出水面。今年金正恩在新年献辞中强调,朝鲜正在寻求进一步接受市场经济的现实,更新近乎瘫痪的计划经济制度。而新的经济管理体系强调“不同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基于朝鲜特色的本土模式”。改革涉及政策与机构调整、农业、工业与配给制度、对外开放政策等方方面面。

2013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决定促进外贸多样化,在每个道均发展新的旅游开发地带,建设特别经济区;5月,新的经济开发区计划开发法案出台;10月,朝鲜每个道都在推动外国投资和设立新的经济开发区。

真正推进朝鲜新一轮经济改革措施的人——朝鲜内阁副总理盧斗哲,曾与前朝鲜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张成泽关系密切。据韩国统一部高级研究员朴泂重201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朝鲜新经济管理体系:主要内容与问题》披露,2011年12月28日,即前领导人金正日葬礼当日,金正恩曾向身边高层官员下达措施,研究和准备朝鲜新的经济管理措施。据悉,这一任务绕过传统权力机构朝鲜人民军和劳动党,指派给政府内阁。内阁专门小组由卢斗哲带队,以“准备促进经济管理的措施”。截至目前,这份报告提供了朝鲜3年来经济变革最为详尽的信息。

上述报告称,卢斗哲主持的智囊团提出了关于农业变革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不改变农业大框架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农庄独立决定对农耕的生产与分配;第二步是将集体农庄分化为5到6个小组,并给予自主管理权限;第三步则是向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习,给予独立的个体农民自由生产的权限。

2012年6月28日,金正恩向劳动党党内高层和内阁传达推行“新经济管理体制”的措施,主要涉及农业、工业生产和公共财富分配三个领域。报告显示,在朝鲜的两江道,几家制鞋厂、化妆品厂和纺织厂等轻工业生产部门被选中,并定于2013年初全面推行新的管理办法,强调要自己养活自己。

短期看,这一形式上的放开并没有带来实质改变,因为大部分工厂依然因为缺少原材料、能源和资金而生产不足。但在形式上,企业有了自主制定工资的权力。据英国《卫报》报道,今年初,朝鲜新义州化妆品厂的月平均工资从3000朝元(在朝鲜黑市相当于1美元)上涨到8万朝元,其中工资最高的达到11万朝元。这一工资收入参考了市场原则,反映了该工厂的实际经济情况。此外,工厂也有了和外国企业自主合作和议价的权力。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配给制度也在弱化,甚至向市场靠拢。2012年底,朝鲜当局不再为军人、公务员提供特别的食品供应。但他们可以获得收入补偿,以保证特权地位。这部分补偿将以往的食品以固定标准折合成朝鲜货币,比如1公斤大米折合4000朝元,接近市场上的大米价格。

2013年7月后,变革又有回潮现象。报告称,部分官员担心农业生产一旦以家庭组织起来,农民会对参加社会组织活动采取消极态度,还会把农场的管理者和党的干部晾到一边。对此,地方官僚的担心比平壤更大。有些地区要求农庄取消新经济体制,有些地方则迂回对应,要么将新分配的土地重新召回,要么将以家庭为中心的小组扩容为20~30个成员一组,从而便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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