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门槛上:走向新危机的朝鲜核问题

刘怡

多边协调机制的失能以及局中各国在目标和能力上的不对等,使得朝鲜核问题既有解决方案的生命周期从未超过6年。而金正恩政权频繁地将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作为迫使外界做出回应的手段,更压缩了潜在的转圜空间。国际社会对朝鲜核问题的无能为力不仅是现行防扩散机制的失败,也使东北亚地区安全难有宁日。

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老对手、朝鲜第一副外相姜锡柱,是在2007年3月访问平壤期间。这次出访发生在2006年10月朝鲜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系由平壤当局主动提出邀约,并获得了急欲对半岛危机施加影响的美国政府的支持。巴拉迪一行从北京飞往平壤,见到了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副委员长金英大、姜锡柱以及原子能总局(GBAE)局长李济善,获得了朝方的承诺:倘若国际社会愿意“对朝鲜的安全和经济问题给予更多关注”,朝方将考虑关闭宁边核反应堆,并为国际核查人员重返平壤创造便利。巴拉迪注意到,姜锡柱像背诵台词一样强调朝鲜长期以来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以及经济方面的压力,并表示要首先看看美国人愿意付出何种善意。为了补偿“不公正”,访客们不得不自付食宿费用。

1942年出生的埃及人巴拉迪自1984年起即任职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1997~2009年连任三届总干事,曾直接参与过伊拉克、利比亚、伊朗三国的无核化进程以及对朝鲜的多轮核问题谈判,因此在2005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在回忆录《诈术时代》中,他生动地描述了1992年底在平壤第一次见到姜锡柱时的情景:在谈判的最后一晚,当所有人都围坐到餐桌旁之后,姜锡柱突然发表了一番长达45分钟的演讲,回顾了从1866年美国武装商船“谢尔曼将军号”在大同江被焚毁到1992年第一次半岛核危机爆发之间的整个美朝关系史,接着又用15分钟表达了朝鲜军民抗击美国颠覆行动的决心。所有这些长篇大论结束之后,巴拉迪注意到餐盘里摆着的汉堡包所夹的鸡蛋已经变冷发灰——“但毕竟是为了外交,我们没得选,只能开始吃饭”。

2014年12月13日,朝中社公布了金正恩冒雪视察人民军海军第189部队第7团的照片。图中的军舰为西海舰队旗舰“罗津”级护卫舰,在朝鲜海军中属于吨位较大的舰艇

单方面宣讲和发灰的冷汉堡构成了一组绝佳的象征,贯穿在长达25年的朝鲜核问题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即使是在为了争取经济援助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刻,平壤当局也始终認定其核计划具有足够的正当性,不应被放弃。周期性的“核爆—谈判—核爆”循环并不会通往“废核”的目标,而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是为了争取时间和空间,以完成核武力的确实化,继而彻底重构东北亚安全和经济秩序。巴拉迪认为,21世纪初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废核进程给平壤提供了一种警示:最大限度地配合IAEA的核查进程并不能为政权安全提供任何保障,相反会被外界视为穷途末路、崩溃在即的信号。倒是印度、巴基斯坦这两个事实核国家以及长期徘徊于核门槛边缘的以色列,在复杂的博弈后最终为国际社会重新接纳,使朝鲜获得了某种期待:只要核力量形成一定规模,并证明自己具有对抗制裁的能力,周边国家终究会忍气吞声,将“发灰的冷汉堡”咀嚼咽下。

整整10年过去了。在朝鲜核问题谈判和对美外交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姜锡柱已经于2016年5月因患食道癌去世。巴拉迪在2009年结束了自己的IAEA生涯,4年后彻底退休。2003~2007年在北京参与过六方会谈的各国代表,部分改任他职,部分已经离开外交舞台。然而半岛核问题的严峻程度却比当年更加突出:在2016年9月完成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当量的第五次地下核试验前后,朝鲜寄予厚望的“舞水端”和“北极星”系列中程导弹也相继进行了成功试射,将理论上的核威慑半径由此前的1500公里大幅度延伸到了2500~4000公里,足以覆盖日本全境和关岛。在2016年5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七大”上,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正式将朝鲜定义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家”,朝中社称为“五千年民族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震撼着天地”。

核武器的特殊性,在于其彻底颠覆了既有的安全战略框架和政策手段。小国只须具备最低限度的核攻击力,就足以使疆域、经济基值和常规武力远为优越的大国丧失起码的安全保障,从而形成杠杆效应。而大国因为有更多的人口、更暴露的经济目标和更庞大的常规军力可能成为小国核武器的打击对象,其安全处境反而会变得岌岌可危。不仅如此,核武器的绝对毁灭性意味着它并不符合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混合以其他方式的继续”的经典论断——只要有一枚核导弹离开发射架,带来的都将是无法胜数的人口杀伤和环境破坏。而即使是具备最完善反导手段和精确打击能力的大国,都无法确保能快速无遗漏地解除对手的核能力。

2017年暮春再度升级的这场危机,纠结之处便在于此:在朝鲜距离发展出足够覆盖美国西海岸的洲际导弹仅剩3到8年时间之际,特朗普已经无法延续其前任的“战略忍耐”,而必须做出直接回应。但无论是“定点清除”还是全面入侵都不足以彻底消解朝鲜断然实施核报复的风险,甚至还会令日、韩两大盟友以及驻扎在周边的美军部队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而已然实施过多轮的经济制裁,似乎并无法撼动平壤挟核自重的决心。金正恩政权在2017年的一系列人事和宣传口径变化,似乎透露出了重回谈判桌的意向;但“拥核国家”的既成事实与“半岛无核化”的国际普遍立场之间的反差,决定了即使是对话也无法缓解当事国之间的深层矛盾和分歧。日复一日,朝鲜主动弃核的概率正变得微乎其微,同时双方有效对话和沟通的渠道变得越发狭窄。波动式上升的朝鲜核危机,正在演化为危险的井喷,并进一步搅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大棋局。

乐观主义“忍耐”

2011年12月22日下午3點,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集会议的第66届联大主席纳赛尔应朝鲜代表申善昊的要求,宣布为5天前去世的该国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默哀一分钟。美国代表苏珊·赖斯当即起身离场以示反对,日本代表西田恒夫和韩国代表金塾紧随其后退场。在半空的会场里,只有三分之一国家的代表选择留下来挨过尴尬的一分钟,而同样接到朝方要求的安理会最终拒绝了这个默哀环节,理由是“该做法不合适”。

这并不是金正日希望留给儿子的“遗产”,但的确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深陷经济困难多年之后,朝鲜在国际舞台上的受重视程度正在下降。尽管平壤已经在2006和2009年相继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但在专业人士的评估中得分并不高。更重要的是,这两次核试验几乎立即伴随着要求与国际社会对话以及寻求经济援助的努力,不免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朝鲜并未把发展核武器当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而仅仅是借此挑起话题、吸引关注。尤其是到了2008年秋天,金正日身体不佳、急于安排接班人事项的传闻开始在情报圈中发酵,随后平壤高调推出的货币改革和“去市场化”措施以全盘失败而收场,更是使“朝鲜崩溃论”再度在欧美舆论中兴起。对金正日之死的怠慢和不屑,只是其中的缩影之一,背后反映的却是兼有欣慰和急不可耐的复杂情绪——在平壤政权走向剧变和瓦解之前,必须抓住机会,实现本国在东北亚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2011年12月19日,金正日去世的消息正式公布后,平壤一家工厂的工人们泣不成声

自2009年4月朝鲜主动宣布退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以来,以多国一致的方式应对半岛核危机的努力事实上已经搁浅。对“朝鲜可能崩溃”的预期,推动着各国政府竞相以单边行动的方式为后金正日时代的剧变安排后手。讽刺的是,美国成为这种“自由放任”政策最早的试水者:2009年8月,为搭救两名在中朝边境被朝方军人逮捕的电视记者,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飞往平壤,成为9年多以来第一位进入朝鲜领土的前美国政府高官,并顺利接回获释的记者。同年12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任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博斯沃思再度飞往平壤,与姜锡柱等朝鲜官员展开会谈。尽管博斯沃思最终未能见到金正日本人,也没能在重返六方会谈和终止核计划等关键问题上获得朝方的任何承诺,但身为前驻朝大使、亲历过90年代末朝鲜经济困难局面的博斯沃思在重返故地之后,再度得出了“变化在即”的印象: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随时可能生变。

情报与咨询公司“战略预见”(Stratfor)副总裁、知名地理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此之前发表的一篇长文《当朝鲜最终崩溃》,很好地显示了此际美国政策人士的预判。卡普兰断言,由于平壤政权掌握的财政资源逐步濒临枯竭,在金正日去世之后,朝鲜地方省份可能出现由高级军官或当地党组织领袖组建的割据政权,并与中央政府之间进行正面对抗,最终彻底改写整个政局,而美国政府必须“准备好为2300万半饥饿的朝鲜民众承担责任”。驻韩美军的分析师开始研究在朝鲜爆发内战后如何向平壤进军,目光更“长远”的人士则已经开始为美军在统一之后的朝鲜半岛驻军以及未来日韩关系的走向而浮想联翩了。

由于这种乐观情绪的存在,2010年5月“天安舰事件”发生之后,白宫并未对朝韩、美韩双边对话的中断感到多么紧张。希拉里在2009年12月评价博斯沃思的平壤之行时提出的一个关键词,随后一直主导着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战略忍耐,同时与六方会谈中的其他相关各方保持密切协商”。所谓“忍耐”,看似委曲求全,本质上却是对朝鲜军事能力的极度蔑视和对“崩溃终将到来”这一前景的信心。美国不相信朝鲜能解决原子武器小型化以及远程弹道导弹研发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同时将诸如“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战之类的边境冲突视为平壤当局已无计可施的标志。他们似乎赌对了——2011年3月,朝鲜通过俄罗斯方面主动放出风声,表示愿意重返六方会谈、与各国就停止铀浓缩活动等问题展开对话。7月下旬,博斯沃思与朝鲜新任第一副外相金桂冠在纽约举行会谈,讨论平壤重返六方会谈的前期准备。一切看似已经开始峰回路转。

但乐观之下也隐藏着一个极为幽深的陷阱:由于美国率先开启了“自由放任”之门,看似目标一致的六方会谈五国现在是以单对单而非协调一致的方式制定对朝政策。2010年11月延坪岛炮战之后,中国政府曾主动提出召开六方会谈紧急会议的呼吁,却被韩、日、美三国相继回绝。三国方面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首先解决朝韩两国之间的安全紧张,随后才能召开会谈。换言之,双边接触被置于多边框架之上。2011年4月,中国在事实上接受了这一现实,提出朝核问题的解决可以采用“三步走”模式,首先由朝韩、美朝直接对话并达成一致,随后再重启六方会谈。在金正日去世前夕,美朝两国外交部门的高级谈判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

由于美国率先带头倡导双边接触模式,在五国与朝鲜之间,现在多出了一个暧昧的中间地带。多边安全机制追求的是一种“止损”的最低目标,各国以之为准绳和平壤展开博弈;而带有“特殊主义”色彩的双边外交,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可以首先在对朝关系中追求属于自己的独占性利益,随后再将这种特殊利益和六方会谈捆绑到一起。并且任何一国对朝双边接触的挫败,都会影响到六方会谈重启的前景。相应的,平壤当局也可以利用这个中间地带完成自己的战略布局——在新的复合双边安全框架中,五国处于战略外线、彼此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位于内线的朝鲜政权则可游刃有余,对不同的国家提出迥异的承诺,最终保全其自身。

新框架下中国重回双边模式的标志性事件,是2009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平壤的访问。此次访问罕见地不以要求朝鲜做出弃核承诺为前提,而是重点商讨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和合作,并签署了关于建设新鸭绿江大桥、开发威化岛和黄金坪、成立罗先经济特区开发共同管理委员会、租借罗津港意向在内的多项协议。换言之,中国同样通过双边经济“输血”,含蓄地表达了希望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不生乱”、维持对华友好和信息互通渠道的意愿。对年轻领袖金正恩来说,这无疑是他从父亲手中继承的最有价值的经济遗产。

核风云再起

2011年12月28日,金正日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平壤举行。身材发福的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张成泽、金基南、崔泰福、李英浩、金永春、金正觉、禹东测7位军政要人一起站在灵车两侧,显得不太自然。这7位“托孤重臣”组成了新领袖的辅佐班子,其中有军人、宣传部门负责人、议会领导者,也有身兼经济部门主管和领袖亲属双重角色的“造王者”(张成泽)。他们在资历和政治根基上都远比新领导人来得深厚,所有人都预见到了金正恩迟早会进行政治洗牌、培植自己的基本盘。但谁也不曾料到,这一进程会来得如此之快。

美国政府对朝鲜领导人的更迭,依然采取了观望和审慎乐观的姿态。2012年2月23日,美朝外交系统高官在北京举行了为期2天的闭门会议,在2月29日公布了被称为《闰日协议》(Leap Day Agreement)的对话意向声明。根据该协议,朝鲜在与美国进行对话期间,将暂停地下核试验以及宁边核设施的铀浓缩活动,同时承诺不再试射遠程导弹;在核问题的解决上,将由IAEA派遣代表团前往宁边,对朝鲜的铀浓缩记录和核设施的运转状况进行核查以及报告。作为回报,美国将在短期内向朝鲜婴幼儿和水灾灾民提供24万吨营养品援助。在《闰日协议》中,朝方出人意料地承认1953年的半岛停战协议是“维护和平稳定的基石”,令美国大感欣慰。但两个前途未卜的隐患也再度埋下;美方并未将朝韩两国停止对彼此的边界袭扰行动纳入约束性条件,从而引起了韩国首尔政府的不满;关于IAEA重新主导核查一事,美国并未征求其他四国的意见。

由IAEA技术人员主导对朝核查,而非假手五国集团的力量,系由巴拉迪在90年代第一次半岛核危机期间率先提出,理由有二:IAEA固然反对朝鲜的铀浓缩活动和核武开发事业,但并不带有预设立场。在检查核设施以及朝鲜方面对废燃料棒的处理情况时,他们将更多侧重于避免反应堆出现安全问题并提出相对中立的评估报告,从而更容易为朝方所接受。另外,从1994年朝核问题《框架协议》达成到2006年朝鲜最终进行核试验,美朝双方的互动一直是以“行动换行动”的方式实现,极易因意外出现或政府换届而卡壳。而由不负责操作事宜的IAEA核查人员进驻朝鲜、对其核设施的日常运转状况进行监督,将不至于因政治变化而中断,同时还能破除关于朝鲜核项目的一系列夸张传闻。但美国在90年代的核查进程中曾屡次对IAEA的工作模式表示不满,并多次试图诱导核查人员要求朝方提供机密数据和证词,实际上已经注定了双方无法一致工作。

2007年7月16日,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克里斯托弗·希尔(前左)与韩国代表千英宇(前右)结束在首尔的会议后,并肩走出会场。此次会议旨在为IAEA核查人员进驻宁边核设施设定日程表

关于IAEA核查人员重返平壤的邀约,系由朝鲜方面主动提出,近似一种外交烟幕弹:一来,长期负责核问题谈判和对美外交的姜锡柱深知IAEA与美国政府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历来主张多边合作框架的IAEA在《闰日协议》之下的处境必不会很理想;二来这毕竟是自2009年最后一批IAEA核查人员撤出宁边以来,朝鲜第一次主动表达了将其核项目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意愿,在外交层面无疑为新领导人金正恩树立了开明的形象。

然而烟雾消散的时间之短,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2012年3月16日,在《闰日协议》签署后不过两周,朝鲜宇宙空间技术委员会(KCST)突然向外界宣布:为庆祝开国领袖金日成100周年诞辰,将于4月中旬利用运载火箭发射一枚气象卫星。美国国务院立即宣布将暂停实施对朝食品援助,同时驻日美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4月12日夜间,一枚“银河3号”火箭从东仓里西海卫星发射场腾空而起,但在飞行90秒钟后发生爆炸,残骸坠入黄海,卫星未能入轨。美韩军方通过对坠海的火箭碎片进行打捞和研究,判断其第一级助推器为4台“芦洞1号”中程导弹发动机,二级助推器为1台“化城7号”短程导弹发动机,三级助推器为2台小型游动发动机。换言之,只需将第三级弹体携带的人造卫星更换为核弹头,理论上便可制造出一枚射程6000~1万公里的简易版洲际导弹。12月12日,朝鲜再度发射了一枚同型号的“银河3号”火箭,成功地将第二颗“光明星3号”卫星送入太阳极地轨道(后失去控制)。对火箭残骸的研究不仅再度证实了所谓“火箭发射”不过是弹道导弹试射的伪装,而且所用的技术和零件与伊朗完全一致:朝鲜核问题已走向全球化。

对沉迷于“战略忍耐”无法自拔的奥巴马政府来说,导弹风云再起不啻于一记大棒。它清楚地显示美国在两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误判:朝鲜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远未严重到足以使领导人放弃核武开发的程度;在金正日时代曾反复出现的“核爆—示弱—谈判—核爆”循环,已经上升到更危险的层次。核武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恐吓工具,而是变成了目的本身——只有向外界真实地展现朝鲜已经拥有了具备实战打击力的核弹头和洲际导弹,国际社会才会把“朝鲜拥核”当作一种严肃的事实加以对待。而朝鲜也将以此为凭靠,寻求和美韩分别缔结和平协定,彻底变更东北亚的安全和经济格局。金正恩要的不是蜻蜓点水的援助,而是重新洗牌。

对火箭力量的展示结束之后,进行下一次核试验的时机已经水到渠成。2013年2月12日,朝鲜在丰溪里试验场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造成的人工地震强度明显超过前两次。日韩等国军方判断其爆炸当量超过0.8万吨TNT,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小男孩”的一半。联合国安理会随即在3月7日通过第2094号决议,谴责核试验之举,并再次扩大对朝制裁的范围。但朝鲜并不为所动,反而公开宣布核弹头小型化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将在4月重启宁边核反应堆扩建计划。同年12月12日,“二号人物”张成泽遭到清洗。

在形形色色真假难辨的消息之中窥探朝鲜“竹幕”背后的虚实,无论如何都不容易。迄今为止,我们尚无法彻底还原在金正恩执政后的最初两年里,平壤最高权力圈里发生的一切。但可以肯定的是,卡普兰所预测的那种分裂和冲突远未出现。貌不惊人的新领袖以继续坚持核武开发和更新一线装备赢得了军队中坚力量的支持,用“礼物政治”俘获了党政官僚,通过金正日时代缔结的援助协议和部分开放市场经济解决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之急,随后一步步地接手党政军实权,并将尾大不掉的“托孤重臣”们排除出局。尽管时常陷于健康状况不佳的阴影下,但这位“80后”领导人的头脑和手腕,足以令当初的“崩溃论”支持者大跌眼镜。

法国摄影师埃里克·拉福格在平壤街头拍摄到的休假士兵

进入2014年,形式继续急轉直下。3月26日,朝鲜向日本海方向试射了两枚“芦洞1号”中程导弹。这是平壤目前的武器库中技术最成熟的投射工具,也是对韩国和日本执行核威慑的优先选项。3月31日,朝鲜海军以岸防炮和舰炮向韩国白翎岛东北方向海域发射了约130余枚炮弹,造成“延坪岛事件”之后最为严重的边界冲突。同年11月28日和12月21日,“北极星”系列潜射导弹在公众面前惊艳亮相,完成了两次带有试验性的水下发射。2015年1月10日,朝方在积累了足够充分的“导弹外交”资本之后,向美国方面提出了取消2015年春天例行的美韩联合军演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9天后,朝鲜六方会谈代表、第一副外相金桂冠在新加坡与一批美国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进行了试探性接触,但无果而终。至此,《闰日协议》乃至整个“忍耐政策”都已经陷入僵局。美朝双边关系濒临破裂,第二个关键国家韩国开始走上前台。

“远景”遥不可及

2016年2月23日,韩国民众在首尔国防部大楼前举行抗议示威,反对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

女总统朴槿惠在2013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造成的阴影之下宣誓就职。在当年的元旦讲话中,金正恩做出了关于“改善国民经济,寻求国家统一”的表态,一度被认为是在向朴槿惠释放善意。但随后平壤立即宣布废除1953年停战协定,又显示了两国关系的风云诡谲。朴槿惠最初的回应与其前任李明博并无二致:美韩“鹞鹰”联合军演依然如期在东海举行,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游弋于半岛东岸,从关岛起飞的B-52和B-2型战略轰炸机接连飞越韩国上空。但仅仅过了一个月,韩国外交部与统一部就在年度工作计划中提出了“施压与对话双轨并行”的新路线,试图促成朝方做出“正确选择”。这也是青瓦台主导半岛局势的重要尝试。

按照朴槿惠本人在大选前的阐述,所谓“双轨并行”既不是李明博式的一味强硬,也非金大中、卢武铉任内“阳光政策”的翻版:前者已被证明低估了朝鲜的经济自给能力,非但未能迫使其立即崩溃或重返六方会谈,反而使平壤孤注一掷下注于核项目;后者虽然在表面上促成了半岛双方的沟通和对话,但因为不曾将经济援助与协力和终止核计划挂钩,反而为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间接提供了资金。朴槿惠设想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系指“以坚固的安保为基石,通过建立韩朝互信、发展韩朝关系,实现朝鲜半岛和平,进而打下统一的基础”。换言之,美韩同盟仍将继续维持,韩国将继续依靠美国提供安全和政治庇护,不会将美国撤军问题作为争取朝鲜终止核计划的交换条件。改善双边关系可以先自政治人物的私下接触开始,逐步停止海陆边界地带的小规模摩擦、恢复长期对话。在此基础上,倘若朝方在核问题上做出了善意回应,韩方愿在人道主义援助、能源获取、经济发展等领域为其提供帮助,扩大互惠交流。

为促成朝鲜最终“弃核”的实现,朴槿惠的“信任进程”还纳入了一项“远景朝鲜”规划,内容包括:在朝鲜终止核开发之后,韩国愿为其提供升级电力、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资金以及技术,以改善朝鲜的经济处境;国际制裁解除之后,韩国将帮助朝鲜进入国际金融组织,建立更多的经济特区,并在双方首都互设日常办事处。这一方案实际上部分返回到了1994年美朝《框架协议》的路线,将朝鲜“废核”的进度与经济援助力度挂钩,诱导平壤方面做出权衡。远景的最末部分还包含一项“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宣称愿暂时搁置南北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以构建经济共同体为起点,最终追求政治和社会共同体。在此过程中,韩方愿意容忍和接纳外部力量的存在:在经济方面,寻求中、日、俄三国的通力合作,以半岛经济体为起点,构建东北亚交通、能源和贸易统一市场;在安全方面,寻求美国和中国的谅解,在维持自卫能力的基础上商讨美国驻军的前景,并将“三八线”非军事区建设为和平公园。

某种意义上,“远景朝鲜”关于东北亚经济和安全的长期构想,才是朴槿惠的雄心所在。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关系上的邻近,无论半岛统一朝何种方向发展,都不可能绕开参与六方会谈的中、美、日、俄四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过程中,推动上述四国尤其是中、日、俄三国更多的资源投入,形成覆盖整个东北亚的水陆联运交通网和自由贸易区,并与经中亚通往欧洲的俄罗斯铁路网以及区域市场对接,即可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东北亚互信机制的缺失以及“安全两难”广泛存在的问题,通过朝核问题上的“小多边”带动经济、安全融合的“大多边”。韩国作为一体化机制的中介者,无须投入最多资源,却可搭上中、日等国的便车,无疑是一本万利。

对于日渐微妙的中美关系,朴槿惠同样有其应对策略,那就是“等距离外交”:在安全和政治层面,继续维持韩美同盟,以增加在全球安全事务和自身安保问题上的话语权;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则以中韩“战略合作伙伴”为轴心,优先考虑发展中韩自由贸易协议(FTA)和中、日、韩三国自贸区。政治和安全上与美国结盟,经济上向中国靠近,相互对冲,这是“等距离外交”的实质,也符合地理政治学的基本逻辑。但一切的前提,依然是能在近在咫尺的朝鲜核问题上取得突破,以解除后顾之忧。

2013年5月和11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崔龙海作为金正恩的特使,先后出访中国和俄罗斯,恢复了中断近一年之久的高层对外接触。在访华期间,崔龙海间接回应了朴槿惠政府的“远景”倡议,表示愿意采用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对话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呼吁韩美两国与平壤直接对话,并于当年9月重启了中断运营近半年的开城工业园区。2014年10月,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黄炳誓、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养健以及崔龙海借参加仁川亚运会闭幕式之机到访韩国,实现了7年以来两国高级官员的首次直接接触。2015年,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正式呼吁南北双方就半岛统一问题展开接触,并首先就离散家属谈判、重开金刚山观光特区等问题举行谈判,这也是“朴氏外交”最令人振奋的成果。

但一俟谈判实际展开,双方的立场差异随即变得无法弥合:平壤方面延续了长期以来的政策捆绑战术,要求将暂停美朝联合军演作为离散家属团聚的交换条件,同时无保留恢复金刚山观光特区的运营,以套取外汇。第一项要求随即为首尔当局所拒绝:维持美韩安保同盟的地位是整个“信任进程”的前提,也是朴槿惠政府向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保证。按照韩国政府的既定主张,即使是在朝鲜终止核项目之后,韩方也无法承诺立即让美军自半岛撤出。将实现家属团聚与取消既定的军演项目挂钩,只会有利于平壤方面离间美韩关系。因此韩方随即提出一项反制条件:朝鲜方面须保证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韩方才能取消军演。这一要求当然遭到了平壤方面的拒绝。在金刚山观光问题上,韩方坚持认为在“弃核”的共识达成之前,不应以任何方式为朝鲜获得获取外汇收入的机会,两场谈判先后陷入了僵局。

2009年短暂的反市场化改革失败之后,朝鲜政府重新默许了小规模商品经济以及地下黑市的复苏,这进一步加强了“苦难行军”时代形成的多中心分散型经济的承压能力。金正恩在“确立新经济管理体系”“让人民尽情享受社会主义富贵荣华”等口号之下,允许城市居民通过商品交换和买卖改善生活,并设立了24个名目不一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使一直在向中国和俄罗斯出口矿石和煤炭的朝鲜直接获益。加上6万余名外派劳工每年赚取的超过2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朝鲜的经济状况在金正恩時代一度出现了小范围复苏。朴槿惠在此种背景下依然坚持要求平壤“弃核”,当然会让朝鲜方面大感滑稽。

相比大而无当的“远景”,反而是金正恩的“边缘战略”表现出了一以贯之的稳定性。与韩国希望借助半岛危机建立一体化安全秩序的宏大叙事不同,金正恩的长期目标首先在于实现美朝双边接触,迫使华盛顿承认其拥核国家地位;其次在于使朝核问题相关各方无法形成有效的制裁联盟,以抵消安理会决议的实施效力。整整两年徒劳无功的马拉松式谈判结束之后,他已经做好继续实施“导弹外交”的准备了。

“萨德”来了

2016年伊始,金正恩的核威慑机器开始全面启动。1月6日中午,朝鲜政府对外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10时,本国第一枚氢弹已经在丰溪里核试验场试爆成功,证明朝鲜完全掌握了热核武器小型化技术。大部分国外分析家根据地震观测机构监测到的数据(里氏5.1级),推断爆炸的核弹当量不会超过2.2万吨TNT,与2013年的第三次核试验大体相当,但朝中社对此依旧大作宣传,称其为“5000年民族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紧接着,2月7日上午,头部载有“光明星4号”人造卫星的“银河4号”运载火箭从西海发射基地升空,飞越东海和太平洋,一级助推器、整流罩、二级助推器于8点45分之前相继溅落于半岛以西海域、济州岛西南方以及菲律宾以东洋面。3小时后,朝鲜中央电视台对外公布称:“光明星4号”已成功进入轨道。

选择在2016年这一时机突然加大核武威慑的力度,自有其背后的“锦绣山逻辑”。经过连续4年的政策和人事调整,金正恩的政治地位已经完全巩固,再不必收敛个人意志。据韩国国防部、统一部和情报当局统计,从2011年底到2016年初,朝鲜109个核心党政军职位中有79个更换了首长,比例高达72.5%;其中15个军队核心职位中有12个发生更迭,人民武力部长更是换了6人之多。经过这番调整,最重要的10位党政军核心领导人的年龄由2012年的68.6岁下降到了2015年的61.1岁,基本完成了领导层换代。在成功清洗张成泽、李英浩、玄永哲等旧臣,巩固了最高权力之后,金正恩唯一尚未取得显著进展而长期收益也最大的只剩下了外交领域。在对美、对韩双边外交皆未取得显著进展的情况下,他需要以非常之举突显自己的存在感。

不仅如此,随着金正日晚年签署的一系列对外经济合作和援助协议陆续到期或终止,朝鲜获得外汇和精密军工元器件的道路正在被堵死。2014年朝鲜从各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获得的金钱和实物援助总额仅为5000万美元,只相当于10年前的六分之一;向叙利亚、古巴等国出售弹道导弹和常规武器的收入也在缓慢下滑。安理会负责调查制裁实施情况的专家小组甚至发现,朝鲜正在通过驻缅甸、叙利亚、越南以及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商业代表甚至外交人员进行非法金融活动,以补足“礼物政治”所需的现金流。摆脱困境已属势在必行。

然而,至少在一开始,“核武外交”收获的国际反应并不理想。2016年3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进一步制裁平壤的第2270号决议。该决议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应对前往朝鲜或从朝鲜出发的一切船舶、飞机及其搭载的进出口货物进行强制检查;全面禁止朝鲜银行在联合国成员国境内的交易活动,并禁止联合国成员国的金融机构在朝鲜境内开设分行、事务所、账户;除民生目的外,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铁矿以及金、钒、钛、稀土等战略物资;禁止向朝鲜提供航空燃料(包括火箭燃料)和轻型武器;禁止成员国与朝鲜进行导弹技术合作。16名朝鲜公民、12个组织/机构和31艘船只被列为追加制裁对象,包括朝鲜第二自然科学院(负责军工科研)、宇宙开发局、军需工业部、矿业开发贸易公司以及端川商业银行的主要负责人,船只则是朝鲜远洋航运管理公司名下的资产。朝鲜的困境,至此似已达到极致。

但变数也正蕴藏在一潭死水之下。“远景”落空的朴槿惠,既不愿以一己之力承担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在中美之间推行“等距离外交”的尝试也未获得突破性成果。权衡利弊之下,韩国国防部于2016年7月8日最终决定接受美军在韩部署一套末段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即“萨德”(THAAD)。该系统内含的AN/TPY-2型X波段主动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可达2000公里,能从敌方中短程导弹升空之时起就对其弹道特征加以捕捉、分析和追踪,并在870公里外发现雷达反射截面积(RCS)仅为0.01平方米的弹头。朝鲜方面的回应则是在8月3日进行了“芦洞1号”中程导弹的首次全程试射。导弹在向东飞行了1000公里后,于日本秋田县男鹿半岛以西250公里处落入日方专属经济区海域。这是自1998年“白头山1号”运载火箭第一级助推器溅落于日本海以来,朝鲜导弹坠落点离日本海岸最近的一次,使驻日美军也感受到了来自平壤的核威慑力。

然而受到“萨德”安全影响最严重的并非朝鲜,倒是中国。“萨德”的高机动性、可移动性特征,与韩国的实际反导需求并不完全重合。面对近在咫尺的朝鲜威胁,韩国需要的是一款立足于拦截飞行弹道较低、弹头大部分时间位于大气层内的“化城”系列短程导弹,且覆盖半径可达300~500公里的固定式反导系统;而“萨德”的拦截高度下限为50公里,实际上更适合对抗弹体已进入飞行中段或末段、弹头完成再入大气层飞行的中远程导弹。换言之,其为驻日美军或美国在太平洋基地提供早期预警和拦截的价值,远大过防御韩国的需要。AN/TPY-2型雷达的探测和数据采集半径,足以覆盖中国东北、华北和东南大部分地区,从而对中国赖以遂行反干涉战略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的日常训练和试验进行高精度监控,因之带有明显的挑衅性。

东北亚多层次安全格局的高度复杂性,至此再度凸显。核武当前,韩国为增加自身的安全保障,以捆绑“萨德”为途径重回美国的安全轨道,意味着“特殊主义”再度成为东北亚安全中的主流倾向。正是在此背景下,5月3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前外相李洙墉现身北京,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释放出了不同寻常的信号。李洙墉此行旨在向中方通报5月初举行的劳动党“七大”的情况,同时带来了金正恩表示“朝方希望与中方共同努力,加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口信。这是2016年初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首度有高官出访北京。而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中除去继续申明“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加强沟通对话,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既定立场外,也强调了中方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愿同朝方共同努力,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换言之,在不明确违反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的前提下,中国正在返回2012年之前实行过的“脱钩外交”模式,将半岛无核化与巩固和发展中朝关系分离开来。

在不违反安理会2270号决议的前提下,中国有能力借助50万吨以下的粮食援助和每年最低52万吨的石油输出(这一数字是中朝友谊石油管道为维持妥善度所需的最低通过值),维持平壤政权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并使自身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话语权重新上升。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认为,尽管“脱钩外交”对半岛无核化以及朝鲜的内部改革很难说具有明显的影响效果,但它是一种“止损”效应明显的战略,有助于使朝鲜政权摆脱严重和急迫的内部危机,从而使半岛形势的最终走向脱离美韩框架的引导。在外部空间日益逼仄的背景下,“脱钩战略”至少可以使中国摆脱无法兼顾无核化与维持半岛内部稳定的两难处境,获得一个相对可靠的时间窗来制定应对核问题的下一步对策。

但金正恩的反应再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2016年9月9日,朝鲜举行第五次地下核试验,推定爆炸当量与广岛原子弹已经相差无几。进入2017年春天,平壤再度进行“北极星2号”和“芦洞1号”中程导弹的全程试射,并扬言第六次核试验已经准备就绪。在此背景下,習近平主席于4月初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了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双方共同承诺合作应对朝鲜核问题,随后又多次通电话。紧接着,“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经过长达两周的犹疑,最终调头北上。朝鲜半岛再度笼罩在过去20多年间周期性出现的危机中。

考虑到中方正在为斡旋事态做出努力,且美军并未做好投入全面冲突的准备,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或许仍是雷声大、雨点小。然而一个跨过核门槛的朝鲜,已经令集体安全的转圜空间变得微乎其微。即将到来的,或许将是一种新的复合式双边外交——更有约束力的经济条件,更果断的军事威慑,以及将管控半岛危机置于中美合作的新前景下的模式。

(参考资料:Mohamed El Baradei,The Age of Deception: Nuclear Diplomacy in Treacherous Times;《非传统安全与中美反扩散博弈:在朝鲜及伊朗核问题上》,时殷弘著;《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探析》,杨悦著;《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外交政策新课题》,张慧智、于艇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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