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被授予普利兹克奖时,你曾在获奖感言的最后自问:我们自己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伊东丰雄:做建筑就是试图在不稳定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自然世界之中建立秩序。然而,我们常常在寻求秩序的时候,陷入陈旧传统的解决方案,发现自己被限制性框架所禁锢。对我而言,建筑的任务就是把人们从那些限制性框架中释放出来,创建出让人们感到舒适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所以我一直都在努力向前推动我的建筑设计,从来不允许固化自己的风格,如同普利兹克奖评委会对我的评价,“力图扩展建筑的可能性”,并试图“达到宁静的境界”。

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我一直以来“超越现代主义”的方向,就是致力于推倒这堵把现代建筑与自然和当地社会隔离开来的墙,并创造出面对自然、拥抱当地社会文化的建筑。尤其是在2011年大地震之后,每一次去到被海啸袭击的灾区,都会提醒我技术在大自然盛怒下是多么无力。所以现在是我们重新亲近大自然的时候了,让人类单调城市中的混凝土方盒向广饶的大自然敞开胸怀,重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在参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2016年熊本地震灾后重建时,你提到以此为起点反思以往的都市模式?

伊东丰雄:我以为经历了地震,会让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反思,特别是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但是,事实却让人失望。2011年地震后,我以为东京会有很大的改变,人们可能不想再住在高楼里面,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一切如故,好像地震没有发生过一样。去年熊本的地震,也是一样。

地震后我曾经做过一些灾后街道重建的方案,让被破坏的街道恢复活力,可是都没有被采纳,我觉得很可惜。比如说我在釜石市的一个计划,是一个集合住宅,周边有防潮堤,我就把防潮堤做得跟自然融合在一起,但是不被接受。最后确定的方案还是个一堵墙式的防潮堤,把自然跟人分开,这样的堤岸可以让人亲近吗?所以,大部分的灾区重建计划依然基于现代主义式的思考方式,这点让我抱有疑虑。地震和海啸已经一再证明,现代技术和人们设想的概念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是如此无力,人们却无视这显而易见的事实,一如既往地提出“那么下次就别只建一道防潮堤,而是在干道、铁路两旁设置三道防线来减灾”这种解决方案。即便是基于“减灾”的考虑,我也不认为那种纯粹进行区块的规划,就能够帮助活生生的共同体完成复兴。人们需要的不是分割人类与自然的规划,而是以人类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为前提的规划,比如利用碎石建造成组的防波堤、植树等等,虽然没有绝对安全的建筑方法,但至少应该能够增强人们的相互信赖。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主张建筑要随时代变化。那么在每一个时代,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如何?

伊东丰雄:建筑与社会一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20世纪是建筑带动社会的时代,建筑师有强烈的建筑改变社会的愿望。到了21世纪,建筑和社会的关系即不只是美,而更像是一种金钱关系。我比较喜欢20世纪的建筑,特别是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那时候是最有活力的。现在最有趣的地方是亚洲,虽然日本已经不怎么有趣,但比如中国,未来将成为基于自身文化传统而不断产生新建筑的年代,或者说必须成为这样的时代。亚洲的建筑曾与自然维持密切联系,但现代主义建筑的兴起迫使亚洲丧失了地域特色,现在要尝试超越现代主义,重建建筑与城市。

三联生活周刊:你并不信奉建筑在物理上的永恒性?那什么才是建筑的永恒之处呢?

伊东丰雄:我直到现在还是这么觉得,所谓的建筑,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时代和生活。那么建筑师所谓的设计,不过就是透过滤光镜映照在屏幕上的影像罢了。不过,即使是“众人之家”这样的小建筑,如果使用的人真心喜欢,自然就会留存下去。

如今的日本,在经过泡沫经济之后,社会变得没有方向感,没有欲望的人也逐渐增多,年轻人不爱买汽车,不追求服装品牌,即使是居住的房屋也可以跟人共享。另外,科技的发展让人与人的交流越来越虚拟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筑要怎么做?我目前的一個目标是,希望通过建筑把人跟物、人跟人拉近,人不应该一直住在高楼上面,活在虚拟世界里面,而应该更多回到大自然,这样或许就能打起精神恢复活力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安藤忠雄并称日本建筑界的两位巨匠,而且巧合的是,两位都出生于1941年,被认为开创了日本建筑的两条路径。你个人怎么看?

伊东丰雄:我认为安藤忠雄的风格是比较固定的,比如采用清水混凝土的材料、长方形或者圆形的造型,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不会有太多的演变,总是保持一个规则。而我的建筑生涯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在不同的时代会做不同的建筑,建筑风格一直在随人和时代演变,这就是我和安藤之间的区别所在。

虽然我们目前是两条平行线,但也是可以一起喝酒的朋友。早年我和安藤之间还有件趣事,那是在1982年,一起被矶崎新推荐,代表日本出席了彼得埃森曼在纽约举办的建筑师交流大会——P3 Conference。那次大会云集了各国的建筑师代表,如今都成为鼎鼎大名的人物。安藤以“住吉的长屋”应战,结果只获得了寥寥的掌声。而我提交了“银色小屋”的轻构设计案,也不怎么被看好,反而激发了我回到日本后将它建起来。当时因为主办单位经费方面的限制,我们俩竟然被安排住在了同一间酒店房间里。安藤看到我的行李箱,很惊讶,“这么几天的旅行,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相形之下,安藤只带了一个轻便旅行袋,里面只有一些简报用的幻灯片和随身速写本,而且我发现,他一整袋都是免洗内裤和免洗袜,所以他的行李越来越轻。从这点看来,安藤的确比我更实际,他是带有合理主义性格又非常强韧的一个建筑师。

三联生活周刊: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方案竞赛过程中,扎哈·哈迪德曾中标,但被一批日本建筑师公开反对,你也站在前列。推翻重启竞标之后,你又输给了隈研吾。可否回顾一下这一事件?

伊东丰雄:表面上看,扎哈方案被推翻是因为她的设计超支太多,超过了预算的3倍之多。但钱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作为奥运主场馆的新国立竞技场位于东京市内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东京自江户时代发展至今有至少400多年的历史,而新国立竞技场的周边建筑也有大约百年的历史。这个地方有两片非常大的绿化,一个是皇宫所在的“内苑”,是由一大片树林所形成的绿带。跟内苑形成一个封闭式的绿化带不同的“外苑”,是向外扩散式的绿带。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所,扎哈·哈迪德最初的方案却没有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关联,体量非常庞大,而且看起来可以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重启后的竞标只有我和隈研吾参与,而我是最终落败的一方,我对此深感遗憾。我提出的方案是用72根比较粗壮的木柱作为支撑构件,这些木柱围绕在整个场馆的周围。木柱的传统可以追溯至日本绳文时代的木柱遗迹,而我运用木柱不是将其作为表皮化的象征,而是让它成为结构,并强调其精神性。我还在整个场地内部设计了从红到蓝的褪晕,希望将能量的集中和传递用一种优雅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个方案最终没有中选,我很失望。坦白地讲最终的结果是个政治性的妥协产物,在迫在眉睫的时间限定下,甚至可以说是施工企业的方案。我的方案显然对于一般施工方来说太麻烦了,他们宁可选一个“差不多就好”的。

(实习记者裴诗赟对本文亦有贡献)

打赏
赞 (0)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