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之树木,引导我们上升

维舟

法国史学家阿兰·科尔班与他的作品《树荫的温柔》

每一种人类的情感几乎都可以通过树来表达

树是有生命的。那不仅是现代人所說的树木作为一种“生物”的意思,在许多传统文化中,树是生命的起源:在那些传说中,宇宙的中心有一棵巨大的神树,那里有神灵守护着代表永生的力量——通常就是它的果子。树深深扎根于大地,会朝向天空不断周期性生长,某些树种寿命极长,这都使得它看上去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并且比人类更接近神灵。

如今,在现代都市中生活的人们很少会怀有这样的敬畏;不过,一旦你静下心来面对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树,自然能感受到它所蕴藏的某种“不属于人类的时间性”,就像是面对某个阅尽人世沧桑后保持沉默的老人。

在《树荫的温柔》中,法国史学家阿兰·科尔班所谈的并不是植物学意义上的树木本身,而是树对于人的文化意义——而他发现,那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树的荣枯呈现着大自然的节奏;树经常是生命栖居的世界,那就是个小宇宙;大树向高处的生长象征着希望和对完美的冲动;对中世纪的基督徒而言,树允诺了生命和拯救,因为十字架和圣诞树也是木制的。在近代以来,笛卡儿否认了植物具有灵魂,认为它们不会感知痛苦、没有情感,它们随即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客体。自此,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森林是有用的自然资源或供人休憩之所,通常只有那些浪漫主义者和艺术家才会对它抱有一种生命的敬意。

无论如何,人类需要树木,恐怕远比树木需要人类为多——没有我们,它们说不定过得更好。人们需要的不仅是作为一种资源的木材或遮挡阳光的树荫,还需要借用它的象征和意义。在几乎任何一种文化(也许沙漠文化除外),不同的树木都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象征意味:神圣、情色、温柔、抵抗、坚贞、诱惑……要说树没有情感,可每一种人类的情感,几乎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树来表达。这种象征性意义的表达,常常还在不同文化中有着极为相似的呈现——例如中世纪的欧洲人喜欢用“葡萄藤缠绕榆树”或“常春藤缠绕橡树”来象征两性的亲密关系,而汉语中也有“春藤缠树妻偎夫”,这意味着这种联想的背后所体现的是普遍共通的心理。

西方文化在对奥林匹斯山和阿卡迪亚田园美景的想象中都是绿树成荫的景象,中国人心目中的极乐之地却常常更具有人工的意味:天宫、瑶池、琼楼玉宇,都更像是人世间宫殿和园林的投射。生活在中东那些沙漠绿洲和小块平原上的人们所设想的天国则又有所不同:在《圣经》及阿拉伯-波斯文化中,伊甸园和天堂(paradise)里虽然也有不少树,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大多是果树。

自然,《树荫的温柔》主要是聚焦于欧洲文化(尤其是法国)对树木的激情而展开的,但值得补充的是,即便是“欧洲”内部,也有着相当不同的森林文化。相比起南欧,德国和东欧地区在历史上人口稀少而密布难以穿越的森林,而在缺乏铁器的年代,森林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在没有锯子之前,即便有铁斧,要砍伐一棵大树也需要无穷无尽的力量。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德国文化中,森林有着更为特殊的意味,那是深沉、内省而又令人战栗的力量;在俄国,森林在传统上更被看作是各种妖魔鬼怪出没的可怕地方。在发源于德语区的精神分析学派中,森林常被视为无意识的象征:那是黑暗、未知的地方,是可怕的野兽出没的场所,正如无意识看起来也像是黑暗的、未知之处,并充满了野蛮的、不受欢迎的冲动。

从神圣到世俗

树木还是那些树木,但在不同文化的感知里,它们的意味就大有不同了。虽然中国文化中也把树木视为大地生命力的象征(所谓“不毛之地”,就意味着植物被视为大地的毛发),我们对家族繁衍和血族意识的隐喻,如“世”“本”等字均取自树木。不过,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对树的敬畏较淡,没有森林之神,对不受人力干预的自然也没那么向往。至于那种对树木的神学阐释,或树与情色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人而言就更为陌生了,那恐怕纯是基督教神学和西方想象的产物。更进一步说,那种将树作为一个待观察、测量、描画的客体的想法,也是源自那种主客二元的透视法。扉页上伊夫·伯纳富瓦的话无疑也是如此,意在表明树是不依赖人这个主体而存在的客体:“无我树亦存在。这种生命形式,毫不主观、毫无投射地讲,就是纯粹的我。在树面前,我的幸运就是直接与陌生者,与非我接触。”

然而,中国文化中更普遍的观念恐怕是“无我则树不存在”,外物被视为人心的体现,被赋予人文色彩和价值,并不存在一个纯然自在的“树”。《诗经·小雅》有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一看似白描、实则低徊婉转的意境,在后世化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以“树”为无情之物,实则意味着将树视为与自我无甚差别的同类,似乎人与树彼此感知。王阳明有名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说的虽是花,但其意味相同:外物不是客体,而是人心的折射。

作为感官历史的大师,阿兰·科尔班对树的文化意义也注重人的感官体验——从视觉到触觉、听觉,但相对并不怎么注重思想史分析。他的写法也是那种典型的法国学者风格:以一种诗化的语言来写历史著作,看上去更像是许多篇相关主题的散文的结合,对不习惯这种风格的人来说,显得结构松散。换作中国学者来写,一如张哲俊在《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中所展现的那样,则多半会从比较文学、民俗学和历史掌故的角度入手,或许可以就某一个点深入挖掘、梳理清晰,但就不会如此视野开阔、复杂多线了。

如果一定要说,那我想理解人与树之间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线索,是“从神圣到世俗”。这可能也是整个自然界的共同命运:一个原本被视为神圣存在的那些事物,在人的眼里渐渐丧失了神性,褪去了光环,变成了平凡的星球、石头、鸟兽和树木。在上古时代,森林在许多文化中都是圣所,甚至和神殿、寺院一起被视为国家权力也不能介入的圣地领域,犯罪者逃到这种避难所,便可逃避追捕。渐渐地,人们对树木的看法变了,从“树本身就是神”过渡到了“树是神灵/精灵栖息的处所”,树由此被剥夺了神性,转变成了无生命的物体。再后来,作为栖息地的森林逐渐消失,那只不过是可以作为经济资源使用的木材储备地。19世纪镀金时代的美国富豪们假如为了积累利润,可以“在十年内把六个州的森林全部砍光,他将乐于让后人自己照应自己”。那时欧洲的不少医生还指责森林中含有致病的瘴气,一些人建议把树木全部砍光,以此作为一项公共健康措施。

“保护树木”的想法是在那之后才出现的。这本身意味着人类已经掌控了自然界,使它从原本被敬畏的对象变成了被保护的对象。绿树成荫的花园再度被视为美妙之所,尽管它的形象深受古代理想和田园牧歌形象的激发,但背后的意味是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树木不是神性的天堂的一部分,而只是精心规划、用来保障人们身心愉悦和感官享受的公共举措。像法国作家雨果这样“浓荫树下思考的散步者”日渐多了起来,树木自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新的角色,一个兼具实用性和精神性的角色,因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随着现代人对木材需求的相对减少,我们在精神上对树木的需求恐怕倒会越来越大。毕竟,现代人爱树,大多恐怕不是因为喜欢木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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