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法案》:宗教信仰,个人意愿,还是生命?

孙若茜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与他的著作《儿童法案》

“为了孩童的利益而违背父母的宗教原则,法院介入时应慎之又慎。但有时候则非介入不可。可何时为宜呢?在驳复时,她援用了她最喜爱的最高法院法官芒比的誓言:‘人类状况气象万千,断不可随意描述。”——小说《儿童法案》

几年前,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和几位法官共进晚餐。席间,法官们互相打趣、揶揄彼此在过往对案件做出的判断,当然,他们也一道满怀欣赏地回忆着一些绝妙判决中的佳句。虽然谈到内容异乎寻常,但聊天的方式又让作家颇感熟悉——他们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群正在讨论彼此作品的小说家。

为了解决谈话间的一些细小的分歧,晚餐的主人、上诉法院的艾伦·沃德爵士将一卷判决书的合订本从书架上取了下来,从中攫取信息。一个小时后,当大家纷纷离开餐桌去享用咖啡时,判决书摊在了麦克尤恩的膝头,大概就是从那时起,他的小说《儿童法案》开始生根发芽了。

为信仰而死,是否总是高尚的?

这本判决书所收录的并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刑事法庭案件,不必将人明确地划归为恶棍或者不幸的受害者。案件大都是些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走向破裂的爱情和婚姻、父母的虐待、忽视和孩子的命运、医学和疾病、臨终问题、宗教和道德的争议……

最先引起麦克尤恩注意的,是上诉法庭在2000年时关于一个连体婴儿的判决:这是一对骨盆相连的男婴,他们一强一弱共享一个躯干,只共用一个器官,膀胱,它基本上位于强者的体内。弱者的心脏几乎不搏动,且大脑有严重的畸形无法正常发育,他没有肺,想哭都不行;强者用一颗心脏维持着两个人,并为双方供食、呼吸。像很多连体婴一样,如果不被手术分开,他们都会死——弱者只顾享用而体重不断增大,强者严重负荷而日渐消瘦,心脏早晚会衰竭。如果分开,更强的那个孩子则有可能变得正常、健康。

问题是,医生必须在手术中首先切断他们共同的主动脉,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动手杀死那个较弱的孩子,随后才能启动更为复杂的修复手术。孩子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笃信是上帝赋予生命,也只有上帝才能夺走它。他们拒绝谋杀。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公众关注,作家把他们分为两派,一派是世俗的功利者,他们对法律细节毫无耐心,信奉简单的道德等式:救活一个孩子总比两个孩子都死掉好。另一派,则不仅坚信上帝的存在,也参悟上帝的旨意。

如此,法律要如何将父母的坚持放置一旁,而批准“谋杀”?或是在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的支持下,让两个孩子同时死去?当世俗的法律条款和宗教道德信条发生冲突,当父母内心深处想要拯救子女的意图与宗教信仰不相符合,麦克尤恩提起注意的实则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选择间所要面对的伦理困境。

在与法官们共进晚餐的3年后,艾伦·沃德爵士又向作家讲述了另一个他曾经主持的有关耶和华见证人的案件:一个患有白血病的17岁男孩,急需输血,但他和父母都拒不同意。依据他们的信仰,将自己的血同他人的血混在一起是一种玷污,是对造物主美妙礼物的一种拒绝。对他们来说,纵使孩子因不输血而死会十分痛苦,但这种牺牲是纯洁的。医务人员强烈反对放弃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治愈的病人,因此向法院寻求指令,得到指令,他们就可以违背病人的意愿,合法地进行输血。时间非常紧急,因为孩子过不了多久就将进入危险期。一时间,各方的代表和专家证人集聚在皇家法院,提出自己的证据和论点。

成年人拒绝接受治疗,是一项基本的权利,违背其意愿,是侵犯人身的刑事犯罪。对于这个17岁的孩子而言,他的年龄越临近成年,其意愿就将更多地被考虑。但是,在能为自己做决定的年龄之前,他是否要为父母给予他的宗教信仰牺牲,即便他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信仰而死,是否总是高尚的?

儿童的福祉高于父母的信仰?

在连体婴案件的判决书开篇,法官是这样写的:“本庭是法律之庭,而非道德法庭,因而,我们的任务是查明真相,我们的职责是运用相关的法律原则处理我们面前的案子——一个独一无二的案子。”合法的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麦克尤恩在书中写道: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什么回旋空间,两害相权,只能择其轻者。而即便如此,也可能仍不合法。

最终裁决是分离连体婴,法官在“必要性原则”中找到的理据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恶可以违反刑法,这是普通法奠立的理念。论及至关重要的意图,这场手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死双胞胎中的弱者,而是为了拯救强者,消除致命的威胁。弱者因为手术丧生,也并非被蓄意谋杀,而是他自己无法茁壮成长。

在针对耶和华见证人案件进行决断时,法官将其内在的准则更为明确且直接地指了出来——左右其裁决的是孩子的福祉。这两个案件后来都成为麦克尤恩的小说《儿童法案》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家也因此在书的扉页上引用了现实的《儿童法案》(1989)中的第一章首款条约:“法庭在解决任何关涉……儿童养育问题时……应优先考虑儿童的福祉。”

如何定义“福祉”?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福祉不应纯粹从经济上衡量,或者仅仅关涉物质安逸。福祉、幸福、安康必须涵盖美好生活这一哲学概念。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牵涉种种要素和目标:经济与精神自由、品德与同情心、利他无私、奋发图强、深广的人际关系网、赢取他人的尊敬、追求自身存在的恢宏意义,以及在人生的关键时期拥有一个或少数几个铮铮至爱。然而,福祉是一个可变的概念,需要按照当今理性之人的标准加以评判。上一代人绰绰有余的东西,如今可能就匮乏不足了。

麦克尤恩在很多小说中都将笔墨投向了儿童及其生活的世界,《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床笫之间》《水泥花园》《时间中的孩子》《赎罪》等等。而正如他所写,孩童绝非是个孤岛。一个孩子与其家庭、朋友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才是关键因素。

对于法官而言,他的任务或使命并不是救那个17岁的男孩一命,而是裁定何为合理且合法。法官决定亲自去病房看看这个孩子,坐在他床边的一个小时中,他们谈论了很多事情,也包括足球。当然,在小说中,麦克尤恩并没有让艾伦·沃德爵士作为主人公亲自上阵,而是将法官的身份赋予了一位名叫菲奥娜,且正处在婚姻危机中的59岁女性。作家将其关于儿童福祉的伦理思考部分潜藏在对于女法官家庭生活的描述中,她所做出的判断和选择与其自身的背景间似乎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在女性法官的人设下,初次见面的二人没有像现实中那样大谈足球,而是在探讨宗教、诗歌以及音乐。但不管内容是什么,孩子在谈话间透露出的激情,让法官的心中明确了他应有的福祉,因此最终的结论是:“我已充分考虑了A的年龄、信仰以及个人有权拒绝治疗所体现的尊严。依本人之见,他的生命比尊严更可贵。”输血的几个月后,孩子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好转。当法官再次见到这个孩子以及他眼中的喜悦之光时,他更加确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虽然,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倚向宗教,还是法律

被腾挪到小说中的这两个案例都在讲述宗教与法律之间的冲突,这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巧合。麦克尤恩还在书中插入了更多关于这重矛盾的案例,比如一对来自传统犹太教社区的父母对孩子抚养问题的争夺——在传统的犹太教规范下,男孩和女孩须分开上学,以保持纯洁性。时装、电视和网络都严令禁止,也不允许与拥有这些消遣的孩童交往。父亲认为应该严守传统,而母亲虽然没有与犹太教决裂,却希望孩子能去一所男女混合的犹太学校,继而如果她们愿意,还可以上大学深造。

作为一名无神论者,麦克尤恩自始至终对摧残生命存在的宗教信条持反对的态度。趋于极端的拒绝输血、拒绝挽救生命,表面看起来不牵涉生命关键的对选择的局限,在他都是违反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生存伦理的。他曾在《卫报》上刊发过题为《法律与宗教信仰的对决》的文章,并多次对牵涉宗教的事件公开发声——宗教教义在21世纪的英国社会存在的困境及如何与时代和科学的发展保持一致?很多批评界的人士认为麦克尤恩“似乎对那些涉及法律与宗教之间冲突的判断特别感兴趣”,因此他们也将对这本小说的研究焦点放在这对冲突之中。

他无疑在小说中明确了自己对于宗教信仰所牵涉出的问题所持的态度。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需要输血的17岁少年,书中有他被进行治疗后写给法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当那位可怕的医生和六名医务人员带着手术器械进病房时,我还在歇斯底里地咆哮。”“一想到别人的血液流进我的身体,我便恶心得不得了,当场在床上呕吐起来。”“醒来时,发现他俩(父母)都在我床边——他们都在哭,我感觉更难过了,因为我们都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但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过了许久我才明白他们其实是喜极而泣!他们太高兴了,抽泣着拥抱我,互相拥抱,赞颂上帝。这太奇怪了,我一两天都没能想明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后来,少年终于明白,那是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喜悦:在法官的决定下,父母没有违背教义和长辈,也不必被逐出教会,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儿子还活着。“被输了血,但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作者对宗教信仰偏激的秉承者举重若轻的一击,将盲目执拗于信仰而拥抱死亡或者让孩子为此死去的做法定义成一种对悲伤的毫无意义的追求,这种轻松的叙述胜过无数在理性框架内的争辩或厉声的痛呵。在麦克尤恩看来,他们和“9·11”的袭击者,以及此后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杀人或自杀式的袭击者,这些更为极端的例子并无大异。“为信仰而死,并不总是高尚的。”

对于冲突的另一端——法律,作者并没有不假思索地抛出橄榄枝。虽然故事中所有的案件决策最终都由擁有法官身份的一人裁定,虽然法官强调“本庭是法律之庭,而非道德法庭”,但所有问题的核心都是一种伦理困境,单凭法律条文本身,显然不能裁决故事中的一切,也更不用说现实。在很多时候,法官正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他们当然也会犯连上帝都会犯的错误。麦克尤恩在小说中援引了一些严重误判的案例,他后来曾在别的场合谈到,尽管有“量刑指南”,法庭上仍然没有一致性存在。在地球上的法庭中,光明公正和愚蠢不公同时并存。法官同样是人,尤其在面临家庭纠纷,而非黑白分明的刑事案件时,同样理性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这决定于他们的性格、背景,乃至当时的情绪波动和注意力,然而这些又决定了他人的命运。

故事的最终,男孩白血病复发,届时他已经年满18岁,而他拒绝了输血,这也是现实的结局。而在小说中,这一最后的决定也不再是因为宗教的信仰。“考虑到这个悲剧,人们只能猜到悲伤,父母挫败的爱,他们与儿子分享强大的命运感知,以及法庭上所有被挫败的论据,护理人员的凄凉以及徒劳。法官如此怜悯地和理性地期待良好结局的性格,似乎与故事密不可分。”麦克尤恩说,“听到这个结局,我重拾了自己以前的印象——家庭纠纷根植于与小说一样的土壤,生活中的一切重要利益所在的地方。与保留关于审判遐想的同时,小说可以在这里切入,重塑人物和情境,开始研究在爱与信仰之间,世俗的法治精神和真诚的信仰之间的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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