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第十年

朵马

在父母离婚的第十年,我第一次同时见到了他们两个人。

这是一对在结婚快二十年时离婚的夫妻,婚姻的长度几乎占了他们当时生命的一半。这么多年的同床共枕,对彼此的影响必然是刻骨的。但在他们离婚以后,我偶尔试图回忆他们之间亲切的交流、激烈的争吵,记忆却模糊到近乎虚无。

不论离婚前后,我父母的关系都不算好。相处时会因一点小事发动“冷战”,分开时彼此像对伏地魔的名字般讳莫如深。我们一家三口别说结伴出门旅行,从我记事起似乎连一同外食都不曾有过。唯一一次接近成行是在他们离婚一年后,约定在我学校旁边的餐厅为我庆生,可由于我母亲又一次迟到缺席,我只好和父亲匆忙吃了几口就回学校上自习。于是这世界上关系最密切的三个人,竟然快30年都没有一起在外面吃过一顿饭。

离婚后他们仍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在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分手后大可以安心做一对陌生人。直到今年外公病危,我和母亲恰巧都在外地,接到消息连夜赶回家,父亲来机场接我们去医院。在他们离婚后的第十年,我们才终于有机会坐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向前行驶,那些最熟悉不过的街道在车窗外不断后退。

目的地是一个那样沉重的地方,他们的交谈却轻松畅快,仿佛多年未见的中学同学,平淡到我忘记了他们曾经是怎样地记恨对方。他们谈到共同好友的长辈过世,谈到他们这一代人如何赡养父母,谈到各地的养老院和医保政策。他们言语间对死亡的坦然,稍稍安抚了我对将要面对的事情的恐惧。

车程很远,父亲让我放首歌来提神,我把车载光盘的歌曲列表翻了十页,最后选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这张碟里我唯一想听的歌。这样的夜里我担心他们难免会因歌词而感伤,却没想到母亲一直在翻找她的手机充电器,父亲则悠然地跟唱起来。那情景好像和两个分手多年的好友坐在KTV,感慨的似乎只有我一个人。

到了医院,我和母亲上楼,父亲在车里点了一根烟等待。见到外公时他已陷入深度昏迷,对亲人的呼唤都无法做出反应。我们在床边陪伴了一段时间,舅舅让母亲先回家放行李,明天再来换班。下楼时已凌晨两点,父亲把住在反方向的母亲先送回了家。

随后的几天,都由父亲送我到医院看望外公。第三天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外公情况不好。我们连忙赶往医院,慌乱中车门被划了一道几十厘米长的口子。到医院楼下父亲不太想上去。“我到那里,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他说。我知道父亲与外公的关系并不融洽,便说你不想上去就不去吧。

外公终究还是走了,因为年事已高且病情危重,儿女们都早有心理准备。但我仍能感到母亲的惊慌和难过,即使我印象中的外公与母亲几乎没有什么话说。的确,我只在逢年过节见过那个不善言辞的嗜烟嗜酒的老人,不曾参与过他风华正茂的前半生,更不了解母亲在我的年纪是如何与她的父亲相处的。同样,我只感受过父母之间的冷漠和不信任,见证了这段关系如何崩塌,而對他们相遇相知的过往知之甚少。

有次我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你们如此不合适当初却要结婚。父亲想了想,说:“我第一次见你妈妈,她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慌慌张张地赶过来,我当时觉得这个姑娘还不错。”而有天我和母亲路过王府井大街,她突然提起上世纪80年代父亲到北京出差,给她买了一条很贵的牛仔裤。这是他们极少数向我提起往事的瞬间。

人与人之间,多的是其他人不知道的事。即使我是他们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之一,也只能窥见一部分而已。父母离婚的第十年,我们还是未能一起在外吃一顿饭,会有机会的,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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