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跪杂拾

汪朗

清代光绪年间的吏部主事何刚德,有幸参加过皇上的一次生日宴会。时间,甲午年六月;地点,紫禁城太和殿。

说其有幸,并非虚言。主事官阶不过六品,本无资格和皇上套近乎,但其时各部可圈定两名群众代表领受皇恩,何刚德光荣入选,这才开了一回眼。所谓群众代表,其实也有级别,司局级。据何氏在《春明梦录》中回忆,该宴会很是一般,“两人一筵,席地而坐。筵用几,几上数层饽饽,加以果品一层,上加整羊腿一盘。有乳茶有酒。”他的评语是:“宴惟水果可食。”就是这个只能吃上仨瓜俩枣的皇家宴会,却把人折腾得不一般,盖因礼数太多。与宴者要时刻听从皇家司仪即赞礼者的招呼,此人站在殿陛上高喝一声“跪”,众人便得立马从炕桌即“几”旁站起,然后齐刷刷地跪下去。跪毕,再围着炕桌坐下,继续咂摸歪瓜裂枣的滋味。“赤日行天,朝衣冠,盘膝坐,且旋起旋跪,汗流浃背。”这通折腾,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身子骨差点儿的还真顶不住。

中国既为礼仪之邦,官场之上自然少不了各种说道,如此方能“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以公文格式为例,皇帝特降之命令为谕;臣下奏请由皇上批复的为旨;专供省級干部传阅的人事任免等通报为廷寄;上级机关对下级催办公事的文书称札;文职机关向上级打的报告为禀,武职为详;下级官员有事向上级领导汇报,需用手折,给皇上的报告则为奏折……这仅是清代的规矩,其他朝代的暂且不算。初入官场者,光是弄清这些名堂便够晕一阵的。

当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收到过建德一李姓把总送来的文书。老曾见后激动得赋小令一首:“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移封又称移书,本应用于平级官署之间的交涉。清代总督,加尚书衔为从一品。把总不过七品武职,和总督中间隔着副将、参将、都司、守备、千总、百户等一长串官阶。这李把总,平素想给总督叩头都够不着,递送公文居然用起了与之平起平坐的移封,太离谱。无怪乎逗得老曾诗兴勃发。

大清江山尽管是马上得来,但在官场礼仪制度上却一点也不含糊。比如,大臣无论年龄大小、品级高低,面见皇上一律得跪着说话;再如,如果赶上圣上心情不错,谈论公事之余问及臣子的家事或是赐个仨瓜俩枣的,跪着的臣子必须立即谢恩,程序为先脱帽,后叩头。脱帽必须以花翎指向御座。再往脑袋上戴时,只能用一只手整理帽襻。至于叩头,更需功夫,关键是要带响,而且必须响达御前。若怕额痛而不响,或响而痛不可忍,蹙眉闭眼,皆为不及格。有记载说,曾经教同治、光绪两个皇帝认过字的翁同龢,下班后“每夜必在房行三跪九叩头五次乃卧”,声称如此可健身醒脑。其根本目的,恐怕还是想多操练操练,免得叩头谢恩时响动不达标,有损两朝帝师的名头。

翁师傅的头磕得虽好,但最后还是被一道上谕革职回了老家,而且被严加看管。因为他有点儿嘴碎,得罪了太后老佛爷。相比之下,另一大臣曹振镛则成熟得多。曹大人在嘉庆、道光年间长期担任军机大臣,还当过上书房总师傅,死后被道光皇帝予谥“文正”。按清朝惯例,只有进士出身、当过翰林且功勋卓著的省部级以上官员,谥号中才可带一“文”字,而“文正”更是其中规格最高者,只由圣上一人定夺。有清一代,获“文正”之谥的大臣仅八人,其中包括曾国藩。可见曹振镛之了得。

曾有门生问曹老师圣眷不衰之诀窍。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话虽简单,但绝对经典。这曹振镛虽说开口有限,却总能说到点子上。道光皇帝当政后期,对臣工没完没了地提意见十分厌烦,当面驳回吧,又怕落个阻塞言路的恶名,让后人说三道四。关键时刻,曹振镛开了口,建议圣上看折子时对内容不置可否,专挑错字或是表述不合规矩的地方,交由有关部门以“非礼”论处。没多久,满朝大臣再无一人叽叽喳喳,和谐多了。大家都非智障,这点小九九再弄不明白,干脆别混了。后世有人评说:“道、咸以还,风骨销沉,滥觞于此。”当时有人私下给曹老师写过“表扬信”:“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这样一个人,最后居然成了“文正”。

清帝逊位,民国诞生,跪拜叩首之陋俗随之废除,不过曹文正公的传人有的依然吃香。也难怪,比起说话不中听的乌鸦嘴来,“多磕头,少开口”者毕竟更招老大们喜欢。世上有些事情,是不会随着朝代更迭而绝迹的。 (林冬冬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衣食大义》一书,邝 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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