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

张渺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国立西南联大校园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那年他16周岁。

这位老人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在许多场合回忆起西南联大。

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搭的,夏天漏雨,冬天灌风。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挨挨挤挤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没法看书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潘际銮慢慢陷入回忆,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念着念着,他又微笑起来,眼睛里像是闪着光,“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礼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没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写期末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提供一个标准答案或考试提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的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其中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所,让他养成了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的习惯。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他没事儿就会看看,这就是他的生活。”张曼菱说。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时,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某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手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人”,“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英文。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在英文发音上就不强求标准。

但吴宓另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堂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看书,每一首都能当场背出来。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译: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話文翻译。

“怎么能拿一种古代语言的文字,跟另一种现代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他反问学生。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想入社的成员,要写文章将自己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史学家自比为紫鹃,取意“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们都忍不住调侃起来。

吴宓一怒之下,“石社”当即解散。

联大学风

在进入西南联大就读之前,潘际銮是云南省全省高中生毕业会考第一名。可大学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他的专业课物理,就拿了一个不及格。

这对当时的他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教机械原理的老师刘仙洲,学生私底下称其为“刘老大”;另一位教热力学的老师孟广喆,则被称为“孟老二”。两位老师都以严格而著称,孟老师时不时还会在上课前来一次突击小考。

“平时上课我听得很认真,没想到考试一下来了个不及格。从那时候起,我才明白,西南联大的老师,不仅要求我们学会他们在课上讲的内容,还要求我们自学,把课堂上没有讲到、但是又相关的原理,自己融会贯通。”潘际銮坐在沙发上,一边回忆一边感慨。

他突然又露出一个有些小得意的微笑:“从那次不及格之后,我的成绩就一直排在前边啦。”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举了王希季的例子。

据潘际銮解释,那时的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学生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式,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校时,一次考试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

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时的成绩,或是凭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潘际銮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他选择了西南联大。

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人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去旁聽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

“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复制了。”潘际銮摇着头感慨。

一边讲着课,教授们一边还须艰难地维持生计。

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型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区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抗日战争结束后,赵忠尧前往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数年后他归国,从美国带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实验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平时节省的钱,自己购买的。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基于他带回来的这些材料最终装配完成的。

理科教授赵忠尧做肥皂,文科教授闻一多制印。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11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签名的教授当中,不乏平时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但对于对方的学问,往往也会有“相当的尊重”。

“这就是君子之风,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打算让你饿死,活不下去。”张曼菱总结道。 (厝 山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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