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妈妈走出抑郁症阴霾

徐菁菁

妈妈说:“活着太没意思了”

妈妈的精神状态开始出现异常是在2012年年底。那時,爸爸患了腿疾,行动不便。妈妈的情绪变得消极,她总说:“你爸好不了,我的日了也好不了了。”针对我爸的健康状况,我向我妈表态,保证我一定会照顾他们。

可我发现,妈妈心里并不只是装着这一件事。她提到借给老乡一笔钱,怀疑再也要不回来了。我立马去把钱给她要了回来。接着,又问出一个5万块钱的电信诈骗。我跟妈妈说:“5万块钱不是什么大事,咱们承受得了。”她说:“其实我没什么事,就是觉得活着太没意思了。”

此后,妈妈出现了失眠。连续失眠大概一周以后,她开始出虚汗,说话的时候哆嗦。而且她开始记不住事,一件事我刚跟她说过,过了10分钟,她又要重新问一遍。

那时候,我怀疑妈妈出现的并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我给一个患过抑郁症的朋友打电话,问她都有过什么症状。一听她的描述,我就感到妈妈的情况很相似。但我还没有想过送妈妈去住院。我想象中的精神病病房是恐怖的,担心她在医院里受罪,寄希望于靠着我们的照顾和支持,能把她从抑郁症的深坑里拉出来。我搁置了工作,全天候陪着妈妈,但陪伴并没有解决问题。

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妈妈产生了幻觉。我爸住院治疗以后,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你以为你爸是去住院了,其实是被专案组带走了。”听到这话我浑身一阵发凉。那时候,妈妈住在我家里,她总是问,她和爸爸的房子是不是已经被没收了?爸爸出院后,为了让她安心,我把她送回家去住几天。我千叮咛万嘱咐,叫我爸看住她,没想到她还是自己溜了出去,最后是被小区的保安押着回来的,她爬到了21层楼顶,说不想活了。

“我想到的办法就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

即使到了这一步,应该怎么治疗妈妈的病,一家人还是难以达成共识。医生给出的建议是住院治疗,接受电休克疗法。一家人都怕妈妈受苦,爸爸不同意送妈妈去住院,妹妹不同意做电休克。

妈妈生病以后,爸爸就和我说:“家里以后就靠你遮风挡雨了。”这话让我觉得特别心酸——我深刻感到爸爸老了。这话也让我明确了一点:面对妈妈的病,我绝不能回避。妈妈去住院,接受电休克治疗,是我最终拍的板。我也心疼妈妈,但要是妈妈得了其他重病,进了重症监护室呢?作为家属,一定要跟大夫站在一起,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两个月以后,妈妈出院了,情况比我们预料得还要好。

出院以后,我们必须避免她遭遇任何情绪上的大波动。在妈妈身上,我想到的办法就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她刚开始念叨:“我觉得人家家里那个饮水机挺好的。”我们在手机上已经下单了。妈妈喜欢旅游,我们就多带她出去走。冬天的时候,北京天气不好,我就送父母去三亚住,这样他们每天都能出门活动。

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最难的一点,是你怎么去平衡自己内心的感受。妈妈有脾气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做到呵护她、接纳她?

今年1月份时,因为一个偶然事情,妹妹发现父母账户上的钱没了。原来,妈妈瞒着我们所有人将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花400万元买了一家公司的理财产品,她还觉得自己的决定很英明。事实上,这家公司的理财很可能是诈骗。可你跟她强调她做了错事,她就开始急了。我当时立刻给了妈妈一个承诺,我说:“这钱要得回来你是我妈,要不回来你也是我妈,它绝不影响你任何生活。最重要的是先不要告诉爸爸。”不告诉爸爸,是因为他很可能冲妈妈发火,翻旧账,这会刺激到妈妈。

有了我的这个承诺,妈妈的精神状态才没有恶化。接下来的那几个月,我们一面去外面追钱,一面还要在家里安抚她,过得提心吊胆。期间我先生给了我特别大的支持,他当时和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很多事情想透就好了。一句话:要钱还是要妈?要妈,咱们就得让她高兴,让她安心,别在她面前再提这钱,就当这钱没有了。”

“我重新认识了她”

能够做到宽容和接纳妈妈,除了意识到她是一个病人,更重要的一点是我重新认识了她。

我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妈给人的印象是:知识广博,为人热情,看问题的眼光长远,价值观很正。但我知道妈妈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她没有要好的朋友,在工作单位里,她的人际关系也常年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她性格里有非常强势的一面,会带给身边人特别大的压力。妈妈内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她的好心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方说,家里煮饺子,她总想着要给小区的保安送一些。家里的旧衣服她也想着要送给人家,可她不但不能理解人家未必乐意收下这些旧东西,还特别希望人家真心实意地感谢她。

妈妈生病后,我花了大量时间想要弄清楚抑郁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为什么会发生在妈妈身上。我发现,妈妈的家族里面有两位亲属也得过抑郁症,这说明,妈妈的抑郁可能有一定遗传因素的作用。此外,妈妈患病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于是我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找我爸和家里的亲戚谈话,回头去了解妈妈的一生。

妈妈出生在农村,是家里的长女。姥爷是中学老师,比较重男轻女,但是姥姥很开明,一心要把妈妈培养成才。妈妈早年特别顺遂,考到北京上大学,学习好,人又漂亮。外事单位到大学去招人,一眼就看中了她。可是在她工作不到一年时幸运就戛然而止了。国际关系风云突变,妈妈一下子坐起了冷板凳。不但如此,那时候,姥爷被打成了“反革命”。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妈妈第一次犯病。1968年,妈妈和爸爸相识结婚,1969年就生了我,生我时,我爸是“现行反革命”,妈妈目睹了被抄家,丈夫被人带走。我生下来100天时,我妈就下了干校,干她从来没有干过的农活。这些过往让我突然理解了很多事情。我明白了妈妈当初为什么能狠心把幼小的我送回老家,明白了妈妈抑郁症发作的时候,那些幻觉、那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妈妈好几次掉到金融诈骗的坑里,我爸总是归结于妈妈“贪财”,我却不这样想。我和妈妈说:“我知道您其实根本就不贪财,您只是想证明一下您的成功。”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我发现妈妈一辈子争强好胜,但她的欲望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种欲望,包括被认可、被爱、被尊重。

妈妈已经70多岁了,她已经没有知识、能力和动力去对抗这些,只能做子女的主动回头,主动伸手去拉住她。

走到今天,照顾妈妈依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其他人谈论妈妈的病,让他们也能够像对待一个普通病人一样包容她。但让我欣慰的是,妈妈终于建立起了对我的基本信任。她跟爸爸也建立起了特别牢固的一个信任感,他们相信晚年会很幸福,因为他们有我。

(水云间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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