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在“较劲”

赵絪

王瑶伯伯是父亲赵俪生清华时代的同学兼好友。二人一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谊,彼此都有些不屑于对方,但又终生相互牵挂,以至于王瑶伯伯谢世后,父亲对他的弟子与传人予以密切的关注。这说明老同学的情分依然存在。

王瑶和父亲在学人中属于另类,两个人身上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他们总是看到人家不愿让别人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让提的东西。这是一对绝不讨人喜欢的学人。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所不用其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这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个性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倒霉的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既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时失足落入下水道而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右派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也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20余年。

第一次见到王瑶伯伯,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俪生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儿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1953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上演了这样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面对面地唇枪舌剑。父亲的3个女儿,坐在地毯上,以大姐为首,排成一排,像啦啦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的我们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地轰我们走,但当我们不走时,他就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暗悟当年这无礼行径竟为父亲包容,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对王瑶伯伯背负了一生的歉意。

20世纪60年代初,王伯伯来兰州大学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失礼言语的致歉,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关于曹禺戏剧的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高兴。大家团聚在一起,热烈讨论,叙旧事、谈学问,也谈时下局势,真是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其乐融融。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年轻时也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所以没有发生两位老同学相互攻击的一幕。1966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灾,故安享三级教授待会,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会,那时家中已有电视机,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要比父亲好得多。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击,从年轻到故去,似乎从未停止。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被定为三级教授,来青岛一问,大学肄业3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居然也被定为三级教授。本来他心里就不舒服,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的师兄,摆出一副“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可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三级,你只是山大的三级。”

在教学这一领域,他们同样能找出互相调侃的内容来。父亲的普通话虽略带山东口音,但也算“一口官话”了,而王瑶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调。父亲为此不知“臭摆”过他多少次:“亏你在北京上学、教书大半辈子,那个山西调调儿一点都没有改进。”王伯伯颇不以为然地说:“每年开学,都有新生递条子,说听不懂我的山西话,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就这么慢慢听吧,听习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时候听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们的耳朵变了。”如此坚守乡音,也实属难能可贵。当父亲知道王伯伯还带有外国留学生时,不无讥讽地说:“你那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放眼望去,那么多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块阵地的领军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操着一口山西腔的王瑶导师带出来的?

至于父亲的“台风”,已被他的弟子和传人渲染得极为生动,凡是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讲学的,从长辈到晚辈,从内行到外行,从欣赏他的到忌恨他的,无不折服于他的“一副钢口”,可其中所付出的辛劳也只有家人知晓了。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他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儿来。从20世纪50年代带出的孙祚民、孙达人,到80年代以秦晖为代表的“七只九斤黄”的关门弟子,还有在史学领域这块鲜为人知的寂寥园地,稍许留神拨拉拨拉,凡是从山大、兰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师名家,有几个没有听过他的课,有几个不是他身教口传的呢?像王瑶、赵俪生这样在学界薪火相传、门生中名家辈出的导师又能有几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师”行列中,应该有两位先生的身影。

他們走了,没有为他们应成为却未成为“世界级大师”而遗憾。他们不是不在乎名利,他们只不过在知己知彼、旗鼓相当、脾性相投的师兄弟间相互攀比罢了,其中多少带有“逗着玩”的色彩,归根到底较量的还是学问做得如何、书教得怎样,否则也不会如此关注对方的专著和他们的后学传人。他们也常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有时显得不够意思和不守规矩,有时显得有失礼仪,但其中文人间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流露得那般机敏、那般天真和那样可爱。

(山 儿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孤灯下的记忆》一书,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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