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做天在看

董倩

贵州小伙王冬在四川崇州打工,在准备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他骑电瓶车在路上撞倒一位老人。老人没纠缠他,而是让他走,但王冬留了下来,叫救护车把老人送到医院。老人病情恶化,王冬把妻儿从老家接到崇州,与老人的儿子一起,担负起照顾老人的职责。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问得最多的是这句话:“为什么当时你不走?走了也许就没有这么多麻烦和负担。”我知道,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这恰好是这个事情最核心的环节。我们被“扶不扶”的问题纠缠得太深、太久,钱、时间、责任……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哪个都要命。所以,在看到王冬和老人做出这种选择时,我们都不能理解,还要反复追问。

我是带着复杂的思绪,去采访几个单纯的人。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即便已时隔多年,依然仿佛历历在目。

王冬在撞了老人后,其实有几次机会可以走,并且不会被发现。

2012年11月6日,王冬从打工几年的工厂辞职,到街上为父母、妻儿选购礼物,准备第二天一大早离开成都,回到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大坡乡的老家。晚上7点多,他骑着电瓶车带着礼物返回厂区宿舍。初冬的天黑得很早,只能靠昏暗的路灯骑行,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个人,想躲时已经来不及。电瓶车把人撞倒了,王冬也磕破额头。他赶紧过去看,是位老人,60岁上下。

“您有没有事?”他问完,随手在老人头上一摸,湿乎乎的——老人的头磕破了。“你走吧,我没事,去街上缝几针就行。你走吧。”昏暗中老人催他走。王冬问出老人目前孤身一人,儿女不在身边。天黑了,四下没人,被撞的老人也没亲没故,关键是还允许他走。

“要是那时走了呢?”我问他,“想过走没有?”王冬说:“没有。除非他有子女能过来,带着去检查,确认没事,我才能走。如果我把他留在那儿了,他真的有事,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人家。”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当时的一切都为他提供了走的条件,如果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小伙子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听老人的话——走。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能回贵州老家,见到很久没见的父母、妻子和小女儿,不会再与这里有任何关系。再说黑暗中老人也说自己没什么事,还亲口说让他走,走是没问题的。如果不走,就要陪老人去检查,要花钱,要花时间。然而王冬没有走,他马上打电话叫来救护车,陪着老人去了医院。

我问他:“是不是注意到周围有摄像头,或者想到也许黑暗中有人会看到,才这样做。”他摇头,告诉我他不是因为摄像头和别人的眼睛而这样做。我还没完没了,继续问:“在你确认没人看见时,也就是天知地知你知了。”他看着我,接着我的话说:“对,是天知地知,但是我知道还有一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做事最起码要对得起良心,不能为自己的良心增加不必要的负担。”这句话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第一次走的机会,王冬放弃了。

王冬随着救护车来到医院,陪着老人做CT检查。在这个过程中他得知老人姓李,今年60岁,家住南充,也是在崇州打工。CT台上,老人再次劝王冬离开。虽然医院知道王冬是肇事者,但不知道他的任何信息,他如果此时走,也经过了老人的允许,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老人的一再相劝让王冬心里又温暖又难过,老人心地这么善良,这时候走,又怎么对得住他?

半小时后CT检查的结果出来了,老人颅内出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并马上手术。王冬怕了,怕的不是要担责任,而是老人家要是没了可怎么办。

医院通知老人家属往来赶,但赶到还需要几个小时。这段时间,是第三次机会。

在等老人的家人来的时候,王冬走了,但他是回宿舍取钱。他把准备带回家的3000多元钱和向同事借的1000多元捆在一起,匆匆赶回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待了一个晚上。

我问他:“那个晚上有没有算一下,如果你不走,老人的医疗费你就要背一阵子了。重症监护、颅内出血,都是要花大钱的。”我言外之意是:看,你不是不走吗?现在麻烦来了,你背得起吗?小伙子说:“我算过了,是要花很大一笔钱。但就算是背负经济损失,总比良心受谴责或者一辈子活在惊恐当中要好得多。至少,我做到了我认为应该做的、比较对的事。”

听他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是药家鑫。深秋的晚上,念大三的药家鑫开车撞倒了一个骑电动车的女孩,药家鑫没去问她的伤情,而是想到自己的“麻烦”——她会记下车牌号告诉警察,他会没完没了地为她花医药费。药家鑫想的是,如果她死了,麻烦就没了。于是,他回车上取刀,捅死了被撞的女子。

人和人,到底相差在哪里呢?王冬受过的正规教育跟药家鑫比差远了,但在药家鑫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良心的影子。良心跟学历没关系,它是家庭和环境的产物。

在王冬的世界里,钱的数额再大也算得清,良心上的账他欠不起。身体上的苦累有限度,但昧了良心做的事会没限度地折磨他。他懂得不多,但他懂得他想过心安的日子,他想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还想最后确认一下。于是,我问他:“站在不少人的角度看,对自己负责的选择应该是走。但是你觉得不走才是为自己负责,为什么?”

小伙子就说了一句话:“不走,是保护我的良心,是保护我自己。”

至此,3次所谓的机会,在王冬眼里都不存在。接下去,就看看王冬会遇到什么。

当老人的儿子李云昌接到电话连夜从南充往崇州的医院赶时,他在心里一遍遍地想,怎么把肇事者狠狠揍一顿。他的老父亲为了给家里增添点收入,这么大岁数还在外面打工,那个小子怎么开车不长眼呢?他又恨又怨。

李云昌见到王冬,知道他是那个撞了父亲的小子,就没给他好脸色。没想到的是,那小子并没躲,而是主动过来把撞倒老人的经过都仔细说清楚,听得李云昌将信将疑,心想,怎么还有这么没心没肺什么都说的肇事者?之后的两天,李云昌暗中打听了一下情况,跟那小子说的基本没差别。他开始琢磨,那小子不是没机会逃啊,有好几次呢,如果他逃了,我恐怕再也见不到我的老父亲了,而且我也根本找不到那小子。李云昌觉得,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也会逃,况且是老父亲让人家走的,这小伙子得有多大勇气才能担下责任,自己肯定做不到。与此同时,李云昌接到了父亲的病危通知书。

按理说把老人撞成这样,王冬是要负刑责的。但在与王冬打交道的过程中,李云昌也渐渐了解到,王冬的家境并不好——他父母年纪都大了,母亲还有些残疾,他的小孩还没断奶,爱人也没有上班,一家人都靠他供养。如果王冬背了刑责,他的家就完蛋了。李云昌不是没想过让他承担刑事责任,毕竟他把老父亲撞成现在这样了。老人动了3次手术,治疗费花了20多万,后续治疗还要十几万,但王冬说这笔钱他来担,李云昌觉得自己还能说什么呀?王冬的真诚、坦率和勇气,让李云昌觉得自己没法往另一条路上跑。

李云昌跟亲戚朋友说起这事的时候,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说:“呦,他没跑呀,你真是碰上个憨子。”他知道王冬不憨,王冬是条汉子。跟汉子打交道,人家又喊自己大哥,那就应该拿出大哥的劲儿来。李云昌决定不让王冬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治病的钱一起出。本来已经很糟糕的事,却由于两个人的宽容和友善,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

为了方便照顾老人,李云昌出钱在医院附近租了两间房,他知道王冬已身无分文,房租也不要他出。王冬让老婆带着没断奶的孩子从老家过来洗衣做饭,照顾起临时合住的两家人。与此同时,他们的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当地媒体也去采访报道。

我采访王冬时,跟他一起往医院走,忽然一位中年妇女跑过来问:“你是王冬吧?”王冬有点儿蒙。那位大姐突然往他手里塞了100块钱,转身就跑。王冬边追边问:“大姐您贵姓?”大姐头也不回地说:“不用不用。”

王冬跟我说,那些天他总能遇到这样的事,有大姐这样直接往手里塞钱的,有往医院送钱的。他把收到的每一笔钱都记在小本子上,虽然大多数时候只能记成是好心人的捐助。

采访时我问他,遇到这么大的事哭过没有,他说没有。但在说到别人用各种方式帮助他的时候,小伙子低下头用手抹抹眼睛。

采訪当事双方的过程中,在简陋的出租屋里,他们穿着普通的衣服,过着仅仅是过得去的生活。但他们心里宁静,虽然被巨额的医疗费压着,但脸上显出的是安详,不急不躁。

(夜 雨摘自东方出版社《懂得》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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