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件重要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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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面具

3世纪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文物局藏

在第一单元“文明溯源”部分,一个3世纪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引人注目。2009年出土,大小与真人面部相仿,由冠部和面部两部分连缀而成,背后衬有多层丝织物。冠部正面并列錾刻出三座阶梯形,顶部有穹顶,每个雉堞两侧各刻一只鹤状立鸟、穗状物,正中各刻一只羊,皆面向左侧,羊角向后卷曲。面部刻出眉、眼、鼻、口,甚至包括人中和法令纹。

面具的出土地位于西藏西部象雄国的范围,距今2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汉代时期。在今阿里地区噶尔县的象泉河北岸,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矗立在海拔4300米的山顶,这座古城就是传说中的象雄王都“穹窿银城”。该地区同时出土了其他几件黄金面具,反映出象雄国存在的覆面葬俗。以黄金面具作为随葬品这一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当时的欧亚大陆范围,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彼侧,印度、尼泊尔也有发现。研究认为早在距今2000至1800年前,西藏西部地区已经与新疆、南亚次大陆联系紧密,并通过新疆与中原、中亚和欧亚草原产生互动和交流。

合金释迦牟尼立像

8世纪

西藏博物馆藏

第三单元展示藏传佛教从中原内地和印度两方面传来,并经过民族化、本土化而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初传入吐蕃时,除中原造像艺术之外,东印度帕拉造像、尼泊尔造像、斯瓦特造像,克什米尔乃至新疆于阗的造像,都对吐蕃佛教艺术产生过影响。此尊释迦牟尼像为克什米尔类型造像,螺发,高鼻梁,通体鎏金。通肩袈裟衣纹呈U形排列,呈现出湿衣贴体的效果,衬托出强壮的身体肌肉,显示着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克什米尔古称罽宾,位于喜马拉雅山西侧,东临我国新疆、西藏,连接中亚、南亚、东亚,历史上是联系东方与西方的桥梁,文化交流汇聚之地。受地方传统和文化交流的影响,克什米尔造像呈现复合形式,既有犍陀罗的影响,又有印度笈多艺术和萨珊波斯的文化痕迹。

布画金城公主进藏图唐卡

西藏博物馆藏

佛教于清初传入西藏,在松赞干布时期产生了雕塑佛像的活动,至赤松德赞时期便出现了唐卡和壁画的绘制,现存最早的一部西藏佛教历史文献《巴协》就详细记载了当时桑耶寺绘塑佛像的史实。根据这一历史背景和一些零星的史料记载,在西藏吐蕃王朝时期出现唐卡艺术应为不争的事实,目前也基本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对于唐卡的产生,学术界普遍采信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的记载,认为最早的一幅唐卡是由松赞干布用其鼻血绘成的白拉姆女神像,此幅唐卡后来在蔡巴万户时被果竹西活佛装进了一尊新塑的白拉姆女神像腹内。

然而,对于西藏唐卡的来源,则是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唐卡來源于印度,而另一种认为唐卡来源于我国中原地区。前一种观点主要为西方学者坚持,而后一种观点则是中国学者的看法。两种观点都有各自充分的依据。从唐卡的时代先后分析,唐卡的绘画风格是在尼泊尔画派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演变,融入民族审美意识,借鉴吸收中原艺术风格而形成。

此唐卡的故事便是根据金城公主进藏与赞普赤德祖赞和亲的传说而绘制。

兽首胡人纹银壶(复制品)

唐(吐蕃时期,约7世纪)

大昭寺藏

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持续两个多世纪,其间通过连接中原与地中海沿岸文化交往的丝绸之路,与外界形成频繁的贸易交流。660年,吐蕃占据青海附近的平原,704年,吐蕃军队控制帕米尔以西。来自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萨珊波斯、粟特文化也因丝路贸易影响到了吐蕃。第二单元展示西藏通过古代交通与中亚、南亚、中原内地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对此件银壶的来历研究,结论不一。藏传佛教宁玛派伏藏文献《国王遗教》记述了松赞干布在大昭寺秘藏了10个壶,其中3个为骆驼首。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记述了大昭寺内所有的文物图像,这件银壶被记为“马头圣银壶”,是宗喀巴大师作为伏藏发现并供奉给大昭寺的。

此壶供奉于大昭寺松赞干布修行殿,内装青稞酒。瑞士西藏艺术学者乌尔里希·冯·施罗德(Ulrich Von Schroeder)认为从仪式功能看与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崇拜有明显关系,其上反弹琵琶的男子发间有日月头饰,令人联想到萨珊君王的形象,表明他们可能属于王室舞者。奥利地学者阿米·海勒(Amy Heller)认为,上述人物并非萨珊王室舞者,发带上的日月头饰不是萨珊王冠的完全翻版,早在8世纪至9世纪的吐蕃王墓前和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石碑上就有日月图案。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上,禄东赞身穿的长袍应是四川产的仿萨珊、粟特服装样式,参考《步辇图》上的服装样式得知,银壶上的人物服装在吐蕃王朝时期已经流行。阿米·海勒的研究倾向于此银瓶为西藏本地制作,因为萨珊或粟特的工匠不可能将王冠戴在乐舞伎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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