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导盲犬

刘红庆

母亲是个盲人,她17岁时生了我。我长到4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他没有睁眼。见多识广的奶奶说:“小猫是出生7天后才睁眼的。”于是,我们全家人开始等待。可7天过去了,弟弟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此后等了无数个7天,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睛。

奶奶早没了,父亲也没了。最令人伤悲的是,2008年年初,不足60岁的母亲也没了。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

整个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在太行山上度过,那里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悲伤。欢乐是母亲给我的,悲伤也是母亲给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看太行山盲人宣传队的演出,给我们讲述盲人们讲述的故事,开启我和弟弟最早的关于艺术与人生的感知。她也唱在乡间传唱的歌谣。

父亲去世后,弟弟成了太行山盲艺人中的一个,一年四季行走在苍茫的太行山中,行无定踪,居无定所……

我在太行山的岁月,家里养的最多的是猫,现在弟弟还养着两只。不外出演出的时候,弟弟起床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喂猫:两根火腿肠。他摸索着从柜子里取了火腿肠,坐在屋子中间的小凳上,用牙咬开火腿肠的皮,一点点送到猫的嘴里。两只猫在他身边“喵呜喵呜”地叫,也成了我们家的一景。这时候,我陪母亲睡在里屋的床上,病中的母亲乐呵呵地向我介绍:“这是寻它爸爸吃火腿肠了……”

家里的猫都没有起过名字,而狗往往都有名字。我记得的太行山里的狗,有两条。

“四眼”是一条黑色狮子狗,它有一对白眼圈,好像戴着一副眼镜,可识文断句似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我去父亲的单位,除了看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会看到“四眼”。它看见陌生人就会叫。

父亲在单位里是一名刮肠衣的工人,每天和油星肉头儿打交道。“四眼”的食物主要来自父亲,所以它便与父亲更亲近。父亲下班回家,“四眼”也会尾随而来。胆小的我很小就敢抚摩它了。一次,我去父亲单位,还独自带着“四眼”走了一段远路回家。“四眼”走一走就撒点尿,它要留下回去的路标。我便觉得“四眼”很神奇。

但是,有一次,我在父亲单位门外探头探脑地走动,引起了“四眼”的警觉,它“汪汪”地叫起来,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它记住了我,看来时间长了,它也会偶尔有忽略老朋友的时候。

几年之后,已经十几岁的“四眼”实在太老了,毛也缺少了光泽。一天,它躺着不起来,眼里流露出无望的悲哀。我问父亲:“它怎么了?”父亲柔和而悲伤地回答:“不行了。”

单位的院子里有几个人,大家无奈地关注着“四眼”的老去。

后来听说职工们埋葬了“四眼”。

“来负责”是我上中学后家里养的一条黄狗,名字是父亲取的。那时候,我们租住了一个独立的小院,父亲取这个名字是把看门的责任交付给了狗。于是,很多年前的太行山乡下,能听到一个男人有力的喊叫声:“来负责——来负责——”那是父亲在叫我们家的狗。这样叫得久了,父亲渐渐地省略了最后一个字,于是,父亲喊叫狗的声音便成了:“来富——来富——”像一个人的名字了。

上中学后我变得很忙,我与“来负责”相处的细节大多没有留下印迹。依旧是父亲从单位里带回肉屑给它。它性格温顺、皮毛漂亮,给我带来过很多快乐。

突然有一天,不论父亲怎么呼叫,“来富”都不再出现。后来,会熟兽皮的父亲接到他朋友的一个活儿,是一张黄色的狗皮。父亲和他的这个朋友绝交了,因为父亲认出这张狗皮正是我们家“来富”的皮。我是听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我并没有亲见这张皮,我不知道深度近視的父亲是怎么判断出这皮就是“来富”的,并且判断是他的朋友杀了我们家的“来富”。

上大学后我到了另一个城市,并在那里的中学兼做教师,与一群男孩子相处亲密。那时,正赶上一个“打狗热潮”,我的一名喜欢狗的学生,把他养的一条狼狗牵到我所在的学校,说是城里“打狗打得狠”,希望他的爱犬能在我那里躲避灾祸。

但是,很快狗就被牵走了。可能因为风头过去了,也可能因为那个学生思念他的狗。反正这条狗与我并未处熟,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

参加工作,是在一个偏远的乡村中学,那里教师不多,女的只有一个。一天,大个子体育老师呼喊那个唯一没有结婚而整天想恋爱的女教师:“鸣凤,鸣凤,快来看呀!”

同事们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纷纷来到院子里。鸣凤打扮整齐出来了,一看,是两只狗在交配,脸顿时红了,啐了大个子一口。

可是,狗都不脸红,鸣凤脸红什么?我便想不通。

弟弟在埋葬了奶奶、埋葬了父母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埋葬着“四眼”“来富”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大个子叫喊、鸣凤脸红的太行山行走着。他唱着他的《光棍苦》,唱着他的《瞎瞎活了这辈辈》,他的声音,穿透整座太行山。乡民们叹息着,专家们感动着,而我牵挂着……

在没有了母亲的太行山,弟弟成了我唯一的牵挂。

带着这份牵挂,在埋葬完母亲不久,我回到北京接了写一本书的任务,是关于导盲犬的。

2008年初夏,我在大连见到了王靖宇教授,听他讲述他和导盲犬的故事。我突然醒悟过来:其实,我就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导盲犬。因为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是我拉着母亲上街,采购家里需要的东西,与亲戚走动也是我拉着母亲去。盲杖是在盲人手里的,盲人去不了的地方,盲杖一定也去不了。可是导盲犬不一样,它比盲杖多了主动性,可以替盲人做出判断。而我在童年、少年时代,智商应该和导盲犬差不多。

其实,我就是一条合格的导盲犬,在我漫长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做了一条导盲犬能够做的一切。

后来弟弟拥有了导盲犬,一条没了,王靖宇教授又给了他一条。很多人都希望弟弟在太行山上独自行走的时候,有一条狗相伴。

有时候我想,假如有来生,我做什么?就做一条导盲犬吧,陪伴像我母亲、弟弟一样的人,做他们的另一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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