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美〕维克多·弗兰克尔 吕娜译

囚犯的内心生活可能很极端,他们能体验以前从未体验过的艺术美和自然美。在艺术美和自然美的影响下,他们甚至会忘记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在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巴伐利亚集中营的路上,如果有人看见我们透过囚车铁窗远眺扎耳茨伯格山脉的山峰在落日中闪闪发光时的一张张面孔,他们绝不会相信这是丧失了自由的人的面孔,尽管这也可能是由于我们渴望借由许久未见的大自然的美而转移目前的痛苦。

在集中营中,一个人也能转移旁边干活者的注意力,使其注意力被引向落日照耀的巴伐利亚森林(其情景就像丢勒的一幅著名水彩画)。在这片树林中,我们已经建好一个巨大的、秘密的兵工厂。一天晚上,我们端着汤碗,精疲力竭地躺在棚屋的地板上休息,一名狱友冲进来让我们跑到集合地看日落。站在外面,我们欣赏着晚霞,看着不断变换形状和色彩的云朵布满整个天空。云彩一会儿铁红色,一会儿艳红色,与我们荒凉的棚屋形成鲜明对比,泥潭也映照出灿烂的天空。几分钟的寂静后,一名囚犯对另一名囚犯感叹道:“世界多美呀!”

还有一次,我们在挖壕沟。地灰蒙蒙的,天也灰蒙蒙的。黎明的微光中,雪灰蒙蒙的,囚犯穿的破衣烂衫也灰蒙蒙的,我们的脸更是灰蒙蒙的。这时,我再次与妻子默默交谈,这或许也是我在为自己遭受的苦难,为即将慢慢死去的事实找些理由。我在与绝望的生存做垂死挣扎,我意识到我的精神已穿透围绕我的沮丧情绪,超越了绝望、无意义的世界。我隱隐约约听见某处一声胜利般的“是的”回答了我生存的最终问题。那一刻,在巴伐利亚凄惨灰暗的黎明中,一座农家小屋里的灯被点亮了,这座小屋在地平线上,就好像画在那儿一样。灯光在黑暗中闪烁,我长久地伫立在结冰的地面上。看守走了过来,侮辱我,而我继续与爱人交谈。我强烈感觉到她的存在,她陪伴在我身旁,我甚至有伸手触摸她或抓住她的冲动,她就在我身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在那一刻,一只鸟飞下来,刚好落在我面前,在我挖壕沟的土堆上直直地盯着我。

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艺术。在集中营,有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呢?这要看你所说的艺术指的是什么。那里经常举办拼凑的卡巴莱表演,先是临时腾出一间棚屋,摆上几张长条木凳,再写一份节目单。到了晚上,那些在集中营里地位较高的人——囚头儿和不必离开营地长途跋涉的工人——就会聚集在那里。他们图的是有机会笑一笑,或者哭一哭,总之是为了忘却悲伤与苦痛。大家唱歌、作诗、开玩笑,间或隐晦地讽刺一下集中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忘却,当然这也的确管用。聚会的吸引力不小,有的普通犯人不顾疲惫与饥饿来看卡巴莱表演,甚至误了领取当天的份饭。

午饭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在工地上给我们分汤(由承包人出汤钱,尽管并不需要多少花费)。我们被准许在一间未完工的发动机房集合。进门时,每人得到一勺汤。在大家贪婪地吸溜汤的时候,一名犯人爬到桶上,唱起了意大利咏叹调。大家都喜欢那些歌曲,他也得到了第二勺汤的奖励——那可是从“桶底”直接舀出来的,里面还有豌豆!

在集中营里,不光对娱乐节目要给予奖励,对鼓掌也有奖励。比如,我就有可能从集中营里最令人生畏的囚头儿那里得到保护(这是多么幸运啊,尽管我从来就没陷入需要保护的境地),他可是有名的“恶鬼”。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我极其荣幸地再次被邀请到那间屋子参加聚会。主任医生的好朋友都到了,卫生队的准尉也在(这是非法的)。“恶鬼”碰巧也来了,大家就请他朗诵一首诗,因为他喜欢作诗在集中营是出了名的。在这方面他也是有求必应。他很快拿出一个日记本,朗诵起来。在他朗诵一首情诗时,我为了忍住不发笑,把嘴唇都咬疼了,这极有可能救了我的命。也是因为我没有吝于鼓掌,所以即便再把我分到他那个工作队,我也能活下来——我以前在他的工作队干过一天,那一天真够受了。总而言之,让残忍的囚头儿对你印象好是大有用处的,所以我拼命给他鼓掌。

当然,一般来说,在集中营里,任何追求艺术的行为都是荒诞的。真正让人难以忘怀且与艺术沾点边的,正是节日表演与凄惨的集中营生活背景所形成的幽灵般的反差。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到奥斯威辛后的第二个晚上我是如何从昏睡中醒来的——是音乐唤醒了我。那个年长的看守在他的屋子里庆祝着什么,而他那里又离我们的监狱不远。他醉醺醺地哼着些陈腐的曲子。突然间,一阵沉寂,一把小提琴向夜空奏出了绝望而悲伤的探戈舞曲。因为演奏得很流畅,所以曲子听上去很美。提琴在哭泣,我身体的一部分也在哭泣,因为那天正好是一个人的24岁生日。那个人正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另一个地方,也许近到仅几百米的距离,也许远至几千米之遥,却与我全然隔绝。那个人就是我的妻子。

对一个外人来说,发现在集中营里居然还有类似艺术的东西存在,一定会令他惊诧不已,但当他听到你还能从中找到幽默感时,更会目瞪口呆。当然,这种幽默感非常细微,而且只持续数秒。幽默是灵魂保存自我的另一件武器。大家都知道,幽默比人性中其他任何成分更能使人漠视困苦,使人从任何境遇中超脱出来,哪怕只是几秒钟。我就曾经训练在建筑工地上一起干活的一位朋友培养幽默感。我向他建议,我们俩每天都要保证给对方编至少一个好笑的故事,内容是有关我们被释放以后的某天发生的某件事。他是个外科医生,曾经在一家大医院做过助理医生。有一次,为了让他发笑,我给他描述了他在重操旧业后仍然不能摆脱在集中营养成的习惯的事。在建筑工地(尤其在督察官巡视完以后),工头经常喊“动起来!动起来!”以鼓动我们干得更快些。我就告诉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回到手术室,正在做一个腹部的大手术。突然,助理跑了进来,喊着‘动起来!动起来!向大家通报主任医生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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