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无知共处

薛巍

一个人最多能知道多少

历史上是否曾经有人无所不知?谁是最后一个读过所有书的人?第一个人选应该是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自然科学、修辞学这些领域他都写过专著。或许还有达·芬奇,既是画家又是发明家。歌德和洪堡也非常博学。自18世纪起,人们就开始承认,全部已知的知识已经多到没有人能全部知道的程度,狄德罗等人撰写的百科全书是一个标志。

但《新科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人类的知识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超过个体的存储能力。“在人类移居非洲之前,鉴于环境的多样性,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保存生存所需的所有信息。今天需要处理的信息更是远超任何一个人的处理能力。人脑大概有1000亿个神经元,相当于1拍字节(Petabytes)。一个人能知道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哪个人的大脑被填满过。在大脑达到处理能力的极限之前,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有一个人学会了50多种语言,他说有时间的话,他能掌握100种语言。做一个漂亮的陶罐需要的知识不到1拍,但如果你想造一架F-22猛禽战斗机,你需要几千拍的知识。”

美国认知科学家史蒂文·斯洛曼和菲利普·费恩巴赫在《知识的错觉》一书中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认知科学家托马斯·兰道尔决定测算一下人类的记忆容量。兰道尔估计了成年人的平均词汇量,并计算了储存这些信息所需的字节数量,进而用这一结果推测出成年人的平均知识量,其结果是0.5G。接下来,兰道尔计算了人们究竟能掌握多少信息,即人脑的知识库到底有多大。假设人们在70年的寿命中习得知识的速度恒定,那么人的知识库大小是1G。兰道尔并未宣称这一结果是准确无误的,但即使把这个数字乘上10倍,和现代笔记本电脑的存储能力比起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如今,一台笔记本电脑的硬盘大概有250G到500G。

早在1984年,金克木先生在《书读完了》一文中说,老一辈的学者可以说把中国的书都读完了,但“今天已经是无数、无量的信息蜂拥而来……我觉得怎样对付無穷无尽的书籍是个大问题”。牛津大学学者西奥多·泽尔丁在《人生的隐秘快乐》一书中说:“我生活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以及终身学习的社会,依旧深感自己的无知。我相信,通过未来更发达的科技、更精明的管理手段、更全面的教育,人类一定能够摆脱无知的状态,然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在等待的过程中,我需要探究人类如何与无知共处。如果我出生在文艺复兴时期,而那个时代每年只有400种英文书籍出版,我便可以努力将它们全部读完。如今,我们每年要面对160多万种读物。因此,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无知。”

无知学的教导

1995年,斯坦福大学科学史教授罗伯特·普罗克特提出“无知学”这一概念。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家斯图尔特·法尔斯坦开了一门关于科学的无知的课程。2012年,他在《无知:它如何推动科学》一书中说,许多科学事实并非坚实的、不可改变的,而是会被后人挑战和修正。发现不是一个整齐的、笔直的过程,而是经常要“在黑暗的房间里摸索,撞上不知名的东西,寻找几乎感知不到的幽灵”。他邀请各专业的科学家给学生上课,对学生说,激励科学家进行研究的不是冰冷坚固的事实,而是让人困惑的模糊性。

美国学者杰米·荷姆斯说,人们往往以为无知是一种需要清除或克服的东西,好像无知只是知识的缺乏。但答案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引出新的问题。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家迈克尔·史密斯也在网上开了一门关于无知的课程,他说知识的岛屿越大,其海岸线——遇到未知的地方——延伸得越长。我们知道的越多,要问的也越多。

荷姆斯在《无知的力量》一书中说,我们身处一个愈来愈复杂、愈来愈让人搞不清楚方向的世界,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智商有多高、意志力有多强、自信心有多旺盛,而是你将如何面对一无所知的事物。没有人喜欢处在困惑当中,所以我们习惯暂停一切思考,先努力抓紧自己能辨认的片段和意义。人类的本能让我们期望能够快速解决矛盾、消灭不合常理的事物,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本能反应也存在着风险。我们应当学习如何运用无知。

(广 袤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期,本刊节选,邝 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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