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

傅志远

在医院里,每天都上演着生离死别,我常看见人们因为自己的至亲挚友遭逢病痛而潸然泪下。有时,我不禁反问自己,若这种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有谁会为我流泪?而我,又会为谁流泪?

某夜,急诊室接到一位从养老院转来的、相当虚弱的老太太。据养老院的看护人员说,她已经好几天吃不下东西了。眼见老太太的进食状况越来越差,才赶紧将她送到医院就诊。本以为只是单纯因长期卧床而造成的肠道蠕动功能不佳,但CT扫描的结果却显示,病人腹内有数不清的肿瘤,正是这些肿瘤造成了肠梗阻。

看来病人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但是养老院的人员对病情不了解,也不敢对接下来的处置做决定,医院只得联系病人的子女。不同于一般人获悉自己父母生病时的激动反应,老太太的子女仅淡淡地在电话中表示:“今天已经很晚了,有什么事明早再说……”挂电话前又补了一句,“原则上我们不打算做太积极的治疗,也放弃所有的急救……”

这让身为当晚值班医生的我相当不满,我对护士说:“再打一次电话,请他们现在就到医院来了解病情!连病情都还没弄清楚就说要放弃,天底下哪有这样不负责任的子女?要不要治疗或是要不要急救,不是电话里头说说就算的!”护士经过再次联系,他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来,但仍拖了好几个小时才慢条斯理地来到医院。

为了让家属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再加上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不佳,所以我在解释病情时说话相当直接:“你们母亲腹内有很多肿瘤,虽然目前原发位置不明,但以这样的影像来判断,极有可能是恶性肿瘤,而且应该到了晚期,你们母亲剩下的时间可能不会太多了。”末了,我又追问了一句,“你们知道她有肿瘤的病史吗?”

站在我面前的是病人的女儿和女婿,他俩互望一眼后并没有给我答案。病人的女儿只是耸耸肩表示:“过去几年她都住在养老院里,我们每年去看她的时候都好好的,或许养老院的看护人员比我们更清楚她的身体状况。”她的话透露出她对自己母亲的关心仅止于一年一次的探视。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与一问三不知的反应,令医护人员既生气又无奈。

我严肃地说明病人需要手术的事实。或许扩散的肿瘤无法根治,但眼前更紧迫的问题是肿瘤增生造成的肠梗阻。手术的目的并非將肿瘤完全切除,而是治疗肠梗阻。或许病人可以因此而改善营养状况,以接受后续针对肿瘤的化疗。否则,还没等肿瘤夺去病人的生命,她就会死于肠梗阻造成的脱水与营养不良。

病人的女婿表示自己只是外人,没有意见可以发表。而病人的女儿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说要手术,那就做吧!”看她签署“手术同意书”的利落动作,很难想象眼前要接受手术的是她的母亲。我不确定此刻她对母亲是关心还是担心。

手术结果如我们所料,肿瘤的切片证实肿瘤的确是恶性的。在对肠子进行绕道重建之后,病人可以再度进食。我原想,对于肿瘤,我们或许无能为力,但外科医生能做的就是把她的肠子“接通”,至少能让病人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的生活质量好一点。

可惜这一切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尽管手术算是成功,随后我们也帮病人进行了化疗,但成效并不理想,恶性肿瘤仍然一点一点侵蚀着老太太的生命。

在治疗过程中,病人的家属很少出现,即使来探病,也是如候鸟般闪电来去。自从在急诊室见过一面之后,我便没有机会再针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说明并与家属展开讨论。

这段时间,唯一陪伴在老太太身边的是一名外乡看护,她是我每天查房时,除了病人本人之外唯一会面对的人。在我建议病人应该多下床活动后,当天早上我就看见她奋力将老太太抱上轮椅,推着她到处活动,好几次,我在医院大厅看见这位外乡看护勤快地推着病人散步。在我告诉病人要多吃点东西,才会有体力继续接受治疗后,她会一口一口努力地喂老太太进食,甚至当病人偶尔心情不好而食欲不佳时,也是她好说歹说、半哄半骗地安抚老太太。

可惜,肿瘤扩散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医疗效果。随着病情的逐渐恶化,原本计划进行的化疗也不得不中止。在病情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刻,我必须请家属到医院来了解状况,为老太太的后续治疗计划做个决定。

我准备了许多医疗影像作为病情说明,也请团队中的肿瘤科医生陪同召开病情说明会,甚至还找了几篇医学文献作为治疗计划的依据。但当我们把所有的人员与资料都备齐时,家属却在电话里面表示:“没空来医院。”他们仅有的交代还是那几句话:“放弃所有急救。”“顺其自然,我们不打算做积极治疗。时间到了,你们医院自己做主,让太平间接走就好……”

护士屡次通知,但他们从不出现。不得已,我只好亲自去电,换来的竟是一顿冷嘲热讽:“你怕什么,我又没有质疑你的医疗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会赖账,这点你可以放心。不要再打来了!”我当即感到一阵悲哀,替病人感到悲哀,替医疗的尊严感到悲哀,更替家属的言行感到悲哀。在我听来,家属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等人死了再打来……”

接下来的几周,病人陷入了等待,不是等待出院,而是等待死亡……每天的查房时间,走向这位老太太的病床旁是我最痛苦的时刻,因为除了口头的安慰与鼓励,我拿不出一点实质行动来帮助病人。况且老太太已经陷入昏睡状态,一天之中醒着的时间越来越短,就算是醒着,我也不确定她是否明白我在说什么。

反而是那位照顾病人的外乡看护,该做的事情她一样都没有少,喂食、翻身、拍痰、按摩,甚至推着老太太坐轮椅到处散步,并没有因为病人的病情不佳而偷懒。她还用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和老太太说话,也不知老太太是否听得见或听得懂。

老太太临终的那一晚,在睡眠中安详地离开。

我用电话通知家属,话筒那头只有一句简单的回复:“我知道了。”

以过去的接触经验来推测,我相信他们没有流一滴眼泪。

没有眼泪的不只是家属,其他负责协助处理病人遗体的护士与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基于工作的专业性,不能也不应该有眼泪。身为病人的主治医生,我到现场确认了她的死亡。对于无法掌控疾病的进程与医疗技术的局限,我虽然感到很遗憾,但是也同样没有眼泪。

反倒是与老太太非亲非故的外乡看护,看着眼前这位再熟悉不过的陌生人,如今竟成了一具冰冷的遗体,不禁真情流露,号啕大哭,久久不能自已。

转身离开病房时,我的眼眶有些泛红,眼角落下了一滴泪水。

这滴泪,不是为病人流,而是为这位重情重义的外乡看护而流。

(刘 振摘自中信出版社《医生,不医死》一书,杜凤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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